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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柯克布赖德发掘该遗址时，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动物资源已经相对匮乏，只有狐狸、野兔、沙漠鼠和跳鼠。但在公元前7500年时，平原上有野驴和羚羊在吃草，野猪和山羊在远处的辛贾尔山中觅食。野驴骨在乌姆达巴基亚发掘出的兽骨中占据主导，壁画的残片上描绘了狩猎场景——柯克布赖德认为动物周围是用来挂住罗网的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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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考古学证据和遗址现在的荒凉环境，柯克布赖德改变了她对乌姆达巴基亚的看法。那里并非一个农业小村子，而是成了“贸易前哨”，专营野驴和羚羊——她认为这是附近一个尚未发现的、类似加泰土丘那样的“宏大”镇子的卫星村。[7]柯克布赖德暗示，乌姆达巴基亚是“中间人”的据点。她想象生活在沙漠中的狩猎采集者将动物尸体带到该据点，换取黑曜石、谷物和其他商品。柯克布赖德猜测，上述物品也是乌姆达巴基亚的中间人早前用肉、兽皮、兽毛和羊角从那个尚未发现的镇子换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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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克布赖德的解释并未得到更多田野工作的支持。考古学调查——特别是1969—1980年苏联考古考察队所主持的——没能发现那个镇子，而是只发现了一系列小型农业定居点，其中之一是马格扎利亚。这些村子中的一部分的确发展成了柯克布赖德设想的可观镇子，但那时乌姆达巴基亚已经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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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为卢伯克设想的场景与柯克布赖德的略有不同：乌姆达巴基亚是专业猎人的季节性据点，他们来自一个或多个农业定居点，随身带着石头、蔬菜和谷物补给，猎杀动物并亲自加工。我想象他们在狩猎季结束后带着收获回家，一部分可能被驯服的野驴驮着。[8]兽毛、兽皮、蹄子、肉和脂肪将被用来同当地居民或来访的商人交换谷物和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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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哪种场景是正确的，乌姆达巴基亚的专业化特点都反映出比此前任何新石器社会更大的组织规模。从中可以看到公元前7500年时，贸易和交换在从农业村庄向城镇的逐渐过渡中扮演的关键角色，该过程将迅速促成最早文明的城市中心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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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考古考察队被邀请参与由伊拉克政府开展的调查和发掘计划，对我们理解美索不达米亚的史前历史做出了非凡的贡献。[9]在1969年该计划开始前，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仅限于扎格罗斯山脚下的贾尔莫定居点（公元前8000年）以及辛贾尔平原上的哈苏纳镇（Hassuna，公元前6000年）。1945年，英国考古学家西顿·劳埃德（Seton Lloyd）从哈苏纳发掘出了有多个房间的复杂建筑，绘有繁复图案的陶器，还有在规模上与贾尔莫完全不同的农业、制造活动和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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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定居点在文化和经济上似乎有天壤之别。许多考古学家怀疑两者完全无关，哈苏纳人是从外部迁入该地区的，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化。1970—1973年间，柯克布赖德在乌姆达巴基亚发现并发掘了一个时间处于贾尔莫和哈苏纳之间的定居点，但从仓库建筑和捕猎野驴的壁画上看，它与这两者格格不入。[10]苏联考察队对辛贾尔平原的大规模勘察和发掘计划找到了更多定居点，其中一些和乌姆达巴基亚同时代，也有的更早或更晚。当把他们的发现与20世纪80年代末特雷沃·沃特金斯对克梅兹德雷和斯特凡·科兹洛夫斯基对内姆里克的发掘结合起来看时，经济发展的完整序列得以确立。哈苏纳的各个镇子出现在平原上时并不成熟，但也不是完全脱胎于像扎格罗斯山脚下的贾尔莫那样的村子。它们是从辛贾尔平原本地的狩猎采集者和农业小村落发展而来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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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考察队毫不费力地找到了要发掘的遗址——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有着丰富的土丘。它们从奥斯丁·亨利·莱亚德（Austen Henry Layard）的时代开始就为人所知，这位英国外交官和考古学家在19世纪40年代穿越了美索不达米亚，他的《尼尼微及其遗迹》（Nineveh and its Remains）一书让公众注意到那里的考古——奇怪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约翰·卢伯克在《史前时代》中并未提及该书。莱亚德描绘了他如何于1843年的一个夜晚在辛贾尔平原的边缘看着暮色降临，数着“超过100座土丘，它们在平原上投下长长的黑色影子”。[12]3年后，他将自己的估计修改为原先的两倍。差不多一个世纪后，当利物浦大学的西顿·劳埃德对辛贾尔平原展开第一次系统性的考古勘察时，那200座土丘被发现只是“分布在这片曾经肥沃的平原上的大量土丘中的一小部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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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考察队发掘的土丘之一位于乌姆达巴基亚以北50千米，比周围平原高出不超过2.5米。