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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人文学科中，长久以来，关于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具体个人的行为来解释文化和历史变革一直是争议话题。我的观点是，考古学解释需要涉及具体的个人活动（Mithen，1990，1993b），并在叙事中结合长期全球发展和日常人类经验。在写作本书时，我特别受到Hobsbawm（1997）的论文《论自下而上的历史》（On History from Below）和Evans（1997）的《为历史辩护》（In Defence of History）一书的影响，后者讨论了对后现代主义要求做出回应时，历史解释所具备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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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参与了考古学科的建立和19世纪关于进化论争论（特别是有关人和文化的）的维多利亚时代人物中，约翰·卢伯克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Hutchinson（1914）创作过两卷本的传记，但有必要对卢伯克做出新的评判，扩展Trigger（1989）对他的简单介绍，以衡量他对考古学和进化思想发展的贡献。来自达勒姆大学的Janet Owen正在研究他收集的考古学和民族志材料，后文的简短书目中有许多来自她最近出版的作品（Owen，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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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卢伯克生于1834年，父亲是伦敦城的银行家，母亲思想开明。他们住在肯特郡唐恩镇的高榆庄园，是查尔斯·达尔文的邻居。两家的关系似乎非常密切且有激励作用，培养了卢伯克对科学和进化论的热情。他子承父业，成了家族公司的银行家，并于1870年当选议员。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博学者，卢伯克的研究领域包括昆虫学、植物学、地质学、考古学和民族志学。1865年，他出版了《史前时代》，成为畅销书和标准教材，最后一版（第七版）于1913年问世。他的第二部作品《论文明的起源》（On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首版于1870年，同样再版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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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英国科学协会在牛津大学举办的那场著名会议上，卢伯克发言支持赫胥黎。他试图用考古学证据支持达尔文的理论，在19世纪60年代发表了许多文章，尤其是那两部著作。他是1864年成立的X精英俱乐部（为进化论辩护）的创始成员之一；其他成员包括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约翰·丁达尔（John Tyndall）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卢伯克担任过许多有影响的职务：民族志协会会长，1864年—1865年；国际史前考古协会会长，1868年；皇家人类学协会首任会长，1871年—1873年；林奈协会副会长，1865年；1871年—1894年间数次出任皇家学会副会长；文物学会会长，1904年。在此期间，他与约翰·埃文斯（John Evans）密切合作，后者是建立考古学科的另一个关键人物。他还结识了亨利·雷恩·福克斯·皮特—里弗斯准将（Lieut.-Gen. Henry Lane Fox Pitt-Rivers），后者从世界各地搜集了大量考古学和民族志器物，并对文化变革的机制做了研究。约翰·卢伯克本人也建立了重要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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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70年开始，卢伯克将时间和精力投入政治和自然科学，而非考古学和民族志学。他发表了大量关于植物学、动物学和地质学的文章，并于1882年出版了《蚂蚁、蜜蜂和黄蜂》（Ants, Bees and Wasps）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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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肯特郡梅德斯通市的自由党议员，卢伯克的政治生涯成就斐然。他最感兴趣的有四个问题：推动中小学的科学教育，国家债务、自由贸易和相关的经济问题，保护古代纪念碑，确保更多的假日、减少劳动阶层的工作时间。1871年，他买下了埃夫伯里庄园的一部分，以避免那里的石阵遭到破坏。1882年，他促成议会通过了《古代纪念碑法案》。1890年，获封贵族的他选择了埃夫伯里勋爵的头衔。他还促成了1871年的《银行假日法案》，以及其他28项议会法案。他是成立于1888年的伦敦郡议会的创始成员之一，并于1890年到1892年之间担任主席。1879年，他的第一任妻子爱伦·弗朗西斯·霍德恩（Ellen Frances Hordern）去世。五年后，他迎娶了皮特—里弗斯（Pitt-Rivers）的女儿爱丽丝·雷恩·福克斯（Alice Lane Fox）。