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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照J. Lewis-Williams（2002）的解释，上旧石器时代艺术品源于可能由毒品引起的萨满式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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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这个事例中，我可能对时间做了些许艺术加工。佩什梅尔的马被测定绘于LGM之前，时间为24840±340 BP（Bahn和Vertut，1997）——尽管较大的标准差让LGM处于95%的置信区间。Lorblanchet（1984）描绘了那些画，他曾用冰河时代的技术复制了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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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二战后不久，放射性碳定年法的发明改变了考古学，最早的测定结果由Willard Libby于1949年发表。Bowman（1990）描绘了所涉及的技术，而Renfrew（1973）对放射性碳定年法在考古学中的意义做了最全面的解释。今天的考古学家更喜欢使用Hedges（1981）描述过的加速器质谱技术（AMS），因为后者的精确度最高。AMS的关键特征是直接清点14C原子数，无视它们的放射性。它可以对微小的样本进行检测，适用于珍贵文物，比如都灵裹尸布和旧石器时代的岩洞壁画。该技术还大大提高了精确度。放射性碳定年技术的任何新发展都不可能将标准差范围减少到50年以下，因此总是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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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关于以年轮为基础的修正曲线，见Kromer和Becker（1993），Kromer和Spurk（1998）。没有早于1.1万年之前的树年轮，这意味着无法用年轮定年修正放射性碳定年的结果。不幸的是，恰恰在这个时间之前的几千年间发生了一些最重要的文化和环境事件，没有准确的时间就无法确定它们之间的联系。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别的修正方法——尽管通常用“改正”一词来区分这些方法与年轮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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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方法之一是利用对珊瑚使用放射性铀钍定年法测得的一对年份（Bard等人，1990）。铀钍定年法的原理与放射性碳定年相同——计算的是从铀到钍的衰变——但结果是日历年。就此而言，它相当于清点年轮。和年轮定年一样，我们可以检验铀钍定年的结果（日历年）和放射性碳定年结果之间的偏差，从而改正来自考古遗址的日期。这种方法显示，在日历年2万年前，放射性碳定年的结果少了3000年——所以，如果一块骨头被测定为17000 BP，那么动物死于约20000年前。当我们来到12500年前时，放射性碳定年的结果少了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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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本书中所有修正过的放射碳定年结果都使用OxCal 3.0版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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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下文对奥哈洛活动的描绘参照Nadel和Herzshkovitz（1991）以及Nadel和Werker（1999）的材料。关于奥哈洛的更多信息和放射性碳定年数据，见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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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火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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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实上，我提及的奥哈洛应该被称为奥哈洛 II。Nadel和他的同事们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该遗址具体方面的作品。Nadel和Hershkovitz（1991）提供了关于生存数据的最早报告。Nadel等人（1994）描绘了纤维拧成的绳索；Nadel（1996）描绘了定居点内的空间组织；Nadel（1994）描绘了奥哈洛的墓葬；Nadel和Werker（1999）描绘了枯树枝小屋。Nadel等人（1995）提供了26个AMS放射性碳定年数据，位于21050±330和17500±200（有一个异常数据位于15500±130），暗示居住时间很可能发生在19400 BP。Belitzky和Nadel（2002）考虑了遗址被很快淹没的环境原因和可能的地壳变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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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oore等人（2000）的报告称，黎凡特（Levant）地区的沿海原来可能从拉塔基亚（Latakia）向南延伸5千米至迦密山，涵盖了15千米的巴勒斯坦海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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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对利用花粉分析技术重建过去的环境状况（本章中做了简要概括），见Lowe和Walker（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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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在实践中有许多因素让情况变得复杂。不同物种产生的花粉数量也不同：柳树是著名的“产量过剩者”，而作为气候变暖后苔原最早的主人，艾蒿则是有名的“产量不足者”。因此，大量柳树花粉粒并不必然意味着存在大量柳树，而即使在泥芯中找不到艾蒿的花粉，这种植物的数量也可能很多。有些物种（如桤木）的花粉掉在植株周围，而有些的（如松树）可以被风带到好几英里外。鉴于树种间的上述差异，我们需要大量植物学知识并了解当地的许多环境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把花粉粒证据转化成植物群信息。幸运的是，对花粉粒的研究始于100多年前，现在是重建史前环境的最成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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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aruch和Bottema（1991）描绘了胡拉芯中的孢粉序列，以及在该地区找到的其他花粉芯。