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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过程中找到了许多沿海活动的痕迹：鱼钩、针、网坠、斧头和磨石，还有来自种类繁多的贝类、兽类、鸟类和鱼类的骨骼。和丹麦的埃尔特波尔贝丘一样，这里也没能找到房屋的痕迹，可能是因为它们建在了发掘区域之外，或者过于脆弱而没能留下痕迹。我们只能从贝丘中发现的金枪鱼、海鲈和海豚骨骼猜想存在出海捕鱼的独木舟。但在别的地方找到过绳纹人的独木舟，尤其是在太平洋沿岸的另一处贝丘——加茂（Kamo）。[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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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没能收集到公元前6500年夏岛居民丧葬习惯和仪式活动的信息，这是因为他停留的时间太短了——仅仅持续了一个夏天。他没能了解到那些家庭是常年留在贝丘旁，还是会搬到另一个定居点，比如和其他家庭一起前往林地中的村子过冬。那时他们可能会举行典礼和仪式，会穿戴整齐地跳舞，会举办婚礼和成人仪式。但卢伯克不得不带着这些未回答的问题离开夏岛——今天的考古学家也仍然没有答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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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纹文化在卢伯克的旅行结束后继续繁荣了很久。它在公元前3000年后不久达到顶峰，当时绳纹陶器实际上变成了华丽的雕塑，还出现了刻有精致花纹的石棒和女性小雕像。从考古遗址数量的急剧增加来看，人口显然有了大幅上升。林地被密集收获，绳纹人成了自己的野生森林的园丁、栽培者和管理者。[32]贝丘从夏岛上那样的小堆垃圾变成了马蹄形的大山包，包含数以百万计的贝壳和骨头。洄游的鲑鱼提供了可预见的食物来源，对文化多样性做出的贡献可能与它们对太平洋彼岸的美洲西北海岸一样多。[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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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规模的水稻农业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传到日本，狩猎——采集——种植的绳纹人生活方式被使用铁制工具的乡村农业经济取代，后者一直延续到近代。来自中国和朝鲜的移民将这种新经济带到日本。[34]几乎所有现代日本人都是这些人的后裔。由于水稻无法在本州北部和北海道的较寒冷环境中生长，绳纹文化在日本北部持续的时间要稍长一些。今天，保持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的阿伊努人就生活在这些地区。[35]许多人认为，阿伊努人不仅是绳纹生活方式的继承者，还是绳纹人在生物学上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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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纹时代通常被分为草创期（Incipient，约距今15000—12000年前）、早期（Initial，约12000—7000年前）、前期（Early，约7000—5500年前）、中期（Middle，约5500—4500年前）、后期（Late，约4500—3300年前）和晚期（Final，约3300—2800年前）。——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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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疑有误，《日本先史土器の绳纹》一文的作者仅为山内清男（1902—1970）。东京大学的佐藤宏之教授生于1956年，不可能为合著者（http://iss.ndl.go.jp/books/R100000002-I000007813461-00?ar=4e1f）。——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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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类简史：从冰河融化到农耕诞生的一万五千年 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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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之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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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犸草原和高纬北极的殖民，公元前19000—前6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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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曾与生活在冰河时期世界最南端的人类分享过塔斯马尼亚的一个山洞，现在他正前往地球的另一极。