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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可能曾是很好的猎场。在树林边界线附近发现过两处遗址，但都无法提供多少关于人类在高原做过什么的信息。科西普（Kosipe）遗址发掘出一堆器物，包括在海拔2000米以上找到的斧头，有的在公元前27000年就被留在那里。附近仍然生长着茂密的果树和坚果树林，暗示可能曾有季节性出发采集食物的人类生活在科西普。[16]侬布（Nombe）石窟的海拔较低，位于1720米处，在公元前27000—前12500年间偶尔有人居住。除了石器，洞中还发现了一些地栖和树栖动物的骨头。侬布的人类居民似乎与当地的野生犬科动物——被称为“塔斯马尼亚虎”的袋狼做了分时使用的安排。那里还找到了各种林中食草动物的骨头，但仍不清楚它们和其他动物是人类还是袋狼的猎物。[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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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公元前9600年开始的全球大幅升温，森林开始扩展到3000米以上，追随已经登上更高海拔的灌木。与全球趋势不同，气候的季节性似乎变弱而非加强了。[18]又过了两千年，那里的森林变得很像卢伯克在前往瓦吉河谷途中或者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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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谷上游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中部哈根山（Mount Hagen）以西大约20千米。传教士们在1933年第一次来到那里，发现了一系列由独裁头领统治的小帝国。他们的财富和权力靠拥有的猪、女人和珍贵贝壳的数量来衡量，这些都通过部落间的复杂贸易体系获得，人类学家称之为莫卡（Moka）交换。女人和下层男性在园圃中工作，耕种山药、甘薯和芋头。村落间冲突频繁，这是头领们扩大和巩固自身权力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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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与紧随其后到来的淘金者和政府官员被视作精灵世界的来客。他们能提供看似无穷无尽的令人垂涎的钢斧和海贝。此举破坏了传统的仪式性交换体系，而那是头领们确保自己财富的基础。冲突同样被禁止，欧洲管理者开始取代传统首领的权威。因此，20世纪60年代初，当人类学家安德鲁·斯特拉森（Andrew Strathern）为了展开一项对头人社会的经典研究而与瓦吉河谷的卡维尔卡（Kawelka）部落共同生活时，传统生活方式已经因为同西方人接触而发生了巨变。[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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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在那个时候，卡维尔卡部落的成员回到了瓦吉河谷中被称为库克沼泽（Kuk Swamp）的部分。1900年，在部落冲突中败北后，他们曾放弃那片土地，所有此前的耕作痕迹早已被一层厚厚的草所覆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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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克沼泽位于海拔1500米处，今天看来，那里是一片广袤的草原，几乎完全没有树林。沼泽的北面和东面是高耸狭窄的艾普（Ep）山脊，那里的草要短得多，还生长着该地区仅有的树林。不过，这些并非瓦吉河谷最早森林的一部分，而是为种植农业而将该地区完全清理后长出来的。南面是泽地，西面的丘陵被排干水的土地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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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库克沼泽后，卡维尔卡部落开始在周围的干地上建立园圃。3年后，由于领土权获得邻近部落的认可，加之人口增长，他们开挖了大量排水沟，试图开垦沼泽本身。但在1969年，政府决定亲自开发库克沼泽的大片区域，包括建立一个农业研究站，并限制了卡维尔卡部落的扩张。20世纪70年代，在对该研究站的发掘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杰克·戈尔森（Jack Golson）发现新几内亚高原拥有古老得多的农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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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500年，约翰·卢伯克来到库克沼泽上方的一片空地，小径把他带到湿地西面的山丘上。这片土地与20世纪的传教士和考古学家们发现的开阔草原完全不同。整个末次冰盛期，已经在这个海拔生长、演化了好几千年甚至数百万年的森林大致未受破坏。但沼泽周围的干地上出现了森林消失后留下的空地，灌木和草占据了其中一些空地，形成杂乱的矮树丛。卢伯克所在的空地上，树林不久前刚被清理——烧焦的树桩暗示人们曾在此使用了斧子和火。于是，阳光得以倾洒到仅存的少数树木和植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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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卢伯克蹲下身查看这样的一株植物时，他的注意力被绝对更令人惊讶的东西所吸引——那是一头多毛的棕色肥猪，长着白色的獠牙，正睡在自己挖出的坑里。