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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非常合理的场景，但是否正确呢？我们应该对克洛维斯猎人进行恰当的审判。保罗·马丁本人也意识到了控方的严重弱点。虽然我们找到了一些杀戮猛犸的（可能）遗址，但其他30种左右的灭绝动物没有发现类似遗址——只有很少或非常模糊的特例。马丁做了一个巧妙的解释：毁灭性的屠杀发生得如此突然，而且针对的是那些非常易受掠食活动伤害的动物，因此只留下了很少的杀戮遗址。借用军事术语，他形容其为“闪电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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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还表示，考古学家找到任何上次冰河期遗址的概率都非常渺茫，我们应该对已经发现的克洛维斯/猛犸遗址数量感到惊讶，而非哀叹没能发现地懒、骆驼和雕齿兽被宰杀的遗址。这些动物可能在草地或山丘上被杀，那里发生的是自然侵蚀而非沉积。任何带切痕的骨头与炉灶可能早就破碎，散落得不见踪影，成为被吹到和冲到今天大陆各处的尘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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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洛维斯猎人进入处女地后向南扫荡，对天真的动物发动了闪电战——20世纪70年代时，这种观点无法被证实或反驳，但的确符合考古学证据。今天的情况已经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蒙特贝尔德——这个定居点告诉我们，人类来到美洲的时间可能比克洛维斯技术发明——更重要的是，比大规模灭绝——早了几千年。如果最早的美洲人没有捕猎巨兽，那么这些动物可能不像保罗·马丁所认为的那样容易捕猎。相反，如果他们捕猎巨兽，那么上演的就不可能是闪电战，我们应该发现杀戮地懒、骆驼和雕齿兽的遗址。马丁的观点在两方面都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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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克洛维斯人辩护的不仅有蒙特贝尔德的间接证据。事实上，他们在整个美洲拥有大量不在场证明——克洛维斯考古遗址本身。虽然西南部的遗址发现了大批猛犸骸骨，但其他地方的遗址暗示他们的生活方式专注于狩猎小型动物、捕捉海龟和采集植物性食物。[6]在宾夕法尼亚的肖尼——明尼斯尼克（Shawnee-Minisnik），克洛维斯人采集山楂和黑莓；在新斯科舍（Nova Scotia）的德贝特（Debert）遗址，他们捕猎驯鹿；在得克萨斯的拉伯克湖（Lubbock Lake），猎物是兔子、大雁和火鸡；在其他地方，比如内华达的老洪堡（Old Humboldt）遗址，克洛维斯人以鳟鱼、鸟蛋和蛤蜊为食。[7]他们有时也捕杀大型猎物。无论圣佩德罗河谷默里泉（Murray Springs）的猛犸是不是被猎杀的，一群野牛无疑是在沼泽中被伏击然后屠杀的。但即使在找到大量猛犸骨的遗址（比如莱纳牧场），同时发现的小型猎物也许更能代表克洛维斯人的正常食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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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洛维斯人似乎是机会主义者，采集各种能找到的植物，捕杀任何能找到的动物，而非专门捕猎巨兽。因此，可能只是一个十分独特的机会让他们在佛罗里达的小盐泉（Little Salt Spring）用投矛击杀了一只陆龟，或者在密苏里的基姆斯威克（Kimmswick）猎杀了一头乳齿象。[8]如果他们专门寻找大猎物，那么我们本该在肯塔基的大骨溪（Big Bone Lick）和弗吉尼亚的索尔特维尔（Saltville）找到克洛维斯矛尖——在整个冰河时代，这些天然的露天盐矿吸引了众多大型哺乳动物，便于捕猎巨兽。虽然人们已经在这两个遗址搜寻了200年，并找到了大量兽骨，但从未发现一枚克洛维斯矛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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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能的猛犸杀戮遗址似乎只是特例，而非克洛维斯定居点的常态——它们甚至可能不像乍看之下那样反映了猎杀。关键问题在于，北美发现过几处“自然”形成的猛犸骸骨堆，看上去很像克洛维斯遗址的骨堆，只不过没有人类遗物。骨堆由天灾造成，比如象群在穿越冰冻的湖泊时冰层破裂，或者陷入意外的泥沼。这些动物可能一起死去，完全没有任何人类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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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解释得到了内华达大学人类学家加里·海恩斯（Gary Haynes）的支持，他研究了非洲象在20世纪80年代的干旱中自然死亡的场所。在查看了干涸水坑周围堆积和腐烂的尸体后，他发现它们与默里泉和莱纳牧场等遗址的猛犸骸骨惊人地相似。[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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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恩斯指出，克洛维斯人旁观了因干旱导致的猛犸自然死亡，有时为使其免受痛苦而杀死它们。尸体基本没被动过，因为已经剩不下多少肉：这些动物是饿死的，甚至不值得敲开骨头取食骨髓。在新仙女木时期或此前不久，猛犸可能经历了这样的干旱时期——但这点同样缺乏决定性证据，干旱的严重程度甚至当时是否出现过干旱都大有争议。