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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也种植植物的新几内亚狩猎采集者到也采集野生食物的园艺家，这种转变可能与卢伯克看到的在库克沼泽的泥坑中打滚的猪有关。猪显然是从印尼被引入新几内亚的，它们在前者那里被驯化，也可能源于中国，在传入印尼时已经驯化。[34]虽然猪擅长游泳，但即使在海平面最低时，前往新几内亚的最近距离也有将近100千米，因此它们应该是被船运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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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考古学家确信，猪在公元前6000年就来到了新几内亚，依据是洞窟沉积层中的猪骨，后者被认为至少有这么古老。事实上，有个样本被认为有1万年的历史。但从寥寥无几的放射性碳定年数据来看，猪的存在不超过区区500年。[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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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公元前6000年还是晚近得多，一旦来到岛上后，猪将成为种植植物的麻烦，甚至可能对其造成严重危害。无论野生还是家养，它们一样可能喜欢森林和野生园圃中的许多本土可食用植物。有毒的芋头除外，但当猪在沟渠中掘食根茎时，甚至这些植物也会被刨起。[36]因此，种植者需要在园圃中搭建篱笆，将自然和人类文化的世界隔开。这种实体障碍可能还在狩猎采集者和园艺家之间形成思想上的障碍，导致人们将自己局限于这个或那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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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几天里，卢伯克留在库克沼泽，帮着修完排水渠，并在芋头、香蕉和露兜树周围除草。之后，他决定是时候离开了：随着公元前5500年的过去，他的澳洲史前之旅也走到了尽头。不久，村民们将散入山间，继续狩猎和采集野生食物。等到香蕉成熟而芋头可以挖掘时，他们将回到库克沼泽。现在，他们很高兴能离开——他们生来不喜欢定居在一个地方，这种状况将持续几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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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卢伯克爬上哈根山的山坡，穿越林木线进入高山草地。他从一处岩壁向东望去，看到了太平洋。附近有一些大岛，后来将被称为俾斯麦群岛（Bismarck Archipelago），地平线上还散落着未来的所罗门群岛（Solomon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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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岛上有人生活，很可能靠船只在岛间往来。最早前往所罗门群岛的跨海之旅发生在公元前30000年，虽然深入太平洋的更长航行还要再等上几千年才会有人尝试。当海平面在末次冰盛期下降时，岛间的往来一定更加方便。当时，一种名为袋貂的树栖有袋类动物成了岛上的新的居民。尚不清楚袋貂是被有意带到岛上以充实野生猎物，还是“搭了便船”。但考古学家在新爱尔兰的石窟中发现，它们的骨头和热带冰河期猎人的石器埋在一起。[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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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继续攀登，直到他可以从另一处岩壁上向南眺望：他看见了更多小岛和托雷斯海峡，然后是澳洲北部。他用1.2年的时间行进了6000千米，从塔斯马尼亚的库提基那洞来到现在的位置。捕猎沙袋鼠和月光下的葬礼、沙漠和红树沼泽、决斗者、彩虹蛇，在遍布水蛭的溪流中划独木舟——这些记忆在他的脑海中就像蔚蓝的天空那么清晰。他遗憾没有时间攀登澳洲东部的山峰，穿越西部沙漠，和阿纳姆地的艺术家们共处更长时间，看看巨袋鼠是否真在墨累河的林地中觅食。又走了一个小时，卢伯克接近了峰顶，可以眺望北方和东方。在那些方向不仅有印尼、中国和日本，还有另一段穿越人类历史之旅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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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类简史：从冰河融化到农耕诞生的一万五千年 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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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巽他古陆的孤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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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热带雨林中的狩猎采集者，公元前20000—前5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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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7月，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政府一名负责少数民族事务的官员曼努埃尔·埃利萨尔德（Manuel Elizalde）宣布了一条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一群穴居、使用石质工具的狩猎采集者——“塔萨代人”（Tassday）——被发现完全与现代世界隔绝地生活在菲律宾南部的哥打巴托（Cotabato）森林中。很快，《国家地理》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石器时代部落初探》（‘First Glimpse of a Stone Age Tribe’）的文章，在描绘他们生活的亮纸印刷照片上，妇女裸露胸部，穿着用兰花叶子编织的裙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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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个月里，塔萨代人成了媒体的宠儿。在埃利萨尔德的严格监督下，成群的记者、摄影师、政客和科学家大张旗鼓地造访他们的山洞。报纸刊载了他们的故事，关于他们的书籍和电影纷纷出炉。