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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史前时代一样，自然世界正在发生变化。许多植物的花期已经提前，鸟类的繁殖也变得更早，并改变了自己的栖息地。昆虫再次成为最早做出反应的物种之一：蚜虫群飞到英国的时间提前了，而北美和英国的蝴蝶出现在更高海拔和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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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预测下一个人为全球变暖的世纪将远不如公元前9600年那样极端。在新仙女木时期末，全球平均气温在50年间上升了7℃，而今后100年的预计升温将不到3℃；上次冰河期末的海平面上升了120米，而今后的50年间预计最多上升区区32厘米，到2100年达到88厘米。[6]不过，虽然未来的全球变暖可能不会像公元前9600年那样极端，但由于环境污染和60亿人对资源的要求，现代世界的状况要脆弱得多。因此，人类社群和自然生态系统面临的威胁要远比史前时代严重。当冰河时代世界的大片低海拔地区被淹没时，其中许多地区无人居住。当时存在的定居点最多也只生活着几百人，比如公元前7000年时位于以色列沿海的亚特利特雅姆。今天有1.2亿人生活在孟加拉国的三角洲地区，600万人生活在比现今海平面高出不到1米的地区，3000万人生活在不到3米的地区。伴随海平面上升的还有毁灭性的暴风雨和渗透进盐分的淡水水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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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球变暖让公元前14000年后的塔斯马尼亚山谷和公元前5000年后的撒哈拉沙漠变得无法居住时，那里的居民迁往其他地方生活——当时的世界上仍然很少有人类定居点。但未来失去家园的人口能去哪里？比如那些来自被淹没的三角洲地区的；来自太平洋和印度洋上被吞没的低海拔岛屿的；[8]还有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们，那里干旱的频率和强度将让任何国际援助都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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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冰河时代画上句号的全球变暖创造了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比如公元前14000年的尼罗河谷，公元前6000年的澳洲北部，公元前5000年的斯堪的纳维亚南部，人们将其据为己有，准备好为其而战。比起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些冲突只能算小打小闹；但随着新一波全球变暖的影响开始显现，我们的现代世界似乎注定将变得更加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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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短缺将成为重要的冲突原因。由于现代农业和人类日常活动的需求，淡水供应已经处于压力之下。随着预计中的降水减少和世界关键储水区的蒸发量增加，上述压力将变得严峻。水将超过土地、政治乃至宗教，成为中东各国间冲突的导火索，这种趋势已经开始显露。[9]此外，全球变暖还可能加剧当前世界中贫富两极的分化：预计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力将会提高，而发展中世界的情况正好相反。全球恐怖主义将注定肆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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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的是，由于末次冰盛期之后的自然全球变暖而变得宜居的那片大陆现在却对新一波全球变暖做出了特别大的贡献，成了让世界上其他大片地区变得无法居住的罪魁祸首：美国是我们天空的主要污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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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卢伯克的目光越过车水马龙，落在英格兰南部的乡间。那里一片凄凉。全新世早期的许多橡树林地早在史前时代就已经被清除。但该地区直到过去的50年里才变成现在的惨淡模样：池塘被淤积填塞并很快消失，灌木林被清除，树篱被铲除，小农场被专业种植小麦并擅长获得补贴的工厂式企业取代。[10]今天的草原式地貌遭受着水土流失，并被过度使用的化肥和杀虫剂污染。[11]和西方世界的许多农田一样，这里生产的食物远远超过我们所需。[12]但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被饥饿困扰的世界里。8亿人生活在挨饿边缘——因为新的全球变暖，这个数字预计还会增加。在接下来的100年里，又有8000万人可能因为环境变化而挨饿或营养不良。[13]有人相信，终结世界饥荒的唯一方法是对现有作物进行基因改造，从而提高它们的产量，增加它们抵抗病虫害的能力，并让它们可以忍耐盐碱化的土壤。[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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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的狩猎采集者最早尝试了对植物的人为基因改造，以便应对新仙女木时期的干旱以及为哥贝克力石阵等地的集会提供食物。他们对野生谷物的栽培无意中实现了基因变异，创造了我们今天种植的驯化小麦和大麦。人类活动还改变了另一些物种的基因，创造出驯化的南瓜、玉米、大豆、大米、藜麦、芋头和马铃薯。这些植物支持了全新世早期的人口增长，而现在通过植物培育和作物管理，它们又支持了我们庞大的全球人口。但在今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还有额外2亿人需要养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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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科学家相信，分子水平的植物基因工程——有意将某个物种的DNA插入另一物种——将是为人类需求而操纵植物的历史中的下一步。[16]他们表示，新的基因变种解决了过去的气候变化造成的食物危机，所以更多基因变种可能对今天的我们产生同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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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可能的确如此，但考古学基于历史给我们上了另外一课，而且可能重要得多。农业刚刚兴起时，新的高产基因变种带来的盈余便受到集中化控制，就像公元前9300年的红崖，公元前8200年的贝达和公元前5000年的K丘的建筑所表明的。食物从农业诞生伊始便成为一种商品，成为控制其分配之人的财富和权力来源。为这些植物注册专利并分配其种子的生物科技公司就是史前时代掌管谷窖之人的翻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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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南部和现代世界其他许多地区遭到破坏的地貌也对生物科技提出了质疑。