[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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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怜悯而杀戮，或者只是无动于衷地看着快要饿死的猛犸，这与保罗·马丁和杰弗里·桑德斯对那段历史的看法截然不同。事实上，克洛维斯矛尖本身可能也扮演了与最初所认为的完全不同的角色：这些珍贵的石制矛尖被放在死去动物的身边甚至身上，作为向它们致敬的标志或者宗教仪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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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猜测提醒我们，克洛维斯人的生活方式一定远不只是为下一餐奔忙。不幸的是，关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社会组织的证据非常有限。我们无法确定他们如何处理死者，但显然不是定期埋葬，至少不是埋在他们的生活地点或考古学家已经发现的地方。[12]只有两处例外：内华达的鱼骨洞（Fishbone Cave）发现了被雪松树皮做的裹尸布包着的骸骨[13]，而在蒙大拿的安奇克（Anzick）遗址则找到了两名青年支离破碎的尸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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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奇克遗址于1968年发现，位于一处坍塌的小岩棚之下。在干燥的泥土中发现了100多件石头工具，包括许多精美的矛尖。它们并非随意丢弃，而是有意被放在一个撒有赭石粉的工具坑中。[15]类似的石器坑在美洲其他地方也有发现。[16]就算这些只是供回到某地的猎人队伍补给取用的器具仓库，也仍然无法解释赭石粉、石质矛尖上极其精美的做工，以及它们与安奇克人墓葬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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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克洛维斯矛尖的醒目色彩同样暗示，它们可能不仅是实用物品。矛尖用红色和褐色条纹相间的黑硅石、多彩的玉髓、红色的碧玉、火山玻璃和木化石制成。为什么要选择这些奇异的彩色原材料呢？澳洲土著人出于宗教信仰也这样做。他们经常使用深红色的黑硅石，因为那是由祖先的鲜血形成的；石英因其闪耀出“彩虹般”的光辉而受到珍视，土著人相信这种光辉是生命的精华。[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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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洛维斯人也许出于类似的理由而选择了彩色石头。但如果的确如此，他们却没能留下任何岩画作为宗教信仰的证据。我们能做的只是揣测他们生活在一个社会和象征的世界中，石头矛尖的意义也许就像小雕像之于冰河时代欧洲的狩猎采集者，或者石英矛尖之于近代的澳洲土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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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们的投矛上无疑沾染了血迹，但考古学证据还是让我们对克洛维斯人是否是大灭绝的唯一凶手（甚至是否起过任何作用）深表怀疑。但如果他们是无辜的，或者至少暂时得到保释，那么还有谁或者什么应该接受质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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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另外两名“嫌疑人”，作为一个有趣但纯属假设的看法，我们可以快速质问一下第一位“嫌疑人”：致命的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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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古生物学家罗斯·麦克菲（Ross MacPhee）和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的热带医学教授普雷斯顿·马克斯（Preston Marx）指出，在公元前11000年的北美，一种病毒从新的人类殖民者传播到了大型猎物身上。[18]这种假想的“超级疾病”可能比任何有历史记载的疾病更加致命。虽然至今尚无丝毫证据，但他们认为瘟疫可以解释关于大规模灭绝的几个费解的事实，特别是它的速度和专门针对大型动物（他们称大型动物因繁殖速度慢而更受影响）。理论上是可能找到证据的：也许有被病毒感染的DNA碎片留存，可以从灭绝动物的骨头中提取出来。也许吧。这似乎只是个大胆的想法，从古代骸骨中恢复DNA被证明比科学家们几年前所认为的困难得多。[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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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于过度杀戮说的第二名“嫌疑人”是气候变化，对其的主要指控者有3位：丹佛博物馆的古生物学家拉塞尔·格雷厄姆（Russell Graham），得克萨斯大学的地质科学教授欧内斯特·伦德里乌斯（Ernest Lundelius）和阿拉斯加大学的古生物学教授戴尔·格思里（Dale Guthrie）。他们认为，气候变化及其对动物栖息地的影响是大规模灭绝的罪魁祸首。在这个令人敬畏的三人组看来，气候并不直接通过让受害者经受过热、过冷、过湿或过干而杀死它们，而是通过摧毁其栖息地。[20]我们知道这是现代世界动物灭绝的主要原因，应该会马上认同他们的主张。