其中，来自叙利亚东北部的加布（Ghab）芯非常重要，但所暗示的发展状况不同于胡拉芯所记录的——林地在晚期冰河极盛期和新仙女木期发生扩张。Hillman（1996）暗示，这可能反映了部分地区的发展，但为加布芯提供时序的有限几个放射性碳定年数据很可能是错的。Hillman还总结了来自北扎格罗斯山脉（Zagros Mountains）的泽利巴（Zeribar）芯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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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一张Hillman（2000，图12.2）摄于1983年4月的照片上，叙利亚中部的草原繁花盛开，让我们依稀领略了晚期冰河期草原色彩缤纷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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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illman（2000）详细描绘了他对草原面貌和可获得的植物性食物的重建，并评估了传统上如何利用这些植物；节选了其中某些方面的较短版本见Hillman（1996）以及Hillman等人（1989）。他在这方面的工作与考古发掘本身同样重要，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史前的狩猎采集活动和农业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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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Zohary和Hopf（2000）讨论了各种新石器时代作物的野生祖先，以及后者与驯化品种的关键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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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智慧七柱》（Th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中，劳伦斯（1935，591—592页）写道：“艾兹赖格也是个有名的地方，是这些绿洲的女王，那里郁郁葱葱的草木和淙淙的泉水比阿姆鲁赫（Amruh）更美……第二天我们缓步前往艾兹赖格。翻过最后一道熔岩砾石的山脊后，我们看到了一圈梅贾巴尔（Mejabar）人的坟墓，是墓地中布局最美的……艾兹赖格没有阿拉伯人，一如既往地美丽，当稍后我们的人在池塘中游泳，雪白的身体与闪光的池水交相辉映时，当他们的欢呼声和回荡的戏水声让穿过芦苇的微风变得尖锐时，艾兹赖格甚至显得更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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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Lubbock（1865，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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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当然，考古学家给所有此类器物起了类型名。我在文中场景所想象的细石器来自埃尔乌瓦伊尼德山谷（Garrard等人，1987），被描绘成“背部两侧截平的”“背部拱起、带弯曲尖头的”“拉穆伊拉（La Mouillah）尖头”和“錾刀（类似凿子）”等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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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这些器物中发现了各种不同的加工技术和细石器形状。它们似乎不可能与专业化的狩猎或植物采集工具有关；它们很可能属于当地传统，在家族内部代代相传，就像我们不假思索地把习惯传给我们的孩子。这类传统也会在经常有相互联系的家族和群体间传播，因此为我们记录了他们的社会生活。发现了多种不同传统的事实暗示，当地的人口可能相当稀疏，人们生活在分散的小群体中——考虑到LGM和随后几千年间寒冷而干燥的状况，这并不奇怪。一些考古学家相信（特别是Nigel Goring-Morris ［1995］），从石质器物上看到的加工技术和细石器形状差异反映了不同的文化（族群），他们拥有内贝基阿人（Nebekian）、喀尔卡人（Qalkan）和尼扎纳人（Nizzanan）等奇特的名字。最广为人知的是克巴拉人，经常被用来指代所有晚期冰河期的狩猎采集者。Goring-Morris（1995）描绘了如何按照细石器类型将这个时期分成4个阶段。但我觉得古人不太可能把自己分成不同的文化，即使他们这样做了，小小的细石器也很难作为身份的有效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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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这些遗址被称为乌瓦伊尼德14号和18号，两者似乎曾经是位于淡水泉源边并连成一片的定居点的两个不相连部分。乌瓦伊尼德14号的年代为18400±250 BP和18900±250 BP，而乌瓦伊尼德18号的年代为19800±350 BP和19800±250BP（Garrard等人，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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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加勒德研究的遗址在年代上从上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有的在Waechter于20世纪30年代的考察中就已经被找到。加勒德在位于艾兹赖格盆地西南55千米的埃尔吉拉特山谷（Wadi el-Jilat）发掘的几处遗址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巨大的吉拉特6号遗址，后者占地18200平方米，包括3个不同阶段，其中最古老的可能与埃尔乌瓦伊尼德山谷的遗址同时代（Garrard等人，1986，1987，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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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Garrard等人（1986）的报告称，他在自己发掘的几个遗址找到了龟壳，暗示它们被用作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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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下文参考了Hillman（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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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我在这里指的是“克巴拉几何形状”，晚期冰河期的凿制石器因此具有了一定程度的一致性。Goring-Morris（1995）还区分了另外两种存在于内盖夫沙漠中的文化：穆沙比亚人（Mushabian）和拉蒙尼亚人（Ramonian），界定标准都是独特的加工技术和细石器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