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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公元前6700年一个普通的黎明，当卢伯克坐在长江口看着白鹭时，河姆渡还只不过是个简陋的狩猎采集者营地。时值落潮，东面是大片闪光的滩涂，银色缎带般的蜿蜒水道从上面淌过。他把将自己从四川盆地带到这里的那条独木舟推进其中一条水道。现在，小船将载着他穿越2000千米的黄海，在今天被我们称为日本的那片土地上继续旅行。[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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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英文版出版于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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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Wushu mountains，疑有误。——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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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类简史：从冰河融化到农耕诞生的一万五千年 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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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绳纹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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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日本狩猎采集者和最早的陶器，公元前14500—前6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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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停了下来，他们抬起头，安静地注视着。有短暂的一瞬，约翰·卢伯克对他不知情的新主人们的“他者”感消失了。发出隆隆声、冒着烟的火山起到了这个效果——巨大的情绪反应战胜了文化差异。但这一切稍纵即逝。上野原（Uenohara）的居民再次透过自己的文化滤镜望着、听着远处的火山——卢伯克对他们的神话和观念信仰一无所知。随着人声和工作声重新响起，他恢复了观察者身份，而非公元前9200年日本九州岛上生活的参与者。公元前6700年离开长江后，卢伯克退回到了2500年前的上野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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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野原是九州南岸的一个村子，位于今天鹿儿岛湾的最深处。[2]当地居民为狩猎采集者——种植水稻的理念和稻种最早要到公元前5000年才会从彭头山沿着长江河谷向东传到日本。[3]为了前往这个村子，卢伯克在抵达岛的西岸后穿越了岛上覆盖着茂密森林的丘陵。他沿着迷宫般的小径穿过橡树和栗树林，空气中弥漫着秋天的味道，枝头挂满了当季的累累硕果。[4]很快，卢伯克在林中发现了没有谋面的同伴：他认出了泥土中鹿的足迹，灌木上的猪毛，还有树桩上的斧子痕迹。小径将他带到一片空地，那里散布着13间锥形小屋。时值下午3点左右，成年人正在忙着生火和制造工具，村里的孩子们则在屋子间相互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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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上野原人刚刚从林中走出，拿着一捆捆芦苇和装满林产品的袋子。卢伯克猜测芦苇将被用来修建一间新茅屋：一个圆坑的周围已经用木桩搭好了棚屋的框架。[5]几个男人正用石斧伐树，清理出更大的空地。他们的工作让海对面的景象出现在眼前，露出远处一座顶部被云雾环绕的山——或者说卢伯克是这样认为的，直到那山隆隆作响，喷出又一股烟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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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野原人看上去结实、健康又幸福。他们穿得很少。孩子和一些成人赤身裸体。许多人只在腰上围了条皮裙，有几个人穿着短袍。除了年纪很大的老人，他们的皮肤呈明亮的黄褐色，乌黑的头发被扎成辫子，或者用发带固定在脑后。有的戴着用鹿齿和野猪牙做的项链，几名男子的胸口用红颜料画了螺旋形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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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在彭头山那样，卢伯克被吸引到一名陶匠身边坐下——这次是个满脸皱纹、牙齿掉光的老妇人。她正在完成的陶器远比卢伯克在世界各地旅行时所见的精美——陶器近乎球形，带有长颈和弯曲的吻部，大小类似足球。然后，她用瘦骨嶙峋的手指推着一根缠有绳索的细棍在罐子表面滚动，印下精致的几何图案。然后，她把滚筒移到另一个位置再次滚动，逐渐在整个表面印满自己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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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她即将完成最后的压印时，火山爆发让她失去了节奏。她一度僵住，缠绕着绳索的滚筒停留在黏土上方几毫米处。但犹豫只持续了片刻，因为她曾多次看到和听到火山爆发。她在其阴影下度过的漫长一生中，火山从未有过宁静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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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野原是日本各地被纳入绳纹文化（Jomon culture）的众多考古遗址之一，其中许多似乎被常年居住。“绳纹”之名来自他们装饰陶器的技术，意思是“绳子的纹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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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美国生物学家和古文物学家爱德华·莫尔斯（Edward S. Morse）第一个发现了这种文化的痕迹——差了12年没能赶上维多利亚时代人约翰·卢伯克的《史前时代》。