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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埃尔——希亚姆箭头呈对称状，用底部带有两个槽口的小刃片制成。最早根据Echegaray（1963）在埃尔——希亚姆台地发掘的器物定名。在20年的时间里，这是唯一被确定的PPNA形制。随着发现的器物愈加丰富，更多的类型被定名，特别是约旦河谷箭头和萨利比亚箭头（Nadel等人，1991）。这三类箭头都呈三角形，底部狭窄。人们还发现了另一些PPNA特有的燧石制品，特别是Bar-Yosef等人（1987）描绘的哈格杜德切割法。对于对新月沃地的新石器时代复杂凿制石器形制感兴趣的读者，Gebel和Kozlowski（1994）是必读的。埃尔——希亚姆箭头、哈格杜德切割法、细石器和双面器物的相对出现频率被用来定义PPNA的两个阶段，即希亚姆文化和苏丹文化，后者中细石器的出现频率较低，但可以找到哈格杜德切割法和双面镐。学界仍在争论希亚姆文化和苏丹文化是否仅仅代表了同一文化中功能不同的工具，有的发现于不同遗址（Nadel，1990），有的发现于同一遗址内（Mithen等人，2000），有的来自PPNA的连续阶段（Bar-Yosef，1998b）。有人认为，希亚姆文化不过是沉积物中混合的苏丹文化及其下层的纳图夫文化（Garfinkel，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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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从箭头上的细微磨损痕迹可以看出这点，许多痕迹显示了钻或凿特有的圆周运动，而非投射物尖头因为冲击造成的裂痕。雷丁大学的Sam Smith把研究这种磨损痕迹作为博士课题。关于对来自德拉的箭头的初步报告，见Goodale和Smith（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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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象形符号和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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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哈格杜德道的全面描绘，见Bar-Yosef和Gopher编辑的著作（1997）。书中提供了10个放射性碳定年数据，从9400±180 BP（修正后的公元前9115—前8340年）到9970±150 BP（修正后的公元前9746—前8922年），大部分集中在9700 BP周围。在哈格杜德道发掘出的植物残骸样本要比耶利哥的大得多。其中包括大量大麦粒，根据Kislev的研究（1989，Kislev等人，1986），它们在生物学上属于野生而非驯化品种。不过，收获的数量和植物加工设备暗示当地已经存在大规模和高产量的种植。对吉尔加尔的描绘见Noy等人（1980）和Noy（1989），该遗址拥有至少5个放射性碳定年结果，从9950±150 BP（修正后为公元前9743—前9246年）到9710±70 BP（修正后为公元前9250—前8922年）。该地区的其他PPNA遗址包括Enoch-Shiloh和Bar-Yosef（1997）所描绘的萨利比亚9号。该定居点的两个放射性碳年份为18500±140BP和12300±47 BP（修正后为公元前13072—前12159年），但相比文化遗存显得太过古老，显示样本受到了污染。关于盖舍尔（Gesher）PPNA定居点的信息较为有限，Garfinkel和Nadel（1989）描绘了那里的凿制石器。测得的4个放射性碳年份从9790±140 BP（修正后为公元前9597—前8839年）到10020±100 BP（修正后为公元前9741—前93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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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dwards（2000）提供了对扎德遗址（更准确地说是扎德遗址2号，以便和附近的青铜时代遗址相区别）的报告。他给出的唯一放射性碳定年结果是9500 BP（修正后为公元前9100—前85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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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uijt和Mahasnehe（1998）对德拉做了描绘，并给出了3个放射性碳定年数据，从9960±110 BP（修正后为公元前9684—前9276年）到9610±170 BP（修正后为公元前9220—前8750年）。报告中没有包括2000年考古季发现的带柱子的泥砖墙建筑（Finlayson，个人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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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WF16号的初步报告，见Mithen等人（2000）。目前，根据该遗址的木炭测得了7个放射性碳年份，从10220±60 BP（修正后为公元前10326—前9748年）到9180±60 BP（修正后为公元前8451—前82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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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约旦河谷的PPNA概况，见Kuijt（1995），作者暗示定居点存在等级结构。对该遗址情况的总结另见Bar-Yosef和Gopher（1997）。另一个重要遗址是伊拉克埃德杜布（Iraq Ed-Dubb），相关描述见Kuijt等人（1991）。当地的晚期纳图夫文化从11415±120（修正后为公元前11528—前11222年）持续到10785±285 BP（修正后为公元前11197—前10393年），PPNA沉积层的年代为9950±100 BF（修正后为9678—前9255年），见BarYosef和Gopher（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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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由于篇幅所限，我无法在下文中介绍该时期的另一个关键遗址：艾斯沃德丘阜。BarYosef和Gopher（1997）总结了对该遗址的PPNA考古，而van Zeist和Bakker-Heeres（1985）描绘了重要的植物残骸。遗址底层的年代被测定为9730±120 BP（修正后为公元前9283—前8835年）和9340±120 BP（修正后为公元前8776—前8338年）。遗址位于大马士革盆地，最初是一个由圆形房屋组成的小村子，位于今天的阿泰贝湖（Lake Ateibe）边。人们在这里生活了数千年，最终形成了一个土丘，今天被称为艾斯沃德丘阜。我们对早期的村落所知相对寥寥，但里昂大学的丹尼尔·斯托德尔正对遗址展开新的发掘。最初的发掘中只找到了很少的植物残骸，但来自最古老地层（公元前9000—8500年）的分析样本包括驯化小麦——这是最早发现该品种的场合之一。人们种植的还有小扁豆和豌豆，可能是最古老的驯化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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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auvin（1977）描绘了对穆赖拜特的发掘工作。