他的目的地是若霍夫（Zhokhov），这个位于北冰洋的半岛将标志着他在东亚的北上之旅的终点——再也没有其他地方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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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若霍夫是一个小岛，南北不超过11千米，东西不超过9千米，上升的海平面将其与西伯利亚本土分开。岛中心的低矮丘陵边是完全平坦的低地，上面点缀着一系列水坑。这是一片贫瘠的沼泽苔原，除了被北极风暴刮得光秃秃的玄武岩，苔藓、地衣和草覆盖着岩床。在猛烈北风的不断侵袭下，那里遭受着北极漫长冬天的严寒与黑暗。很少有人会否认若霍夫岛是地球上最不宜居的地方之一，公元前6400年时也几乎没有区别。不过，那里是一个石器时代社群的家园，他们是已知最早生活在高纬北极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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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从夏岛到达若霍夫，卢伯克必须完成一段约3500千米的旅程。他首先坐独木舟离开日本的最北角，抵达俄罗斯远东地区后，他又从茂密的橡树、榆树和桦树林中穿过，那里为熊、狐狸和野猪提供了完美的栖息地。随着他向北而行，阔野林地变成了云杉、落叶松和冷杉组成的阴暗针叶林。卢伯克在林中感到孤身一人，尽管有迹象暗示并非这样。[1]他经过最近生过火堆的河岸，有人在那里制作过石器，清理过鸟的羽毛，还剥过鲑鱼的皮。远处的树林上方飘起烟雾，奇特的非自然声响似乎宣告着人类的存在。但这些回响只是西伯利亚森林中罕见的额外声，那里最常见的是树木在风中的噼啪声和机警动物弄出的沙沙声，可能来自驼鹿或猞猁。上方传来大雁的尖叫、嘶鸣和拍打翅膀的声音，它们同样向北而行，将在北极度过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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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上之旅的中途，一个山洞为他提供了庇护所和等待其他人到来的场所。山洞位于一座石灰石小山崖上，靠近两条河流的交汇处，其中较大的那条将成为阿尔丹河（Aldan），流经今天俄罗斯联邦的萨哈共和国（Sakha Republic）。卢伯克爬过陡峭河岸上的一片灌木丛来到洞口，洞中很小，深度不超过12米，高度刚够站直。风景令人生畏：覆盖着森林的山丘有节奏地起伏，然后缓缓消失在天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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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中温暖而干燥，如果附近有人，他们肯定会来这里使用它。于是卢伯克开始等待，就像他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做过的，比如在公元前13000年澳洲中部沙漠的库尔皮马拉，或是公元前7500年亚利桑那州的凉鞋岩棚。但他的等待再次只是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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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孤独等待的地方是久克台洞（Dyuktai Cave），但他到来的时机不好，没能遇见任何居住者。[2]那里曾在公元前17000年和公元前12000年被使用，然后长期荒废，直到有历史记载的时代才重新有了居民。因此，在卢伯克到来的公元前6400年，冰河时代久克台洞居住者的石质工具和食物残骸已经被埋在了地面沉积物中，包括风吹来的尘土、塌落的石灰石和河水泛滥时留下的泥沙。这些工具一直埋在沉积物中，直到20世纪60年代被苏联考古学家尤里·莫汉诺夫（Yuri Mochanov）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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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汉诺夫的发掘是1964年苏联科学院发起的普利棱斯克（Prilensk）考古行动之一。[3]人们选定阿尔丹河谷，希望找到迁往西伯利亚东北部的人类的定居点，他们的后裔殖民了美洲。当然，那时蒙特贝尔德还远未发现，克洛维斯人仍然被奉为最早的美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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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内地面上有几米厚的沉积物，从中发现了大批石器和动物骨骼。骨骼来自许多不同的物种，既有包括驯鹿、马和野牛在内的大型动物，也有旅鼠、野兔和狐狸等较小动物。