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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突然停止，自然的声音取而代之：火焰的噼啪声，远处大西洋的波涛声，呼啸的风声。卢伯克看到尸体躺在火边：此人长着络腮胡子和浓密的黑发，穿着衣服，尸体上装饰着珠子，还撒上了赭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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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半人半鹿打扮的人一边打着鼓，一边跳过火焰。他对死人说话，要求抬起地上的石板。两个女人走上前抬起石板，露出石头砌成的墓穴里的另一具尸体。卢伯克探出身子，看到骨骼的轮廓在绷紧的黄色皮肤下清晰可见。萨满在墓穴边跪下，将干尸抬到一边——尸体碎开，骨头和墓中更早的尸骨混在一起。[3]新的尸体被搬进墓穴。死者的物品被一件件地放在他的身侧，几把精美的燧石刀被置于他的胸口。又撒了一些赭石粉后，石板被放回原位。然后，人们在墓穴上点起了一小堆火，并肃穆地将一头鹿和野猪的颌骨放入火中。火焰熄灭后，歌舞和宴会重新开始。[4]卢伯克加入其中——这是他在欧洲之行中最后一次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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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M. 佩卡尔（M. Péquart）和S.-J. 佩卡尔（S.-J. Péquart）发现并发掘了泰维耶克的中石器时代定居点和墓地，以及附近一处名为奥埃迪克（Hoëdic）的墓地。这些遗址曾经坐落于延绵海岸的低矮土丘上，但上升的海平面把它们变成了布列塔尼（Brittany）沿岸的小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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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墓葬、骸骨和生活垃圾的研究显示，大西洋沿岸的中石器时代居民与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同时代人有很多共同特征。他们食谱多样（包括大型哺乳动物、水禽、贝类、水果和坚果），并为保护自己的领地和女人而战。他们还用服饰表示自己的身份：泰维耶克墓葬中的斗篷别针用野猪的骨头制作，奥埃迪克人的别针则使用鹿骨。今天很少有人能区分这两种别针，但对中石器时代的人类来说，它们的区别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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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维耶克人珍视和放入墓中的物品与卢伯克在其他地方看到的很像：燧石刀、鹿齿、野猪獠牙和骨制匕首。最富有的同样是较年轻的成人，他们依靠自己身体的力量和敏捷的头脑获取财富，后来又因为年老体衰而失去它们。和鹿岛墓地一样，男性的陪葬品比女性的更实用，而且两者拥有各自不同的珠宝：男性是宝贝壳，女性是荔枝螺做的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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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合葬是泰维耶克和奥埃迪克墓地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像佩卡尔夫妇和后来的考古学家所推测的，我们必须认为每座石头砌成的墓穴中放的是同一家庭的成员，血亲关系对这些人似乎格外重要。但并非所有墓穴都是这种风格。许多墓中只埋着一个人，有的墓上覆盖着用鹿角制作的帐篷般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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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对泰维耶克和奥埃迪克丰富的仪式和宴会证据感到意外：那里的居民一定感到不安，需要能安抚自己的神明。他们不仅要面对生活在东面不超过50千米处的LBK农民的影响，还要面临来自南方的类似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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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LBK在中欧扩张时，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也出现在地中海沿岸周围。一些考古学家认为，上述遗址是随移民的到来而出现的，这些人是西亚农民的直系后裔，他们的近祖在希腊和意大利南部建立了定居点，比如新尼科美狄亚。另一些考古学家反对这种看法，他们认为通过接触东方的农民，地中海中部和西部的中石器时代原住民自己接受了新石器时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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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双方都认同，公元前6000—前4500年的地中海新石器时代文化与中欧的看上去截然不同。一边是拥有完整新石器时代“套装”的遗址（LBK文化具有木结构的房屋、牛群、绵羊、庄稼、陶器和打磨的石斧），一边是中石器时代的遗址（细石器、鹿和野猪的骸骨），在当地可以看到两者的鲜明区别。相反，在地中海的单个遗址中，新石器和中石器时代元素混在一起，似乎被同一群人在同一时间使用。这些遗址绝大部分为岩洞，布拉德福德大学（University of Bradford）的詹姆斯·卢思韦特（James Lewthwaite）和彼得·罗利——康维等考古学家认为，原住的狩猎采集者在新石器时代套装中做了选择，不愿自己成为完全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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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思韦特表示，科西嘉和撒丁岛的中石器时代居民选择豢养绵羊和山羊来弥补猎物的不足——马鹿从未在这些岛上繁衍。与此同时，他们没有接受谷物和木结构房屋，以便继续自己传统的狩猎采集者生活方式，后者现在因为他们豢养了小群家畜而更加安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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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狩猎采集者从新石器时代套装中选择了陶器，因为陶器既能用来烹饪食物，又是社交展示的有用工具。他们用贝壳在柔软的黏土上按压，让陶器具有独特的花纹，与欧洲其他地方的截然不同。[6]也有人选择了栽种谷物，以便弥补野生食物的季节性不足：播撒种子，随后人们四散打猎或采集，几个月后回来收割小麦或大麦，仿佛那是另一种野生植物。由于对新石器时代套装的这种零星和部分接受，这些占据了地中海的人们既不是严格的中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也不是严格的新石器时代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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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西北部陡峭悬崖和狭窄山谷中白沙洞（Arene Candide）的使用者就是这种混合生活方式的代表。在1946年之后的10年里，对那里的发掘发现了许多层人类生活的遗迹，首先是狩猎采集者的，最后是完全的农民的。介于两者之间的是以中石器时代风格狩猎野猪和以新石器时代风格牧羊的人们留下的残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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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彼得·罗利——康维在研究了兽骨之后得出的结论。根据猪骨的巨大体积，他可以得出结论它们是野生被狩猎的。他同样可以得出，人们为了羊奶而豢养绵羊，因为许多小羊羔被杀死，以便让人类利用成年母羊的奶。