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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公元前6800年9月，洪水开始退去。卢伯克在彭头山度过了夏天，学习如何制作陶器，以及如何在明火中或地上挖的坑里烧制它们。现在，一项新工作即将开始，人们每天都在翘首以盼，看着河边的淤泥面积随水位的下降而扩大。全体村民都参与了此事：播种。他们取出收藏的稻米，将其播撒在刚刚露出的淤泥中，既没有耕地，也没有开挖灌溉渠，或者建起土堤留住退去的水。卢伯克也加入进来——他站在深达脚踝的淤泥中，大幅挥动手臂撒出种子，帮助拉开了一场中国农业革命的序幕。[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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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后，泥泞的土地上长出了郁郁葱葱的幼苗——因为有的种子比其他的发芽晚，或者没能发芽，一片片绿色与棕色混杂着。稻苗在冬天生长缓慢，地势最高处（那里最早变干）的许多植株将枯萎死去。但在较低处和常年被水浸没的土壤中，它们将在春天降雨重新开始时变得生机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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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庄稼间的长草被除去；6月，水稻开了花；到了8月初，当洪水向村子袭来时，卢伯克站在齐膝深的水里收割它们。每棵水稻被连根拔起，一些谷粒掉进了泥里。没有人在意，因为剩下的足够打谷。这是一项累人的工作——除了弯腰和拔稻，还要将沉重的篮子带上山，倒在村中越来越大的水稻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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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变干后，人们通过击打谷穗让谷粒脱落；秸秆被留下制作屋顶和垫子，或者在制作陶器时与黏土混在一起。帮助打完谷后，卢伯克又参与了脱粒，即将谷粒在木板上摩擦来除去谷壳，再经过扬谷获得稻米。有的稻米被立即食用，有的则被储存起来作为冬天的食物，还有的被留作种子，等待洪水再次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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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头山人用这种方式播种和收获他们的稻米只是我的猜想。在由每年的洪水自然而温和地浇灌的土地上播种是种植水稻最方便的方法，我们已经知道东南亚的许多传统民族都采用了这种方法。[25]裴安平的发掘没有找到暗示使用了灌溉渠或土堤的证据：他既没有找到挖土的锹和整理土地的锄，也没有找到切割谷穗用的小刀。但彭头山人可能曾用过所有这些工具——它们可能被水冲走了，或者朽烂得荡然无存，或者被埋得太深，导致裴安平没能发现。[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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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描绘的洪水“农业”法可以很容易地为驯化水稻的演化提供所需条件。正如野生小麦在西亚的演化那样，必须由人类选出谷穗不破裂的罕见变种水稻，即那些“等待收获者”的。由于无法自行播种，这种变异在野生环境下无法长期延续。但这对早期农民而言是理想作物，因为他们不希望看到自己刚开始收割，成熟的谷粒就陷入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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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稻穗易碎的谷粒就这样丢失，这个简单的事实意味着在收获到篮子里的植株中，罕见的不破裂变种的比例将相对较高。确保其数量进一步增加的关键不仅是将一部分谷粒用作种子，而且要将它们种在没有野生水稻生长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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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被种在没有野生水稻的地方，新作物才能反映出被播撒的种子中有相对较高的比例来自稻穗不破裂的变种。这个比例在收获时将进一步提高。最终，经过许多个周期的种植和收获——戈登·希尔曼估计，小麦驯化需要多达200次收获[27]——不破裂、同时成熟和大粒的稻米将在作物中占据优势，即栽培稻。如果无人管理，它们将很快消失，因为它们无法自行播种和生存。不过当时它们显然正被人类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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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800年的彭头山人可能已经成了这样的农民。保存在他们的陶器中的一些稻粒无疑足够大，可能来自完全驯化的品种。不幸的是，已不可能对稻粒进行详细研究，因为在从保护着它们的陶器中取出时，稻粒遭到了严重破坏。不过，当1997年裴安平发掘了彭头山以北不超过20千米处的另一个定居点时，对于驯化稻在公元前6800年已经出现的任何怀疑都被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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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繁荣于公元前7000—前5000年间的八十垱遗址。裴安平在当地找到了许多房屋的遗迹，包括一些建造在木桩上的。他发掘了大约100座墓葬，从被水淹没的土壤中找到了大批器物，包括一架木犁的残骸、木锹、芦苇垫、竹篮和藤绳。[28]在附近的河床上，他发现了大量植物残骸，包括1.5万粒稻米。对它们的研究确证，八十垱人是种植完全驯化的水稻的农民。[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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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长江上后，时间又开始缓慢前行。卢伯克仅用100年就走完了前往长江三角洲的1000千米路程，于公元前6700年来到沿海平原。他看到了大片沼泽和湖泊，还有零星的林地和盐泽，河流和小溪穿行其间。海平面还会再上升几米，然后稳定在今天的水平。最后的洪水将让入海口变得更大，形成新的海湾和更多沿岸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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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700年的泽国是狩猎采集者的天堂，有人在追踪鹿，有人在捕鱼或捡拾贝类。