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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索恩对更新世骸骨的描绘和诠释，见Thorne和Macumber（1972），Thorne（1971，1977）。Flood（1995）以及Mulvaney和Kamminga（1999）做了概括。索恩还把来自澳洲其他地方的样本加入了自己的“厚实”类型，比如巴斯海峡金岛的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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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代人类起源”的争论主导了20世纪80和90年代的古人类学。事实上，索恩的主张只是多地区演化假说的当代版本，该假说最早由魏登赖希（Weidenreich）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近来得到弗雷尔（Frayer）和沃尔波夫（Wolpoff）等人的支持——见Frayer等人（1993）。关于对整场争论和支持单一非洲起源之观点的评述，见Stringer和McKie（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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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ahr（1994）很有说服力地证明，索恩关于直立人是澳洲之人祖先的主张没有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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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刊发了发现科乌沼泽头骨的那期《自然》上（1972年，238期），布洛斯维尔的社评第一个提出头骨改造的可能性，后来将其扩写成一篇短论文（Brothwell，1975）。Brown（1981）利用比较材料做了更详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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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下文参考了Pardoe（1988，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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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Radcliffe-Brown（1918，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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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ulvaney和Kamminga（1999，158和162页）描绘了科乌沼泽的全部材料如何在1990年被返还给埃楚卡（Echuca）土著人社群，表示“它们的命运仍然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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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Lubbock（1865，414—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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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Flood（1995，第12章）盘点了澳洲巨兽的灭绝。不应把袋狼和其他灭绝混为一谈，因为前者的灭绝要晚近得多（约3000BP），很可能是野狗来到后的直接结果。塔斯马尼亚可能仍有袋狼留存。袋獾的灭绝只是几百年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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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90千克这个数字来自Flood（1995）。O’Connell（私人通信）指出，如此体型的个体可能只是特例。20世纪70年代，他研究了阿利亚瓦拉（Alyawarra）土著人社群的狩猎，看到有100多只红袋鼠（“boomers”）被射杀，最大的为60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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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最具争议的著作是T. Flannery（1990，1994），他将保罗·马丁的闪电战理论用于澳洲巨兽的灭绝。相反，Horton（1984，1986）强烈主张气候变化的解释。Webb（1995）和弗兰纳里一样认为人类和灭绝具有因果关系，但暗示那是间接的——当人类的到来时，澳洲的生态系统已经非常脆弱。新来的掠食者让生态失衡，导致已经处于巨大环境压力下的巨兽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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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对库迪泉发掘的描绘，见Dodson等人（1993），Field和Dodson（1999）。后者还盘点了关于巨兽灭绝的各种理论，倾向于将气候变化作为重要原因。该遗址分为3个主要阶段：巨兽骸骨的积累先于有任何人类存在的漫长时期，开始时间可能远远早于距今3.5万年前；3.5万年到2.8万年前，巨兽骸骨被发现与文化遗存联系在一起；后巨兽时期，继续有文化遗存被发现。Flood（1995）引述了对石器上的毛发和血迹残留的研究。库迪泉的重要性还在于，这是一个土著人社群介入重要考古研究项目的案例（Field等人，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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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Cosgrove和Allen（2001）评价了塔斯马尼亚巨兽的灭绝，而Miller等人（1999）和Roberts等人（2001）则提供了对该问题的最新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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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Pardoe（1995）。Mulvaney和Kamminga（1999）引述了霍顿（Horton）和赖特（Wright）的观点，即某些巨兽（如巨袋鼠）可能在新南威尔士中部的利物浦平原（Liverpool Plains）等避难所幸存下来，最晚存活到6000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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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穿越干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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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ibber一词在土著人的语言中表示石块（g发硬音），吉伯地面表示覆盖着小石块的平原（Spencer和Gillen，1912，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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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pencer和Gillen（1992，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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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对阿伦塔人（现在被称为阿兰特人）的新近描绘，见Morton（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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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pencer和Gillen（191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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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下文对干旱区的概述参考了Edwards和O’Connell（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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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库尔皮马拉的描绘见Thorley（1998）。有3个土层埋藏了器物和碎骨（他的报告中并未确认）。3号层底部为29510±230BP，上部测得24250±620BP；2号层测得3组数据：底部为12060±240BP（修正后为公元前13075—前11621年），下部为12790±150BP（修正后为公元前13774—前12446年），中部为12800±260BP；1号层测得2500±60BP（修正后为公元前785—前5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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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对普利特贾拉石窟及其发掘的描绘见Smith（1987，1989）。Flood（1995，第102—103页）做了简要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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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史密斯用焦炭测得12组放射性碳定年数据，还获得了6组热释光定年数据。沉积物底部的热释光定年结果为距今3万年前，上方的一组放射性碳定年数据为21950±270BP（Smith，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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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普利特贾拉和库尔皮马拉是澳洲中部仅有的测得在更新世有人生活的遗址。澳洲西北部（完全位于干旱区内）则要多得多，在58处遗址测得了197组放射性碳定年数据，可以提供一段不同的人类生活史（Veth，1995）。那些数据中没有一组落在公元前19000年（17900BP）到公元前9800年（9870BP）之间，当时的环境状况可能非常恶劣。维斯相信，这表明干旱区在LGM期间完全被抛弃了；可能是干旱状况对人类繁殖和死亡的冲击导致人口数量崩溃，也可能是人们将定居点转移到仍然可以忍受的沙漠边缘，很可能是现在被上升的海平面淹没的沿海平原。他建立了在干旱区殖民和生活的模型，将那里分为3种类型的栖息地：庇护所、走廊和障碍（Veth，1989，1995）。他相信前两者从3万年前就间歇性地有人生活，但降雨和食物资源有限的障碍沙漠带来了严重问题，主要是大沙（Great Sandy）、吉布森（Gibson）和辛普森（Simpson）沙漠。维斯认为，这些地方直到距今5000年后才开始有人生活，因为当时人们发明或接受了碾磨种子和加工硬木的技术，并发展出广泛的社会网络和长距离贸易。Edwards和O’Connell（1995）对他的观点做了批判性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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