1913年，约翰·卢伯克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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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引文来自索鲁的“Being a Stranger”一文，那是作者为他1985年—2000年的游记Fresh-Air Fiend（London, Penguin Books, 2001）所做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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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W. Thesiger, The Marsh Arabs (London, Penguin Books,1976,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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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公元前20000年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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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什卡里的放射性碳定年结果为19010±300 BP，相关描述见Soffer（1990）。遗址的保存并不好，我重建的许多场景基于保存更好和年代更近的Mezin和Mezerich遗址，见Soffer（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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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想要了解更多人类进化的信息，见Johanson和Edgar（1996）关于化石证据（有精美插图），Stringer和McKie（1996）关于现代人类起源，Mithen（1998）关于头脑进化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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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2002年发现的1700万年前的化石样本，见《自然》（第404期，145—149页，2002年7月11日，Bernard Wood的评论见133—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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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于类人猿离开非洲以及抵达亚洲和欧洲不同地点的确切时间，古人类学家存在很大分歧。关于新近的评论和部分论点，见Straus和Bar-Yosef（2001）编辑的文集。我用计算机模拟技术尝试确定类人猿从非洲向外扩散的时间和性质（Mithen和Reed，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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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国南达科他州的温泉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猛犸埋骨所之一。至少有100头猛犸丧命于一个天然地洞中，并在沉积物中保存得极其完好。对猛犸遗骨未经修正的放射性碳定年结果包括26075±975 BP和21000+700，-640 BP（数字的准确性存疑，见Haynes，1991，225页），大部分猛犸被认为死于约2.6万年前。它们显然是前来觅食池塘边的植物或者喝水，但滑落或陷入了淤泥中，最终饿死或淹死。Lister和Bahn（1995）描绘了遗址，并提供了精彩的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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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下文关于地球轨道变动导致长期气候变化的观点来自Dawson（1992）以及Lowe和Walker（1997）。米兰科维奇的理论得到证实，因为洋芯和冰芯记录的几个温暖高峰（下文做了描述）对应了他的全球变暖理论所预计的时期，比如12.5万年前的OIS5e，以及距今2万年到1万年之间的时期（见注释8）。与之类似，导致2万年前出现冰层的全球变冷同样对应了米兰科维奇周期中春天缩短和冬天加长（就所受太阳辐射而言）的时期——正是这些条件导致北半球冰层扩大。1999年，来自沃斯托克冰芯的新数据显示了10万年和4.1万年周期的重要性，而2.1万年周期也对较长气候周期中的短期波动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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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科维奇周期并非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唯一影响。另一个周期性现象是太阳的输出——太阳似乎变得较热，然后变得较冷，随后再次变热。这可能解释了过去1.5万年间，全球气候每1500年出现周期性的变化（Campbell等人，1998）。在过去的130年间，太阳的输出无疑增强了，对全球气温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在过去的20年间，人类活动才是变暖的决定性原因（Parker，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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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的全球气候影响都源于周期性现象，经典的非周期性影响是流星的撞击，最著名的是大约6500万年前的那次，它把大量尘土送进大气层，造成了漫长的冬天。火山喷发也会产生影响。大约7.5万年前，苏门答腊岛的托巴火山喷发很可能是过去100万年间地球上最大的一次，可能对短暂但猛烈的OIS4时期造成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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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将地球轨道特征的变化作为气候变化的原因时，我们会遇到两个关键问题。首先，根据我们关于其对季节性之影响的了解，10万年周期对地球气候的影响应该比较短周期小得多。然而，最重要的却恰恰是这个较长的周期。