这些暗示了存在与卢伯克经过的被森林覆盖的山丘完全不同的环境。莫汉诺夫认为，那里曾是苔原和草原，人们不仅捕猎野牛和驯鹿，还把真猛犸象作为猎物——洞中也发现了后者的骨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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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的石质工具与此前在东北亚发现的截然不同。有的是石刀和投矛尖，通过从大石片的两个表面不断凿去小碎片制成。这正是北美克洛维斯人在制作投矛尖时所用的“双面加工”方法，但久克台洞最后的史前居住者至少比克洛维斯人早了1000年。[5]另一些工具由从“楔形”石核上取下的燧石小薄片制成，鹿角和兽骨则被加工成其他各种工具，包括锥子和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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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普利棱斯克考古行动发现了更多遗址，又有多批类似的工具出土，经常与同类型的哺乳动物联系在一起。于是，一种新文化得到界定，根据最早发现此类工具的山洞被命名为“久克台文化”。这种文化很快被发现存在于更新世最后1000年里的整个西伯利亚，或者我们应该称之为西白令陆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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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知道，久克台文化的起源可以上溯到末次冰盛期最艰难的时期结束仅仅1000年后。1986—1990年，来自苏联赤塔教育学院（Russian Chita Pedagogical Institute）的米哈伊尔·康斯坦丁诺夫（Mikhail Konstantinov）发掘了奇科伊河（Chikoi River）古河岸上一个引人瞩目的露天遗址，遗址靠近俄国东部的贝加尔湖，位于久克台洞西南大约2000千米处。这个被称为斯图德诺（Studenoe）的遗址显示，狩猎采集者经常在河畔的洪泛平原上驻营。每次居住结束后，他们丢弃的垃圾马上会被细沙淹没和掩埋。[6]由此形成了大量的沉积层，一座座炉灶和小屋被细沙层分开。70块石头组成的圈子标出了其中一座房屋的轮廓，5座炉灶的遗迹排成一列。用石头砌边的炉灶呈椭圆形，其中留有焦炭，小屋的地面上找到了数以千计的石器，具有典型的久克台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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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一支美国队伍与俄国人合作，从炉灶中取得焦炭样本用于放射性碳定年。结果显示，最早的河畔营地建于公元前19000年，当时已经开始使用久克台式的工具。显然，斯图德诺和久克台的技术提供了在东北边远地区殖民的基础。虽然斯图德诺人和他们的后裔一定忍受了严寒和暴风的考验，需要不断寻找柴火和庇护所，但他们似乎被驱使着在冰天雪地的北方殖民。到了公元前15000年，他们已经生活在贝勒莱赫（Berelekh），该据点位于久克台洞以北1000千米，北极圈以内500千米。阿拉斯加的蓝鱼洞等遗址告诉我们，使用久克台技术的人类在公元前11000年已经穿过白令陆桥，成为最早的美洲人之一。到了公元前6400年，他们殖民了高纬北极，在若霍夫建立定居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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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久克台重新开始北上之旅前，卢伯克读了《史前时代》中关于“爱斯基摩人”的段落。[7]在1865年写下这段话时，他的维多利亚时代同名者已经知道有人生活在从西伯利亚到格陵兰的北冰洋沿岸。维多利亚时代的约翰·卢伯克参考了许多北极探险队的日志，特别是来自帕里船长（Captain Parry）1821—1823年之行的。比起其他现代野蛮人，他对爱斯基摩人更为赞赏。在描绘其房屋、工具、衣物、船只、狩猎、捕鱼和丧葬习俗时，他不时评价他们心灵手巧、技艺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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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维多利亚时代的约翰·卢伯克发现材料中有对爱斯基摩人的批评和不屑时，他会很快为他们辩护。于是，在引述各种对食物“令人作呕的描绘”，以及谈到爱斯基摩人吃生肉的习惯时，维多利亚时代的卢伯克表示，一些欧洲的北极探险队也吃了生肉，这有助于在高纬度地区保持健康。与之类似，在描绘爱斯基摩人如何“极其肮脏”时，他强调了他们如何缺少淡水，以及极度的严寒如何“防止腐败，从而免去了我们保持清洁的一个主要动机”。同样，在引述了爱斯基摩人是“出色小偷”的证据后，维多利亚时代的卢伯克又强调说，对常年极度短缺食物的人来说，一定要原谅船上储备带给他们的诱惑。然后，他又将爱斯基摩人描绘成“内部极其诚实，和善、慷慨而可信”。一些女人甚至“既美丽又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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