卢伯克小心地接近它。猪动了起来，卢伯克停下脚步。猪咕哝着站起身，它的体型让卢伯克先是大吃一惊，然后感到恐惧。猪向前走来，抽了抽鼻子，又发出咕哝声。它试图再前进一步，但被拴绳阻止——用树皮纤维编成的绳子把它拴在一根木桩上。猪不太用力地挣扎了一下，然后满不在乎地回到泥坑中打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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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地的边缘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人们工作的湿地，他们是卢伯克坐着独木舟穿过托雷斯海峡后看到的第一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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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约0.5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森林已被清理，现在覆盖着形形色色的植物。10到12名男女正用木锹挖掘，他们皮肤黝黑，只穿着用树叶和草制成的短裙。灰色黏土堆成的长长矮丘是他们劳作留下的痕迹，一条直沟穿过湿地，连通最南端的泽地和北面边缘流淌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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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走下山坡，来到那些植物中间，发现许多生长在水沟网络间的圆形小岛上，水沟本身也长满了叶子茂密的植物。小岛上种的是香蕉树，还有另外几种卢伯克在穿越森林途中经常看到的绿叶植物。他在森林里见过其中一种树状植物，但从未像这里那般高大茁壮。这些植物的茎秆很粗（较大植株的可以称得上树干），上面生长着叶子，叶子螺旋式脱落，留下开瓶器样的痕迹。茎秆本身长出了根，似乎支撑起了植株。事实上，某些较大植株的茎秆底部已经完全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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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中植物的生长环境要潮湿得多，主要是一种具有巨大心形叶片、呈浅绿色的植物。长长的茎秆顶端，许多叶片尚未张开。卢伯克采下一个新芽，在指间碾压，挤出里面的汁液。汁液味道刺鼻，他的鼻孔和皮肤开始刺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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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正在挖一条灌溉渠，比被抬高田地边界的水沟要大得多。这条沟笔直地延伸了几百米，显然是为了带来源源不断的水流。挖掘工作非常艰难，因为沟已经有齐腰深了，黏土搬起来很沉，潮气让人透不过气。“锹”只是对他们所用工具的一种形容，其实不过是些扁平的木棒。很快，卢伯克也拿了一支“锹”挖起黏土，然后徒手搬开。[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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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多数人在挖掘时，另一些人将部分黏土搬到小岛上，使其进一步高于周围的水沟。还有人在植物周围除草，去掉生病的叶子，杀死一些虫子并留下另一些。一个女人在水沟里的茂密植物间穿梭，摘下一些新鲜的嫩叶。她非常小心地避免伤害到这些植物，似乎完全没有像卢伯克接触类似的叶子时那样感到刺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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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小时后，人们决定结束当天的工作。卢伯克跟随其他工人前往小溪，洗去身上的泥土并喝了个饱。然后，他们一起沿着小径走进森林，来到另一片空地。这里至少有20座小屋，每间小屋用弯折的树枝做成拱顶，再盖上香蕉叶。篱笆建在一片种植作物和一个猪圈周围。村中点燃了几个火堆，其中一个在缓慢燃烧，孩子们跑过来欢迎归来者。从库克沼泽采来的一筐筐叶子被交给坐在火边的一名老妇人，人群四散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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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火堆被再次点起，至少有30个人聚集起来享用从地里采来、由老妇人准备好的叶子。叶子被捣碎并浇上果汁，然后用香蕉叶包好，放在滚烫的石头上烹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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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森对库克沼泽的发掘找到了古代排水沟的痕迹，在库克农业研究站的现代排水沟底部和侧面发现了木桩留下的坑洞。后续工作找到了更多的此类水沟，最早的建于公元前8200年左右，另一组晚了大约3000年。