这里被命名为索托丘（Tell Sotto），由尼古拉·巴德尔在1971—1974年间发掘。他找到了一系列有单个或多个房间的屋子，显示了一个农业村子的发展和后来的废弃，任一时间都只有不超过三四座房子同时存在。[14]由于在后期建筑的地基下找到了一系列大小足以认为是地下房屋遗迹的坑，索托丘最初的定居点可能是一个很像克梅兹德雷的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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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索托农民的房屋呈长方形，大多只有一个房间，但至少有一座房屋中包含了多个通过走廊可以进入的房间。马格扎利亚的墙壁用形状不规则的黏土块砌成，而索托的则使用晒干的泥砖。一些房间显然被用于家务，因为里面有磨石、火炉、兽骨、陶器、炉灶和晾晒谷物的架子。巴德尔在另一些房间里找到了大个陶罐，它们常常嵌入地下，用于储存谷物。类似的容器也被用来装另一种东西——死去的孩子。他们小小的身体被塞进罐中，巴德尔找到了他们的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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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规模很小，但从当地居民制作或通过交易获得的器物来看，索托似乎曾是个繁荣的定居点，发现的器物包括石手镯、珠子、磨光的斧子和黏土小像。许多死者被埋在屋中地面之下，墓中通常没有任何陪葬品。不过，有座墓葬显然属于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墓中有一个装着食物残渣的黏土小盆，一条用奇异石珠做成的项链（包括大理石和青金石），还有一枚被卷成管状的小铜片。这个小管是世界上最早的铜制品之一，只有马格扎利亚的一把小锥子与其年代相当——两者都比梅赫尔格尔的铜珠早了1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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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索托的人口从未超过三四十人，但这个定居点可能经历过快速发展，并催生了公元前8000年后开始散布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几个新村子。[15]一些居民可能在乌姆达巴基亚过冬，靠大火炉和炉灶取暖。另一些人可能离开索托，加入在仅仅2千米外发展起来的一个村子，今天那里被称为亚利姆丘（Yarim Tepe）。[16]直到索托被抛弃后很久，这里仍然繁荣，在12个建筑层中埋藏了大量精巧的房屋和陶器，考古沉积物形成了高达6米的土丘。西顿·劳埃德在20世纪30年代首次对其做了描绘，巴德尔在苏联考察队中的两位同事——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梅尔佩特（Nikolai Yakovlevich Merpert）和拉乌夫·马格梅多维奇·门查伊夫（Rauf Magomedovich Munchaev）后来对其进行了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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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从乌姆达巴基亚向北走了不超过40千米，但耗时将近1000年——在此期间，马格扎利亚被完全抛弃，索托的人口也减少了。在这段短短的旅程中，卢伯克可以看到远处的辛贾尔山，山上分布着无数深谷，每条深谷所在的深紫色阴影与暮霭融为一体。[17]在他向北跋涉的过程中，干旱的草原被散布着猩红色郁金香的嫩草地取代——这是许多春季花朵中最早开放的，它们很快将装点这片平原。草丛中时常有鸟掠起，卢伯克找到几堆带斑点的蛋，它们就待在地上，周围没有任何鸟巢。卢伯克捡了一些蛋吃，然后坐在郁金香丛中，回忆起昔日坐在草原花丛间的时光。在西亚旅行期间，他曾一次坐在奥哈洛附近，一次坐在阿布胡赖拉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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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现在所坐的地方与之前完全不同，而且让他感到孤独沮丧。他身处一个小院子中，周围是组成亚利姆丘迷宫般的泥砖墙和小巷。现在是公元前6400年，差不多处于该镇历史的中途。虽然卢伯克几天前才赶到，但他已经急着想离开了。镇子里一片繁忙，成年人正在从事家务琐事，成群的孩子们跑来跑去，狗在垃圾堆中寻找食物，游荡的山羊漫无目的的在房屋内外穿行。陶匠、石匠和编织工正在工作，在卢伯克身旁，一名亚利姆丘的居民正与流动商人争论羊毛和黑曜石刃片的相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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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烟气和无孔不入的人类屎尿的臭味让卢伯克希望自己在人类历史上的这个时间能身处他方。他想起了西伯利亚极地的若霍夫，他在那里可以被广阔的自然包围，而非像在亚利姆丘这样忍受文化的幽闭恐惧。他想，谁愿做一个住在镇里的农民而非狩猎采集者呢？游历了除非洲外的各大洲后，他知道了答案：史前世界的几乎每个人。此外，他感到镇子弥漫着某种“兴奋”。某些考古学家将其描绘成缔造中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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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利姆丘转悠时，陶器的制作和使用让卢伯克印象深刻。陶器的形状和大小五花八门，包括大型存储容器、罐子、碗、盘子、大口杯和托盘。有的上面加塑了人像或造型作为装饰，很像在索托丘所发现的；另一些绘有简单的几何图形，与他在乌姆达巴基亚和索托丘看到的复杂弯曲花纹截然不同。不过，虽然陶器引人瞩目，最让他难忘的还是铜制品。卢伯克只看到某人手指上戴的指环和脖子上挂的吊坠，不知道镇上是真的冶炼矿石，还是仅仅把它们敲打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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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利姆丘轻易达到了索托丘规模的两倍，而且还在继续扩大。