与科西嘉岛一样，白沙洞的中石器时代人类融合了新石器时代文化和传统中石器时代生活方式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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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原住民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这种零星接受推动了农业的逐渐传播，首先是沿着地中海中部和西部，然后是葡萄牙和法国的大西洋沿岸，并穿过了罗讷河和加龙河（Garonne）两大河谷。但里斯本大学（Lisbon University）的若昂·齐良（João Zilhão）质疑了这种观点。[8]他认为我们应该回归戈登·柴尔德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观点，即农民移民将完整的新石器时代套装带到了地中海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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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良认为，岩洞遗址的证据——陶器和羊与被捕猎的动物和中石器时代工具同时出现——被误读了。他提出，这些联系是打洞的动物造成的，它们把本可能留存的地层结构彻底搞乱。他认为，野羱羊的骨骼有时被误认为是家羊的，而放射性碳定年数据要么错了，要么受到污染，或者被误读，而且它们还被用来测定与其没有任何真正关系的陶片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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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良强调，最后的海平面上升淹没了新石器时代殖民者可能建立的最早农庄所在的海岸。留存下来的岩洞很可能不过是那些农民狩猎或放牧时偶尔使用的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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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齐良援引来自卡尔德隆洞（Gruta do Caldeirão）的证据。这个葡萄牙岩洞的发现表明，有一船或更多的新石器时代殖民者在大约公元前5700年来到这里并建立了农业定居点，而中石器时代的原住民继续狩猎和采集，完全没受影响。在公元前6200年，葡萄牙中部的塔霍河（Tagus）和萨杜河（Sado）河口出现了庞大而繁荣的狩猎采集者社群。他们的贝丘规模堪比丹麦埃尔特波尔的。[9]在葡萄牙其他地方的勘察都没能找到公元前6200年后其他中石器时代遗址的痕迹——似乎全部人口都生活在这些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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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的贝丘既是垃圾堆也是墓地，这很像布列塔尼的情况。墓穴大多位于一层层贝丘之下，似乎呈离散分布，可能以家族为单位。有的墓穴砌着大石板，让人想起泰维耶克和奥埃迪克的墓葬。这样的相似不应让人意外。虽然我们缺少任何来自大西洋沿岸的直接证据，但那里的中石器时代社群肯定拥有大型独木舟，并利用它们沿着岸边进行长途旅行，在葡萄牙南部和法国北部之间建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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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1988年，齐良发掘了卡尔德隆洞，该遗址坐落于贝丘以北，那里没有已知的中石器时代遗址。[10]在冰河时代猎人地层的正上方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包括陶器和石质工具，还有许多家畜和野猪的骨头。喜欢偶尔狩猎的牧羊人显然用过这个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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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德隆洞还是停尸所。公元前5200年左右，3个男子、1个女子和1个孩子的尸体被放在洞中，头部靠着洞壁，任由食腐动物和自然环境让他们的尸体腐烂、破碎和掩埋。两三百年后，至少又有14具尸体被留在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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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良认为，这些是农民的尸体，他们的祖先坐船来到葡萄牙海岸。他猜测他们的农庄位于河谷中，其考古学痕迹现在被深埋于河流的沉积物下。几百年来，他们一直在务农，而中石器时代的人们则继续在更南面的河口狩猎和采集，就像他们在更北面的西班牙所做的那样。齐良认为，整个南欧沿海地区都分布着类似的农民移民社群，形成了与中石器时代原住民完全分开的飞地。当卡尔德隆洞的使用者欣欣向荣时，萨杜河和塔霍河口的中石器时代贝丘则在公元前5000年被抛弃。无从得知昔日那里的居民发生了什么。他们可能灭绝了，或者只是放弃了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自己变成农民。[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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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倾向于农民移民垦殖的齐良等人，一边是相信中石器时代原住民接受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鲁特维特和罗利——康维等人，双方的争执或许可以借助历史研究中新近获得的一种全新证据得以解决：现代活人的基因。这个新的研究领域被称为基因历史学，它对我们历史研究的影响注定将变得越来越广泛和深刻。鉴于我们在讨论美洲时也会涉及基因历史学，因此在考虑其对欧洲问题的影响之前，有必要对这个领域进行简单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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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人类基因追溯人口历史的可能源于这样的事实：虽然我们都属于智人这同一物种，具有高度的基因相似性，但在具体细节上存在差异。相似性的存在是因为今天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来自同一群在不早于公元前130000年生活在非洲的人类。倒数第二次冰河极盛期的恶劣环境条件让人口减少到不超过1万人。这降低了遗传变异的程度，即所谓的人口瓶颈。当公元前125000年出现全球变暖时，人口也开始增加。人类从非洲向外扩散，最早的智人进入了欧洲和亚洲，最后抵达美洲。当时存在的其他人种（比如尼安德特人）都被彻底取代，没有对现代基因库做出任何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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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段进化历史，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相距最遥远角落的人类也拥有非常相似的基因组成，但并非完全一致。随机变异一直在发生，大部分对我们的行为和生理没有正面或负面影响。两个人独立发生完全相同变异的可能性极小。因此，如果两个人产生了同样的变异，那么他们可能有一位共同的近祖发生了这种变异。当然，如果这两个人现在生活在世界上的不同地方，基因学家就能由此追溯人类扩散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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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基因变异的速率可以被认为是恒定的——虽然是否的确如此仍有待证实。通过测量两群人之间的基因变异程度，并对变异速率做出估计，我们可以计算出这两群人相互分离了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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