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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农业和畜牧业对非洲历史的影响不属于本书的年代范围。[10]需要指出的只是，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北非变得非常干旱，至今仍然如此。牧人被迫离开撒哈拉沙漠。随着人们迁徙到西非、东非和南非的稀树草原，他们的生活方式逐渐向南传播。[11]狩猎采集者原住民很可能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他们自己获得了牛、绵羊和山羊——可能通过偷窃、贸易或是作为嫁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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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前3000年，牧牛活动已经出现在西非的河盆和卢肯尼亚山周围的稀树草原上；又过了至少3000年，它才传到开普地区。比起几千年前农业经济在欧洲的向西传播，这种向南扩散面临的挑战要大得多。非洲牧民不得不与炎热干旱的环境、大量掠食者、各种寄生虫和传染病展开斗争——最后两种是最糟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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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农业最后一个值得略加评点的方面是对本土植物的栽培，其中一些演变成了驯化品种。它们中的许多在有历史记载的时代为人所知，包括来自稀树草原地区的西瓜、小米和高粱，还有来自森林边缘的可乐果、油棕榈和豇豆。就像非洲本土作物的公认权威杰克·哈兰（Jack Harlan）所解释的：“非洲农业可能像任何农业一样古老，也可能比大多数农业年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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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会结束时，一片香甜的烟气悬浮在那个梅里姆德的院子上方。有几个人已经在火堆边睡着了，另一些人还在喝着茶，一边低声交谈。卢伯克坐在角落里，看着另一位来到梅里姆德的访客起身告辞。他知道正确的步骤：他鞠了一躬，拥抱并亲吻了主人，说了合宜的话。然后在那位和他一起到来的老人的陪伴下离开了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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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卢伯克也到了要离开的时候。没人能看见他，但他还是鞠躬致谢，不仅向梅里姆德人，还包括他在史前世界见到的所有人。然后，他也离开院子，独自走进了黑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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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类简史：从冰河融化到农耕诞生的一万五千年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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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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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对人类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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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造访的各个大洲，卢伯克从公元前20000年踏入历史，在1.5万年后离开。他的旅行让我可以叙述人类的生活，而非罗列考古发现。旅行开始于一个全球经济平等的时代，所有人都在一个拥有大面积冰盖、苔原和沙漠的世界里过着狩猎采集者的生活。当旅行结束时，许多人成了农民。有的种植小麦和大麦，有的栽培大米、芋头或南瓜。也有人靠放牧、贸易或手艺为生。临时营地的世界被村镇的世界取代，猛犸的世界变成了家羊和家牛的世界。通往我们今天看到的全球巨大财富差异的道路已经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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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狩猎采集者存活下来，但他们的命运自农业开始后就被注定了。对土地和贸易如饥似渴的新农民不断侵扰狩猎采集者的生活。随之而来的是军阀和在世界各个角落建立帝国的民族国家。一些狩猎采集者因为生活在农民无法到达的地方而幸存到近代，比如因纽特人、卡拉哈里布须曼人和澳洲的沙漠土著人。但即使这些社群今天也已不复存在，在20世纪时消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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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在全球变暖中迎来转折点，这绝非巧合。所有社群都面临着环境变化的影响——突如其来的灾难性洪水，逐渐失去沿海土地，迁徙兽群的失约，茂密且经常无用的森林的扩散。但除了上述问题，所有社群也都获得了发展、发现、探索和殖民的新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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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洲出现的结果不尽相同。比如，西亚恰好拥有一系列适合种植的野生植物。北美的野生动物在人类狩猎和气候变化的合力作用下很容易灭绝。非洲拥有大量可食用的野生植物，因此种植业甚至直到公元前5000年还未展开。澳洲的情况与此类似。欧洲缺乏本土潜在的栽培品种，但那里的土壤和气候适宜在其他地方被驯化的谷物与动物。南美和北非分别拥有原驼和野牛，墨西哥有南瓜和玉蜀黍，长江河谷有野生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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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小、形状和在世界中位置的不同，各大洲及其内部各个地区还拥有自己独特的环境历史。生活在欧洲和西亚的人经历了最具挑战性的环境变化过山车。那些生活在澳洲中部沙漠和亚马孙雨林的人则过得最为平稳。在北美扩散开来的那种林地有利于人类定居，而塔斯马尼亚的则导致山谷被抛弃。北半球冰盖的融化导致世界各地大片沿海平原被淹没，只有极北地区例外，那里的情况正好相反：摆脱冰层重负的陆地上升得比海水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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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任何地区的历史都受到其拥有的野生资源类型和环境变化具体特征的制约，但这些都无法决定历史事件的发生。人类总是拥有选择并每天都在做出决定，尽管他们很少想到或知道可能会产生什么后果。