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穆赖拜特三期，放射性碳年份为10000和9600 BP。van Zeist和Bakker-Heeres（1986）描绘了遗址中的植物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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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auvin（2000）提出了他对新石器时代宗教和神明性质的观点，并宣称理念的改变先于经济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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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对红崖的描绘，见Stordeur等人（1996，1997）。该遗址的两个放射性碳定年数据为9690±90BP（修正后为公元前9249—前8840年）和9790±80 BP（修正后为公元前9345—前91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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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对哈兰切米丘这座建筑的描绘，见Rosenberg（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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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todeur等人（1996，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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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Hauptmann（1999）描绘了哥贝克力石阵，而Schmidt（2001）则提供了他在1995年到1999年间的发掘报告。鉴于这些纪念碑式的建筑，确定遗址的准确年代变得极为重要，但遗址本身的性质让定年工作变得困难。没有火炉或火坑等家用设施意味着缺乏与外界隔绝的可供检测的焦炭。根据遗址填埋物中找到的焦炭测得的放射性碳年份显示，建筑属于PPNA时代。但由于填埋物是后来加入的，焦炭的来源以及与墙壁和柱子的关系并不清楚。不过，施密特根据地层形态证据认定建筑和巨柱属于PPNA时代。在圆形建筑被填埋后，人们又在留下的填坑周围建造了许多PPNB时代的长方形建筑。填坑周围是一道与PPNB建筑同时代的平台墙，直接建在填埋物之上（Schmidt，私人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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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于对施密特在20世纪90年代的发掘中所找到艺术品和其他器物的描绘和一些解读，见Schmidt（1994，1996，1998，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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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Heun等人（1997）对野生和驯化的单粒小麦做了系统演化分析，认定土耳其南部的卡拉贾达山是驯化的发生地。不过，他们的报告开头就研究的必要假设做了一系列说明，在考虑他们的结论时需要非常注意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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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对古瓦伊尔山谷的描绘见Simmons和Najjar（1996，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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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在渡鸦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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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本章和后文中，我只是用“城镇”一词来区分PPNB定居点与PPNA定居点，这并不表示两者有任何特别的社会和经济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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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文关于贝达的内容参考了三部重要出版物：Kirkbride（1966，1968）关于遗址发掘的两份报告，以及Byrd（1994）对建筑和布局的分析。截止2001年，Kirkbride关于贝达PPNB定居点发掘的最终报告尚未发表。Weinstein（1984）列举了来自贝达的17个放射性碳定年数据，从9128±103 BP（修正后为公元前8521—前8242年）到8546±100BP（修正后为公元前7729—前74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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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irkbride（1968）简要描绘了她在贝达的工作背景，传记细节见Champion（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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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对贝达的具体研究，见Byrd（1994）；关于对新石器时代建筑和城镇布局的相关重要研究，见Byrd（2000），Banning和Byrd（1987），Byrd和Banning（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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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Kuijt（2000）盘点了关于PPNB期间社会分化的有限证据，证据实际上来自墓葬。他总结说，“某些个人和团体被从社群中选出，在生前和死后都得到不同待遇：生前头颅被整成畸形，死后头骨被储存起来并涂上石膏”（157页）。对于PPNB建筑在大小和外观上的相似性，以及丧葬习俗总体上的一致性，Byrd（2000）暗示这些可能有助于在整个社群中营造平等精神，尽管家庭之间已经出现了不平等。他暗示长者可能控制了威望商品、婚后居所的选择和其他活动，包括婚姻花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