其次，轨道特征的变化是逐步的，而地球气候的变化却是突然发生的——迅速从一种状态转入另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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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两个问题，学者们做了大量努力，试图理解季节温度和南北半球季节间差异的微小变化如何被放大，从而对气候产生如此剧烈的影响。最重要的放大机制也许是洋流的改变（Ruddiman和McIntyre，1981）。在冰河期，洋流的模式似乎与间冰期有所不同，北大西洋无法形成深海水流，导致西欧失去了温暖的冬季。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米兰科维奇周期对季节规律产生的相对较小影响改变了盛行的风向，足以将水汽蒸发从海洋的某个部分转移到另一个部分。发生水汽蒸发区域的海水变得相对较咸，因此更容易下沉，而以降水形式获得水汽补充的区域则变得较淡，因此更不容易下沉。不同海域的相对含盐量可能存在阈值，导致洋流突然从某种状态切换到另一种状态。事实上，从地球大气层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来看（依据冰层中包含的气泡），此类现象在过去显然发生过，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轨道模式的渐变导致了地球气候的骤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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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流可能只是多种放大机制之一。不同于北大西洋地区（深海水流的突然消失就能产生影响），仅仅从某些机制本身来看，它们似乎无法解释全球气候变化。额外的放大机制似乎非常重要。其中之一是温室气体的累积（主要是二氧化碳），这本身很可能也是洋流变化造成的。就像今天的情况，温室气体将造成地球变暖，可能导致从冰河期到间冰期的转换。冰层的增长本身可能也构成了放大机制。冰层面积的扩大增加了反射率，即白色冰面所反射的辐射量。因此，当冰层在米兰科维奇周期的影响下开始增长时，它们的存在本身会进一步放大温度的变化，让相对温和的气候影响变得非常剧烈。相反，一旦全球开始变暖和冰层开始融化，反射率的降低将放大全球变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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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为了解释格陵兰岛和南极的冰芯如何提供关于昔日气候的信息，我将首先描绘一下如何从海洋沉淀物中获得这些信息。沉积物主要由富含钙的海洋生物骨骼残骸组成，特别是有孔虫类。沉积物的化学成分反映了有孔虫生活的水体的成分。海洋中的氧主要为16O和18O这两种同位素（中子数不同的原子）。随着水温的下降，18O的含量会相对升高，因为较轻的同位素更容易被蒸发掉。相反，当水温上升时，18O会相对减少。就这样，随着生物残骸在海床上逐渐累积，它们提供了16O和18O的相对含量如何变化的线索，从而记录了温度变化。通过钻取沉积物芯——来自海床最少受到干扰的区域——并对芯的一系列连续切片中16O和18O的相对密集度进行测量，我们可以了解全球气候是如何变化的。许多此类沉积物芯采自世界各地的海洋中，提供了相似的同位素含量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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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8-238也许是其中最重要的，这个沉积物芯来自太平洋赤道海域的所罗门高原（Soloman Plateau）（Shackleton和Opdyke，1973）。长15米的芯记录了差不多100万年的历史，凹凸不平的16O和18O密集度波动曲线告诉我们，我们的气候历史有四大特征。首先，过去的100万年间至少经历了10个冰河——间冰周期，每个周期历时约10万年。第二，这些周期中还有许多气温在相对温暖和相对寒冷间发生较小波动的时期——科学家称之为亚冰期（stadial，间冰期中相对较冷的阶段）和间亚冰期（interstadial，相反的情形）。第三，从冰河期到间冰期状态的转变常常很快——全球气候的突然变化发生在几十年间，而非几个世纪或几千年。第四，目前的间冰期特别温暖，就像12.5万年前的那次。在这两个时期，冰的体积要小于地球历史上其他任何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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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用数字来表示根据氧同位素所确定的全球气候冷暖交替的各个时期，较暖时期采用奇数，越久远的数字越大。因此，我们目前的间冰期被称为氧同位素第1期（OIS1），而在2万年前达到顶峰的上一个冰河期则称为OIS2。5.9万年到2.4万年之前的上一个温暖时期被称为OIS3，而在12.5万年达到顶峰的再上一个完全的间冰期是OIS5。此外，这个间冰期本身被分成相对温暖和相对寒冷的5个亚期，用字母表示，即OIS5a-OIS5e，后者标志着海平面最高的时期。氧同位素曲线还表明，在某些冰河期，冰层面积可能与LGM时期一样大，海平面一样低。比如，在47.8万年到42.3万年前之间的OIS12，北美和欧亚大陆的冰层都大大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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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过去50万年间全球气候的变化状况，冰芯能够提供比海洋沉积物更详细的画面，因为可以对前者对应每个年份的层面进行检验。从海洋中蒸发的水汽最终将变成降雪，并被保存在冰川中。因此，随着冰层逐渐累积（就像洋底的沉积物层），它们同样包含了对16O和18O密集度波动的记录。但在冰层中，两者与全球气温的关系同在海洋沉积物中相反：18O相对较低表示这一时期相对温暖。Petit等人（1999）发表了关于迄今采集到的最长冰芯的检验结果，对从冰河期到间冰期状况的有规律波动做了戏剧性描绘。冰芯还含有大量其他信息。比如，被封闭在其中的气泡可以告诉我们大气的状况，冰的导电性则告诉了我们它的灰尘含量，从而可以推测过去大气中的含尘量，后者反映了风暴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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