由于塔萨代人生性温和、热爱和平，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人之间相安无事，与东南亚其他地方的生活正好相反，因此这种热捧并不意外。就在一箭之遥的南海对岸，美国正在轰炸越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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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人类学家泽乌斯·萨拉萨尔（Zeus Salazar）质疑了塔萨代人的真实性。他的挑战立即遭到打压，并被禁止造访塔萨代人。1972年，马科斯总统为保护他们而设立了特别森林保护区，完全禁止与他们接触，胆敢进入者将被处以长期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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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考古学家和记者一样，对在东南亚森林中发现活着的石器时代人类着迷，这或许可以谅解。在该地区（马来半岛和印尼诸岛），公元前20000—前5000年的考古发现几乎仅限于破碎的石器。由于这些是现代人类制造的最不起眼的工具，考古学家礼貌地称其为“标准以下的类型”。鉴于此类工具缺乏信息量，塔萨代人似乎提供了不容错失的机会，不仅可以看到这些工具被如何使用，还能领略石器时代生活的全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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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在洞中找到了石质工具，常常被深埋在多层蝙蝠粪便、坍塌的洞顶石块和古老的土壤之下。大部分不过是被凿下若干石片的卵石，几乎没有明显的塑造形状的意图。有的将一条或多条边磨光，有的则凿出“腰部”，在上面缠绕纤维并绑到木柄上。在马来半岛上，大部分工具用完整的卵石制成，而在印尼诸岛上，石片的使用比例更高。全部此类工具常常被归成一类，称为和平（Hoabinhian）文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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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一批发现来自现在位于沙拉越（Sarawak）的尼亚洞（Niah Cave）。约翰·卢伯克在东亚的史前之旅正是从这个洞里开始的，他将从赤道热带地区一直走到北极圈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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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在一个犹如大教堂的山洞中醒来后坐在洞口看着雨林的黎明。[5]下方的峡谷和远处的树林在浓密的晨雾中若隐若现。燕子迅捷地飞进飞出，洞顶布满了它们的窝。蝙蝠消失在倾斜后洞的通道里。昨晚让人不得安宁，除了不断蠕动的烦人昆虫，还有地上鸟粪的臭味。但在黎明的凉爽中，在骇人的酷热和潮湿尚未开始时，林间升腾起的氤氲为约翰·卢伯克注入了新一天的能量。一只母长臂猿的呼号啼叫暗示她有同样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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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公元前18000年，洞口明亮、凉爽而且完全干燥。卢伯克觉得这里能为狩猎采集者提供有吸引力的庇护所——显然比他在全球旅行中栖身过的许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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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太阳极其迅速地上升之后，卢伯克正在洞内寻找人类活动的痕迹。只有洞口区域的地面露了出来，因为昆虫和微风清理了鸟粪。他找到的骨头都来自曾在洞中筑巢的鸟类。许多碎石块掉在鸟粪层上，或者部分埋在其中，但卢伯克无法确定它们是人类凿下的还是自然碎裂的。同样也不清楚它们是在几天、几年、几个世纪还是几千年前被“制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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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拉越博物馆馆长汤姆·哈里森（Tom Harrison）展开了对尼亚洞的首次发掘，于1954—1967年间在西侧洞口工作。[6]他为自己的壕沟起的名字最好地描绘了他的经历——“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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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窒息的酷热、几乎达到百分之百的湿度和午后直射的阳光——这是“地狱”壕沟中的工作条件，那里发现了一枚可能为4万年前的人类头骨，属于在东南亚生活的最早现代人之一。在洞中的上层沉积物中，哈里森还发现了大批石器和几处人类墓葬。尼亚洞中的物品可能涵盖了人类在东南亚生活的整个历史，包括本书感兴趣的1.5万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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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无法确定。汤姆·哈里森拥有许多了不起的品质（据说包括“葩榔”[8]）——但其中不包括发掘洞穴沉积物所需的技巧。虽然洞中地面高低起伏，他还是将沉积物分割成水平层面，很可能将完全不同时代的器物混在了一起。他进行放射性碳定年的骨头很可能来自在洞中生活和死去的动物，而非被人类宰杀的。情有可原的是，在哈里森工作的时候，考古学家还远未开始理解洞中沉积物和骸骨堆形成过程的真正复杂性。幸运的是，一队新的考古学家近来开始在洞中展开工作，他们使用了最新的发掘技术。在莱斯特大学（Leicester University）格雷姆·巴克（Graeme Barker）的率领下，从公元2000年开始了一项为期4年的发掘计划，旨在揭开尼亚洞的沉积物和人类活动记录的复杂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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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的田野工作将需要至少同样时间的实验室研究来分析发现的物品。因此，我们还需要几年才能知道尼亚洞将告诉我们哪些关于更新世末人类历史的情况。虽然曾在利比亚和约旦沙漠的挑战性环境下工作过，但巴克将尼亚洞的条件形容为他所遇到过的最艰难的。幸运的是，沙拉越为他的辛劳提供了丰厚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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