他在今天东京附近的大森（Omori）发掘了一个贝丘，并在考古技术方面培训日本学生。[7]他们很快发掘了更多遗址，并开始发现将被认定为绳纹文化的陶器、房屋和器物。陶器形制的繁多使其被分成许多文化子类，在上个世纪，新发现和放射性碳定年数据不断修正着分类。今天，它被公认划分为6个文化时期，从出现最早陶器的绳纹文化草创期到截至公元前500年的绳纹文化晚期。[*]此后，水稻农业开始在日本大规模出现，这可能由中国和朝鲜移民带来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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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野原属于绳纹文化早期，最早的定居村落就在这一时期出现。从传统的流动狩猎采集者生活方式向定居的转向发生在公元前9500年左右，似乎是对全新世气温升高和降水增加的反应，就像耶利哥的奠基那样。但不同于约旦河谷的居民，绳纹人仍然完全依赖野生食物，有丰富的林地和沿海资源可供利用。[9]他们还广泛使用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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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绳纹陶是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它是上次冰河期行将结束时日本狩猎采集者文化早熟的一个例证。在1960—1962年的发掘中，九州西部的福井岩窟（Fukui Rockshelter）找到了已知最早的陶片。[10]这个小山洞位于一块凸起砂岩的底部，洞中光线充足，可以清楚地看到附近的河流。冰河期的狩猎采集者很喜欢这个洞，在那里留下了从末次冰盛期之前开始积累的深达5米、埋藏了丰富器物的沉积物。最早的陶片出现在公元前13000年的土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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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片的发现招致了广泛的怀疑。1962年，两位杰出的教授——山内清男（Suago Yamanouchi）和佐藤宏之（Hiroyuki Sato）发表了著名的《绳纹时代的陶器》一文[†]，认为定年结果或在福井洞使用的发掘方法一定有误，那里的陶器不可能早于公元前3000年。[11]陶器在日本的出现比在西亚和欧洲早了至少6000年，这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他们的态度在今天看来令人吃惊，因为现在的考古学家常常过于仓促地宣称自己所在的地区为某种文化创新的源头。随着更多放射性碳定年数据和陶器发现的积累，以及对新的定年方法信心的增加，山内和佐藤不得不承认错误：日本的确拥有世界上最早的陶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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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早熟不仅体现在陶器上。日本的冰河时代狩猎采集者还打磨石斧，使其成为更好的工具，比西方人采用这项技术早了好几千年。[13]绳纹人还发明了用漆树汁液制作的漆器。这需要采集、加热和过滤，然后小心翼翼地涂到器物表面。近年从北海道的垣之岛（Kakinoshima）发掘出了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漆器：放在公元前7000年的墓葬中的一把红漆梳子。[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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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绳纹人如此有创造力？为何他们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早那么多年开始制造陶器？只有中国陶器的出现与其相差不算太远，前者可以用种植水稻的需要来解释。绳纹时代的权威，来自俄勒冈大学的梅尔文·艾特金斯（Melvin Aitkins）认为，日本人发明陶器是为了烹饪和储存来自茂密阔叶林地的产品，九州在公元前13000年时便已经被其覆盖。他表示，从阔叶林和陶器同时进入日本北方诸岛可以看出这种关系，两者都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出现在最北面的北海道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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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上述观点有两个问题。首先，陶器对生活在林地环境中的狩猎采集者并非必需——公元前12500年西亚的马拉哈泉村人和公元前9500年北欧的斯塔卡人完全依赖用柳条、树皮、皮革、木头和石头制成的容器也能生活得很好。陶器无疑会让九州林地中的烹饪者生活更加便利，而且从食物残渣来看，陶器的确被用来炖煮蔬菜、肉类和鱼，但人类没有这些器皿也很容易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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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本州岛北部大平山元（Odaiyamamoto）遗址发现的新陶器样本让艾特金斯的理论遇到了第二个问题。粘在陶器内壁的残留物的放射性碳定年结果为公元前14500年，将陶器的起源至少又向前推进了1000年。[16]当时，本州可能只生长着稀疏的松树和榉树。因此，日本陶器的发明是为了存储和烹饪橡子以及其他阔叶林产品的理论不可能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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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弗雷泽大学的布赖恩·海登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这为他信奉的社会竞争是文化变革驱动力的说法提供了又一例证，我们在分析他关于墨西哥南瓜种植起源的理论时已经对此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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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登暗示，陶器拥有一系列重要特性，使其成为彰显所有者声望的物品和为客人上菜的理想容器。最初，制陶手艺很难掌握，需要仔细挑选黏土，准备防裂剂，以及探索、试验和优化塑形和烧制技术。邻居和来自更远地方的访客会被制造陶器所需的劳动量和技巧所折服。展示带有奇异装饰的新颖造型能给他们留下更深的印象。最让人惊讶的可能是通过在宴会上夸张地砸碎陶器来炫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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