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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些重大疑点仍未解决。如果公元前16000年的麦道克罗夫特有人居住，他们是如何抵达那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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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克努特·弗拉德马克（Knut Fladmark）在20世纪70年代就给出过一个答案：来自西伯利亚的美洲人始祖沿海岸绕过了北美冰盖。[21]这种观点受到阿尔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的两位考古学家鲁思·格鲁恩（Ruth Gruhn）和阿兰·布赖恩（Alan Bryan）的欢迎。他们表示，最早的美洲人并非通过无冰走廊抵达，而是靠步行或航行绕过了西海岸，甚至可能坐船穿越白令海峡，从堪察加半岛（Kamchatka）抵达加利福尼亚。[22]因此，随着冰河期的结束，能表明人类是如何在公元前16000年抵达麦道克罗夫特的各处关键遗址已经被上升的海平面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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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冰层的规模可能导致3万到1.6万年前的任何沿岸或海上路线都无法通行，布赖恩和格鲁恩宣称，殖民很可能发生在大约5万年前。为了支持自己的主张，他们指出西北海岸土著美洲人的语言多样性要超过其他任何地方，认为这反映了人类在该地区生活时间的久远。在1891年对美洲语言所做的最早分类中，认定的58个语族里有至少22个来自加利福尼亚。[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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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最早的美洲人在5万年前经由沿海路线抵达，那么即便早期的沿海定居点已经被上升的海平面淹没，为何他们存在的最早证据只有公元前16000年的麦道克罗夫特岩棚呢？最早的美洲人可能过了3万多年才从沿海向内陆行进吗？即使在布赖恩和格鲁恩看来，这似乎也不太可能。因此，他们提出了第二种观点来解释前克洛维斯遗址的空白（在麦道克罗夫特的拥趸看来则是极端罕见）：最早的美洲人生活在高度流动的小群体中，以很低的密度散布在这片大陆上。他们留下的考古遗址非常脆弱（布赖恩和格鲁恩如此断言），即使这些遗址经受住了时间的侵蚀，发现它们并准确定年份的概率也很低。布赖恩和格鲁恩认为，公元前11500年左右的考古遗址在美洲大陆各地突然出现，反映人口水平突破了临界线，此后有足够多且足够大的定居点被创建，从而留下可辨识的考古记录。[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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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观点似乎令人信服。但如果没有更多的早期定居点支持来自麦道克罗夫特的主张，并理想地将最早美洲人的历史前推到公元前20000年以前，上述观点也没有什么说服力。不过，正当阿多瓦西奥即将完成在麦道克罗夫特的主要工作时，有人恰好就这点提出了新的主张：一处将最早美洲人的年代认定为至少4万年前的遗址。遗址名为佩德拉富拉达（Pedra Furada），距离北方冰盖比麦道克罗夫特和南亚利桑那的克洛维斯遗址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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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1984年，约翰·卢伯克来到巴西东北部的一个偏远地区：拥有独特卡廷加林地（caatinga，干旱而多荆棘）和砂岩山崖的皮奥伊州（Piauí）。山崖上许多小洞穴的墙上绘有当地动物的壁画：鹿、犰狳和水豚。有的壁画是狩猎场景，画着火柴棍小人；有的则描绘了性和暴力。卢伯克觉得这里让人很不舒服——不仅贫困、干旱、炎热，还满是咬人的虫子和悄悄蔓延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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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将要拜访的考古学家是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尼埃德·吉东（Niède Guidon）。她在巴西东北部工作了20多年，主要勘察岩棚和记录岩画。为了确定岩画绘制于何时，她开始发掘最大、绘制最精美的遗址之一，即佩德拉富拉达。[25]工作开始于1978年，6年后，她的发掘已经达到了非常可观的规模。当吉东宣称找到了4万年前有人在佩德拉富拉达生活的证据时，她的兴趣已经从岩画（约为公元前10000年）转向了人类的古老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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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首先从远处看到了遗址，或者说他望见了矗立在荆棘和仙人掌丛之上的砂岩山崖。走近看时，岩棚体积惊人。他后仰身子，在巍峨而倾斜的巨大石壁下感到眩晕。石壁高100多米，直达上方的崖顶。岩洞宽约70米，深18米，考古学家们正在洞中工作。吉东本人（这位坚强的女性曾被以攻击性著称的巴西“杀人蜂”蜇了200多下，好在幸免于难）正在检视遗址的一幅岩画。她对发掘的热情和投入仍像第一天抵达这里时一样。[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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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工作在规模上显然能与岩棚本身相提并论：深达5米的沉积物被从洞底挖出，许多被倾倒在发掘现场外的树林里。一些柱状的洞底沉积物在卵石墙的支撑下保留下来，以供考古学家自己和任何想要查看遗址的访客参考。为了准确记录发现器物的地层顺序，人们还对遗址做了素描和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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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对他们的工作一览无余，他待在位于原先洞底位置的走道上，靠近绘有许多红白岩画的石壁。昔日从崖顶坠落的巨石显示了被遮蔽区域的范围。两边是一堆堆的卵石和小石块，显然来自被侵蚀的崖顶。崖壁上的渍迹表明曾有水从上面流下。水流无疑曾经持续了很久，因为下面的岩床上留有冲击形成的水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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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了定居点有4万年历史的主张，但关于遗址的详细报告尚未问世，包括具体说明发现石器的确切位置，它们与被定年的焦炭块的联系，以及对被认为是炉灶的结构的素描。面对批评者，吉东邀请他们前往遗址亲自检验那些器物。