[22]卢伯克参与挖掘的第二组沟渠包括深达2米的长灌溉渠，以及一个由浅得多的水沟形成的网络，创造出了星罗棋布的小岛。后来，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沟渠的数量变得更多，排布更加有序，而且覆盖了更大的面积。[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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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森认为，这些沟渠提供了高原上最早的农业活动的证据——这是人们将在20世纪看到的头领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不过，由于缺少植物残骸、器物和定居点痕迹，尚不清楚公元前5500年所尝试的究竟为何种农业。但土壤能告诉我们很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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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深的现代沟渠底部有一层厚厚的泥炭，那是由谷地好几千年来的腐烂植物形成的。泥炭层中留下了一些凹坑和桩孔，然后填满了覆盖整个地区的灰色黏土。黏土的形成似乎很快，在公元前8200—前5500年间沉积了10厘米。戈尔森认为，这种黏土是沼泽周围的干地土壤的残余，最早的开荒导致水土流失，这些土壤被冲进了谷底。[24]他表示，黏土下方和上方的凹坑可能是猪打滚的泥坑，因为它们看起来就像是被拴住的动物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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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土壤中留下显微证据的本地香蕉树，我们对生长在库克沼泽的植物只能猜测。[25]现在新几内亚最重要的作物甘薯无疑不在此列，因为它直到3个世纪前才传到岛上。[26]芋头是最可能的候选者，也就是生长在排水渠中并刺痛卢伯克手的那种植物。戈尔森没有发掘出芋头的残骸，但这可以用保存条件差来解释。[27]芋头曾被认为是外来植物，最初在印尼种植。不过现在看来，它很可能出自新几内亚本土，在岛上被独立驯化。[28]芋头是今天传播最广的热带作物之一。20世纪30年代，当新几内亚高原居民第一次与外界接触时，这也是当地的一种关键作物。它的叶子和地下球茎都能作为蔬菜。虽然可以忍受高海拔，但芋头需要充足的水才能茁壮成长，因此它也许是库克沼泽种植作物的最佳候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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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3个可能的候选是山药、西米树和露兜树（这种树形植物拥有开瓶器般的茎秆）。[29]澳洲北部的狩猎采集者利用三者的野生品种，新几内亚高原居民则把它们变成了种植作物。露兜树别名螺丝松，因为能提供大量果实，它们的树林在近代被贪婪地守护和打理着。其他许多绿叶植物（包括甘蔗）可能也很容易在库克沼泽种植——人们曾经从森林和沼泽采集这些植物，现在则为它们灌溉除草，也许还从其他地方移植它们。[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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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公元前12500年马拉哈泉村周围的林地，或者公元前8000年古伊拉纳奎兹周边的灌木林地，“野生园圃”一词是对公元前5500年库克沼泽最合适的描绘。用“农业”来称呼戈尔森的发现很可能名不副实。库克沼泽的野生园圃代表了某种形式的集中植物采集，与过去的狩猎和采集没有根本性区别。事实上，对森林的干预可能要上溯到人类抵达新几内亚伊始。[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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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是什么促使人类选择湿地种植而非简单采集，这个问题仍未解决。可能是因为迅速增长的人口无法仅从干地森林中获得足够的食物。[32]湿地可能提供高得多的产出——但必须首先投入大量劳动来排干积水。不过，就像我们在考虑墨西哥瓦哈卡河谷南瓜种植的起源时那样，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人口压力。事实上，我们对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新几内亚人口水平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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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肯特·弗兰纳里面对这种困境时，他认为来自瓦哈卡河谷的古伊拉纳奎兹人可能试图让植物性食物的获取变得更加稳定。对于在库克沼泽——可能还有当时新几内亚高原和低地上其他地方——清理树林与开挖沟渠所投入的劳动来说，这是最有力的解释。[33]结果可能是，全岛出现了一些零星分布的地点，那里的植物性食物在每年的特定时间可以确保收获。这些地点能让通常分散的各群体集中起来并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因此，排干沼泽可能不仅是为了食物，也存在社会动机——类似公元前9500年西亚哥贝克力石阵附近种植野生小麦的可能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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