就像在本书中所看到的，当考古学家们研究过去的环境时，他们总是会发现远超今天同一地点的动植物多样性。公元前20000年奥哈洛附近森林草原中的植物和公元前15000年北美的动物只是两个最明显的例子，表明史前时代的自然世界远比现在丰富而多样。气候变化会减少生物多样性——北半球植物类型的日益分区化更有利于少数食谱单一的动物，而非众多杂食者。但农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要大得多，只需想象一下公元前6500年时加扎尔泉镇周围被破坏的土地，或者看一下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被密集耕作的地区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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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新的基因变种——对病虫害具有非自然抵抗力的植物——是否会把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推向新的极端呢？这些植物是否会入侵并吞没仍然存在的野生物种群呢？自然世界中仅存的庇护所（特别是昔日的湿地和盐碱沼泽）是否也会被改成农田呢，就像人们开始在英格兰南部的林地播种最早的转基因种子时那样？[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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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答案。生物科技可能是我们最大的福音，能够为世界饥荒画上句号。抗病的转基因作物减少了对喷洒化学药品的需求，也许从而能保护生物多样性。对水的共同需求可能会让中东的冲突各方团结起来。对全球变暖的程度和影响的预计可能完全错误。我们的政治家也许能有足够的意愿和手段来遏制污染，在全世界公平地分配资源，为流离失所的人口提供新的家园，并保护自然世界。他们可能会做这一切，但他们也很可能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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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文明之福”又如何呢？显微镜、达尔文的思想、莎士比亚的诗歌和医学的进步带来的欢乐是否足以补偿环境恶化、社会冲突和人类的痛苦这些最终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0年时农业起源的问题呢？如果我们放弃文学和科学的发展，仍然像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那样，情况会更好吗？答案就在我们手中，取决于我们在今后100年的全球变暖中选择做些什么——人类和地球的未来仍然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我们所能确定的只是，到了21世纪末，世界将变得与今天完全不同——也许就像公元前5000年的世界之于末次冰盛期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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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卢伯克翻过书页，读起《史前时代》的最后一段。他发现这番话也完全适用于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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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希望在自己的时代看到某种进步，但让无私的头脑最为满足的是相信无论我们自己如何，我们的子孙将会理解许多我们现在无法看到的东西，更好地欣赏我们所生活的美好世界，避免我们遭受的许多痛苦，享受我们还配不上的许多福祉，逃脱受我们谴责但无法完全抵御的许多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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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卢伯克，《史前时代》，1865年，4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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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三氯甲烷（Chloroform），曾作为麻醉剂被广泛使用。——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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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类简史：从冰河融化到农耕诞生的一万五千年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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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历史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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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遗憾的是，本书没有篇幅给“农业”（farming），“城镇”（towns），“文明”（civilisation）和其他许多我所使用的术语下定义，例如“村子”（village）或“狩猎采集者”。我只是遵循通常用法。“文明”可能是最有争议的，我用它表示具有国家组织、纪念碑式建筑、社会和劳动分工的社会。我并未暗示此类社会拥有“文明的”价值，或者它们是社会进步演化的结果，就像20世纪初的史前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所暗示的那样（见Trigger，1989）。我对“城镇”一词的使用也需要简单说明。我仅仅用它表示比最早的定居社群大得多的定居点，无论是狩猎采集者、种植者还是农民的——我称那些定居点为村子。比起晚近历史上的定居点，这些“城镇”可能非常小，后来的史前或历史考古学家可能会称它们为“村子”。我没有暗示它们拥有不同于“村子”的特别的社会或经济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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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决定在书中使用BC（公元前），而非更加科学的BP（距今）——我觉得两者同样随意。事实上，BP中的“今”表示1950年。因此，只要把公元前年份加上1950就能得到BP年份。在正文中，我使用近似的公元前年份，日历年而非“放射性碳”年，并在第2章中解释了两者的区别。在注释中，我提供了具体日期未经修正的放射性碳年。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将提供一个标准差的修正后的放射性碳公元前年份（用OxCal 3.5计算）。除了很少的例外，我提到的所有年份均依据放射性碳定年，许多使用了加速器质谱仪（AMS）技术。第2章中将解释放射性碳定年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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