无论是在耶利哥或彭头山附近种植野草种子的人，还是在古伊拉纳奎兹周边栽培南瓜的人，或者是在库克沼泽开挖沟渠的人，他们都不曾预想过农业将会创造出什么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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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的产生不仅是有意为之，也是意外的结果，历史变革的路径复杂多变。在西亚，狩猎采集者在开始务农前就在永久村落中定居下来，在日本与恒河平原同样如此。相反，在墨西哥和新几内亚，早在永久性定居点还远未出现前，植物栽培就催生了驯化作物和农业。在北非，驯化牛群要早于种植庄稼，就像在安第斯山脉，驯化原驼要早于种植藜麦。在日本和撒哈拉沙漠，陶器的发明要早于农业的开始；而在中国，陶器的出现与水稻种植的起源同时发生；在西亚，直到农业村镇开始繁荣后很久，陶器才被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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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预料历史的进程？公元前20000年，欧洲西南部用自己的冰河期艺术树立了文化榜样，但到了公元前8000年，那里变得完全默默无闻。公元前7500年，西亚拥有居民过千的镇子，但不到1000年后，游牧者就在它们的废墟中驻营。谁能想到，作为最后被殖民、最后开始自己历史的大陆，美洲将诞生今天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其文化渗透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谁又能想到，最早的文明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或者当农业在新几内亚欣欣向荣时，澳洲仍然是狩猎采集者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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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各大洲的历史都独一无二，需要通过各自特有的叙事和因果论证来加以解释，但一些历史变革的力量是共同的。全球变暖便是其中之一，人口增长是另一个。随着人类摆脱了冰河期干旱寒冷造成的高死亡率，世界各地都出现了人口增长，不论环境如何变化，这都需要新的社会和经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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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共同因素是物种身份。公元前20000年，各大洲的所有人类都属于智人，一个新近演化出的单一人种。他们拥有相同的生物需求和满足需求的手段——兼具合作与竞争，分享与自私，美德与暴力。他们都拥有一种独特的头脑，具备无法满足的好奇心和新获得的创造力。这种头脑与任何人类祖先的截然不同，它让人类可以殖民、发明和解决问题，并创造出新的宗教信仰和艺术风格。如果少了它就不会有人类历史，而只有适应和重新适应环境变化的不断循环，就像几百万年前我们人类这一物种刚出现时那样。相反，在各大洲的独特条件以及一系列历史意外和事件的协助下，上述因素共同创造了一个包括农民、村镇、工匠和商人的世界。事实上，到了公元前5000年，后来的历史已经没剩多少工作需要做了，现代世界的一切奠基工作已经完成，历史只需径直发展到今天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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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卢伯克坐在英格兰南部的一座山丘之巅，距离我本人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不远。[1]现在是2003年的一个夏日。他正在读《史前时代》的最后一章，发现自己维多利亚时代的同名者称颂“文明之福”要优于野蛮人的生活，表示后者是“自身欲望和激情的奴隶……”，他们“无法依赖别人，别人也无法依赖他们”。[2]但就像本书所显示的，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已经证明这些观点完全错误。史前的狩猎采集者既不是《史前时代》中描绘的忍饥挨饿且道德沦丧的野蛮人，也不是让——雅克·卢梭在之前那个世纪提出的高贵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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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成功地揭示了上述观点的错误并显示了史前时代的真实本质，这主要归功于两个原因。[3]首先是从业者的敬业，无论是我在书中提到的杰出学者，还是自从考古学科诞生以来参与挖洞和清洗发现物品的数以千计的志愿者们。其次是对科学的使用，这让我们能辨识锈蚀铜珠中的棉花，根据今天活人的基因重建史前移民的模式，根据甲虫翅膀确定冰河时代的气温。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放射性碳定年的使用帮助我们确立了事件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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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的约翰·卢伯克也重视科学，不仅因为后者在他本人帮助创建的考古学这一新兴学科中的角色，他还视其为农业和工业带给人类的伟大“文明之福”的一部分。他对望远镜和显微镜不吝溢美之词，因为它们让眼睛如虎添翼，为探索的头脑提供了“新的兴趣来源”。他赞美了印刷机，因为它“让所有选择这样做的人……与莎士比亚或丁尼生的思想，与牛顿或达尔文的发现……与人类的共同财富展开交流”。他还以氯仿[1]为例，说明科学的进步如何减轻了人类的痛苦程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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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理由质疑上述断言——永远生活在没有书籍和药品的狩猎采集者世界的想法非常可怕。但当我们坐在英格兰南部的小山顶上，俯瞰现代农业带来的满目疮痍时，我们肯对不会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约翰·卢伯克那么乐观。公元前12500年时，英格兰南部曾是一片冰河时代的苔原，常有驯鹿、雪鸮和北极兔光顾；到了公元前8000年，这里被茂密的林地覆盖，马鹿在林中啃食树叶，野猪在地面上刨食。即使到了1950年，这里仍然是一个由错落有致的森林、田地、池塘、小径和牧场组成的世界。但到了2003年，英格兰南部的大片土地上几乎看不到乔木或灌木，野生鸟兽几乎完全被现代农业生产赶走。很少有哪座山上听不到下方的车流声和上方的飞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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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污染让人想起历史的循环性。农业和工业是全球变暖引发的历史造成的结果，现在它们成了新一波全球变暖的原因，已经对世界产生了很大冲击，并将影响人类未来的历史。大规模砍伐森林和焚烧化石燃料提高了温室气体浓度，地球正在变得比自然状况下更热。过去几十年间，各大洲的冰川都在消退，北半球的积雪大幅减少，南极冰架处于崩溃的边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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