但卢伯克能找到的最大定居点不过是四面环水的干地上一堆用芦苇建造的茅屋，在规模上都无法与彭头山和八十垱相提并论。那里的居民只是在收获非种植的野生水稻。在被淹没的平原上播种并照顾幼苗的想法尚未从上游传来。一旦传来后，结果将是翻天覆地的，因为沿海湿地为水稻农业的扎根和繁荣提供了完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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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卢伯克直到公元前5000年才来到三角洲，即在农业到来之后而非之前抵达，他将看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村落。那时，他可以造访杭州湾南岸的河姆渡，这处遗址于20世纪70年代被发掘。[30]在那里，他可以坐在长20米的房子里，这些房子建在比下方浅水至少高出1米的木桩上，用榫卯技术连接木板。他可以帮着挥锹（用水牛肩胛骨绑在木柄上制成）整理将要播种的稻田，甚至照管驯化的水牛。[31]也许还能用残羹剩饭喂猪。河姆渡发掘出的稻米数量暗示，卢伯克本可能在夏初将育秧床里的幼苗移植到主稻田——这是20世纪中国农民最辛苦的工作之一。[32]他也可能和其他人一起前往长江三角洲的沼泽和林地打鱼、捕鸟、狩猎和采集，或者学习制陶技艺，帮助制作从河姆渡发掘出的那些带纹饰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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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公元前6700年一个普通的黎明，当卢伯克坐在长江口看着白鹭时，河姆渡还只不过是个简陋的狩猎采集者营地。时值落潮，东面是大片闪光的滩涂，银色缎带般的蜿蜒水道从上面淌过。他把将自己从四川盆地带到这里的那条独木舟推进其中一条水道。现在，小船将载着他穿越2000千米的黄海，在今天被我们称为日本的那片土地上继续旅行。[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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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英文版出版于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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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Wushu mountains，疑有误。——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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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类简史：从冰河融化到农耕诞生的一万五千年 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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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绳纹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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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日本狩猎采集者和最早的陶器，公元前14500—前6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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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停了下来，他们抬起头，安静地注视着。有短暂的一瞬，约翰·卢伯克对他不知情的新主人们的“他者”感消失了。发出隆隆声、冒着烟的火山起到了这个效果——巨大的情绪反应战胜了文化差异。但这一切稍纵即逝。上野原（Uenohara）的居民再次透过自己的文化滤镜望着、听着远处的火山——卢伯克对他们的神话和观念信仰一无所知。随着人声和工作声重新响起，他恢复了观察者身份，而非公元前9200年日本九州岛上生活的参与者。公元前6700年离开长江后，卢伯克退回到了2500年前的上野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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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野原是九州南岸的一个村子，位于今天鹿儿岛湾的最深处。[2]当地居民为狩猎采集者——种植水稻的理念和稻种最早要到公元前5000年才会从彭头山沿着长江河谷向东传到日本。[3]为了前往这个村子，卢伯克在抵达岛的西岸后穿越了岛上覆盖着茂密森林的丘陵。他沿着迷宫般的小径穿过橡树和栗树林，空气中弥漫着秋天的味道，枝头挂满了当季的累累硕果。[4]很快，卢伯克在林中发现了没有谋面的同伴：他认出了泥土中鹿的足迹，灌木上的猪毛，还有树桩上的斧子痕迹。小径将他带到一片空地，那里散布着13间锥形小屋。时值下午3点左右，成年人正在忙着生火和制造工具，村里的孩子们则在屋子间相互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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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上野原人刚刚从林中走出，拿着一捆捆芦苇和装满林产品的袋子。卢伯克猜测芦苇将被用来修建一间新茅屋：一个圆坑的周围已经用木桩搭好了棚屋的框架。[5]几个男人正用石斧伐树，清理出更大的空地。他们的工作让海对面的景象出现在眼前，露出远处一座顶部被云雾环绕的山——或者说卢伯克是这样认为的，直到那山隆隆作响，喷出又一股烟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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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野原人看上去结实、健康又幸福。他们穿得很少。孩子和一些成人赤身裸体。许多人只在腰上围了条皮裙，有几个人穿着短袍。除了年纪很大的老人，他们的皮肤呈明亮的黄褐色，乌黑的头发被扎成辫子，或者用发带固定在脑后。有的戴着用鹿齿和野猪牙做的项链，几名男子的胸口用红颜料画了螺旋形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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