格雷厄姆和伦德里乌斯宣称，冰河末期栖息地的严重减少是气候模式变化的结果——夏天变得相对更暖，冬天则更冷。随着一些成员无法忍受冬天或夏天，在季节差异有限的环境下进化了好几千年的动植物种群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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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时代动物种群最惊人的特征之一，就是现在相距数千甚至上万公里、生活在全然不同环境中的物种在当时常常彼此擦肩而过。最早的美洲人在游历新世界时，他们可能看到今天北方苔原的物种（例如北美驯鹿、麝牛和旅鼠）同我们时代典型的南方物种（生活在林地或草原上，例如驼鹿和野牛）比邻而居。这种不同动物的组合能够在冰河期存在，是因为季节差异不像现在那么显著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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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冬天变得更冷时，一些动物被赶到南方；相反，更暖的夏天迫使另一些前往北方。两者无法继续在中间的土地上相遇，因为那样的地方不复存在。找到新家园的动物是幸运的，许多没能适应的动物灭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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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释为何有的动物幸存下来而有的没有，戴尔·格思里重建了气候变化对植物种群分布的影响。在今天的世界中，我们看到的植物种群呈带状分布：最北端是苔原带，往南是针叶林，再往南是落叶林，然后是草原。最早美洲人所处的冰河世界完全不是这样：植物种群并非沿纬度呈带状分布，而是如同“格子布”或马赛克——小块的苔原、针叶林、落叶林和草原混杂在一起。是更暖的夏天和更冷的冬天把它们拉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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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过程中，依赖这种植物混合分布的动物受到影响——主要是那些体型特别巨大的：猛犸、乳齿象和大地懒。这些动物生活艰难，因为植物生长季缩短，限制了能够为其庞大身体提供食物的时间。它们还要面对植物多样性的显著减少——为了获得足够的能量和营养，这些动物需要进食种类繁多的食物。随着季节变得分明以及植物多样性的减少，食谱专一的动物开始占据优势。在极北地区是只吃地衣的北美驯鹿；在林地中是特别擅长吃嫩树枝的鹿；在南方是以少数几种短茎牧草为食的野牛，这些草取代了杂食者偏爱的多种杂生长茎牧草。这些新植物还拥有化学防御手段，对其他许多动物来说是有毒的，而野牛可以承受。事实上，一切都对猛犸、乳齿象和大地懒不利。格思里的观点是，灭绝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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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间的竞争提醒我们，所有动物都是生态群落的一部分，一旦某种元素受到干扰，整个食物链都可能产生连锁影响。因此，美洲狮子、猎豹和剑齿虎的消失可能只是因为它们最喜欢的猎物消失了。也许这还能解释巨鸟的灭绝，其中大多为雕、鹫和秃鹰。它们多是食肉鸟类，畸鸟也是。这些鸟可能以弱小的骆驼、马，甚至猛犸的幼崽为食，无论是掠食抑或食腐。[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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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家皮卢（E. C. Pielou）表示，要谨慎地接受上述对大规模灭绝的环境和生态解释。[22]她问道，为何现代的小型河狸在与大河狸的竞争中成为胜利者？为何美洲狮子和剑齿虎不以众多食草动物为食，比如野牛、麋鹿和鹿（它们不仅幸存下来，而且数量繁多）？为何畸鸟和秃鹫不以这些食草动物的腐尸为食？我们通常不认为这些鸟类挑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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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质疑非常有力，并带来了一种甚至更加有力的质疑：显而易见，这个全球变暖时期完全不是独一无二的，而是我们的星球在至少过去100万年间经历的过山车般气候变化中最近的一次。剧烈的全球变暖差不多每10万年发生一次，然后回归冰河期的状况。每次变暖期间，季节和植物分布的变化都不太可能显著区别于我们所关注的那段时期，即公元前20000年最近一次冰河极盛期后的几千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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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巨兽在此前所有的气候转变、丧失栖息地和生态浩劫中存活下来。它们的数量无疑受到影响，但还能应付，可能是因为在极北地区找到了环境仍然与之前的冰河时代足够接近的庇护所。一旦气候回归原样，它们就会从那些庇护所向四处扩散，再次成为全球动物种群的重要成员。那么在上次冰河期末，乳齿象为何没有向北迁徙到有云杉和松树林留存的地方，在那里熬过后冰河期极其暖湿的日子呢？难道昨日的骆驼、大地懒、大河狸，乃至马都在广袤且极端多样化的北美大陆找不到生存之所吗？即使找不到或去不了理想的所在，难道这些动物不能学会适应新的栖息地，难道自然选择不会伸出援手，对它们的生理和行为做出微妙改变吗？这正是那些物种在此前几百万年间肯定做过许多次的。所以，为何同样的策略在最近一次冰河期末失效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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