小麦和大麦田围在镇上的建筑周围，大群绵羊和山羊每天被带到附近的山上吃草。此类农业活动提供了剩余产品可供贸易，并养活了镇上的许多工匠。途中，卢伯克看到为新房屋奠基而挖的窄沟，沟里填上了芦苇垫子，然后是砌了一部分的泥砖墙。他帮助从镇子周围收集碎陶器，将碎片铺在新建的墙壁之间，为石膏地面打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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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利姆丘的大部分建筑为拥有多个房间的长方形结构，有时聚在一起，在镇中形成独立的建筑群。但有的截然不同，这些建筑呈圆形，直径几米，拥有黏土墙壁以及用树枝网格和干草铺成的圆形屋顶。几座此类建筑分散于镇中各处，位于其他建筑内或院子角落里。卢伯克知道至少一座此类建筑的功能：他看到人们围在圆屋四周，兴致勃勃地看着一个年轻女人被部分肢解的尸体通过屋顶上的一个开口被安放到地上。[18]然后是各种可能属于那个女人的物品：一个柳条篮子、几串珠子、精美的石头和陶制容器、几束花和一头羊羔的尸体。看着这些，卢伯克想起了克梅兹德雷的那个男子，他在拆毁房屋的过程中曾把一系列类似物品扔进被部分填埋的屋中，以及梅赫尔格尔那个与山羊埋在一起的男子。当她的尸块和物品被放进墓中后，屋顶封闭起来，她被独自留在父母与祖辈身边，也许还在等待着她的孩子们。但想要和母亲在一起，他们必须活到成年，因为只有那样他们才有资格被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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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佩特和门查伊夫发现幼儿的骸骨被塞进各种地方——地面下、墙壁间、角落里，乃至屋中的犄角旮旯。有几具骸骨与陶罐和兽角埋在一起，但大部分似乎被草草掩埋。发掘出的成人骸骨很少，找到的绝大多数均被肢解，位于被发掘者称为圆顶墓（tholoi）的圆形结构中。它们的数量太少，无法代表整个成年人口，因此镇外似乎可能存在一个墓地。夭折者没有资格埋到（假设中的）墓地或圆顶墓中，而是永远被留在家里——直到考古学家前来将它们放进箱子和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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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利姆丘的建筑、经济、器物和社会类型（即它的文化）与20世纪40年代西顿·劳埃德在发掘哈苏纳丘时所发现的一致。[19]哈苏纳时期（约公元前6800—前5600年）标志着美索不达米亚史前历史的转折点。它告别了狩猎采集者和农业小村子的过去，把目光投向城镇和贸易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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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6000年开始，美索不达米亚中部和南部出现了一系列定居点，创建者很可能从过于拥挤的北方城镇迁徙到人口稀疏的狩猎采集者世界。[20]虽然与哈苏纳的相似，但南方各镇也发展出了自己的陶器和建筑风格，被称为萨迈拉（Samarra）社群。有的非常可观，比如萨万丘（Tell es-Sawwan）——这个位于悬崖顶部的定居点俯瞰底格里斯河，位于今天巴格达以北110千米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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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元前5000年时，整个新月沃地出现了大量城镇，只除了西南角，约旦河谷中的村镇早就被废弃了。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周围的土地上诞生了新的文化统一体，融合了哈苏纳与萨迈拉文化。这个所谓的哈拉夫（Halaf）时期延续了整整1000年[22]，与从耶利哥和马格扎利亚时代开始的史前农民一样，赖以为生的作物同样是小麦、大麦、豌豆和小扁豆。但一个关键发展是人工灌溉的使用，它使人们可以充分利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肥沃的冲积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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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萨万丘以绵羊和山羊为主，但牛也非常重要，母牛小塑像和绘有公牛头图案的陶器反映了它们的重要性。鉴于在人类食谱中加入丰富的牛奶脂肪可以提高出生率[23]，养牛可能是人口爆炸现象背后的一个原因。哈拉夫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定居点，原有的城镇也得以扩大，许多超过了巅峰时期亚利姆丘规模的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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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夫各镇拥有独特的建筑和彩绘陶器风格，有的定居点还向周边地区提供自己制造的陶器。彩绘女性陶俑、石头吊坠和封印也是它们的共同点。封印经常钻有小孔并绘制线形图案，用于封闭篮子和罐子，暗示搬运和储存的是珍贵物品。上述物品和更多日常材料（如食物、陶器和石头）在各镇间被广泛交易——贸易是繁荣、技术创新和文化统一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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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夫文化标志着美索不达米亚史前历史的结束。在随后的乌鲁克（Uruk）时期出现了书写的最早痕迹。又过了不到1000年，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开始诞生。但卢伯克看不到这些和哈拉夫各镇了——他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时间终止于公元前6400年的亚利姆丘。[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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