与1927年杰出学者们的福尔瑟姆之行不同，当3位公认的专家——大卫·梅尔策、詹姆斯·阿多瓦西奥和汤姆·迪拉伊（Tom Dillehay）——于1993年12月抵达时，佩德拉富拉达的发掘工作已经结束。卢伯克错过了他们的来访——他在1985年就离开了佩德拉弗拉达，前往迪拉伊本人提出的前克洛维斯定居点：智利南部的蒙特贝尔德（Monte Ve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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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卢伯克留下，他将看到梅尔策、阿多瓦西奥和迪拉伊仔细检验沉积物柱子，查看一层层厚厚的焦炭，在发现柱子中充满了自然破碎的卵石而非真正的人工制品时皱起眉头；他将看到他们从林间的土堆中收集被丢弃的石块，在发现这些石头与吉东声称的石质器物几乎一样时，显得更加忧心忡忡。卢伯克还将看到他们查看洞壁上的水渍，琢磨流水可能会如何影响岩棚中石块的位置和器物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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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策和他的同事们不带成见地来到佩德拉富拉达，离开时也没有信服。他们认为那些石器很可能是因自然原因破碎的石英卵石，而非最早美洲人的锤石。[27]梅尔策在山洞上方100米的崖顶找到了卵石的来源，它们显然是从这里坠落，在下方的地面上摔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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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位考古学家没能找到焦炭样本被污染的证据，就像在麦道克罗夫特可能出现的那样。他们欣然接受了许多焦炭块的确有4万多年历史的看法，但它们与人类活动真有关系吗？干旱的灌木丛林从至少5万年前就环绕着佩德拉弗拉德，很可能因雷电引发天然林火。如果着火点靠近山洞，木炭很容易被吹到或冲到沉积物中。事实上，在梅尔策看来，洞中厚而分散的层状焦炭看上去完全不像已证实的炉灶留下的薄而集中的透镜状焦炭，就像在其他遗址，甚至佩德拉富拉达当地1万年前的遗址见到的那样。[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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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4年的报告中，大卫·梅尔策和同事得出结论，他们“对更新世的佩德拉富拉达有人类存在的说法表示怀疑”。[29]这是一个谨慎而宽厚的结论，并向吉东及其团队提出了许多如何支持她的论断的建设性意见——比如证明如何区分器物和自然破碎的卵石。不幸的是，吉东对报告反应激烈，声称他们的“评价毫无价值”，建立在“偏颇和错误的认知基础上”。[30]大卫·梅尔策曾写过19世纪的“新石器时代大战”，他不情愿地成了那场论战现代翻版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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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类简史：从冰河融化到农耕诞生的一万五千年 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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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的过去在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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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类在美洲繁衍的牙科、语言学、基因和骨骼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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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卢伯克前往智利南部的蒙特贝尔德时，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向寻找美洲人始祖过程中的其他进展。20世纪70年代末，美洲历史研究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向，仅依靠考古学证据变得不再可能。研究活着的土著美洲人的语言学家和基因学家也成了史前史学家，开始探究最早的美洲人何时抵达、来自何方。牙科学家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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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史前史”的概念可能听上去有些奇怪，但相关研究能提供很多信息。人类牙齿的形状和大小各不相同，门牙上带有一系列独特的棱和槽，每颗臼齿的牙根和突起数量也可能不一样。这些特征主要由我们的基因决定，变化非常缓慢——因此具备相似齿型的人很可能有很近的亲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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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人类学家克里斯蒂·特纳二世（Christy G. Turner II）在20多年前成了牙科史前史学家，他收集了土著美洲人的牙齿信息，将它们同整个旧世界人类的牙齿进行比较。[1]到了1994年，他已经测量了超过15000副牙齿。他在每副牙齿上测量29个不同特征，比如牙根长度和牙冠形状。大部分牙齿属于同欧洲人接触前的土著美洲人，来自史前墓葬。这点非常重要，因为任何进入美洲基因库的新基因——无论是与欧洲人还是后来与非洲人的跨种族繁衍——都可能影响他所研究的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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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纳提出的问题很简单：来自旧世界哪个部分的人类齿型与土著美洲人的最为接近？虽然他依托了复杂的统计方法，但答案本身直截了当：亚洲北部，特别是中国北部、蒙古和东西伯利亚。这些地方的人具有和土著美洲人一样的独特齿型，特纳把他们统称为“中国齿型”（sinodonts），区别于亚洲其他地方、非洲和欧洲的类型，即“巽他齿型”（sundadonts）。鉴于此，他相信亚洲北部是土著美洲人的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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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中国齿型内部的牙齿形状也存在差异。特纳区分了3个明显的类型，认为它们与公元前12000年左右开始的3次迁徙事件有关——随着来自土著美洲人语言的证据加入，这种观点得以真正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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