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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人和动物特征的结合 例如法国西南部的三兄弟洞中发现的所谓的男巫师像，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艺术中是常见的。它们暗示艺术在起源时足巫师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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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威廉斯研究南非桑人艺术有40年历史。大多数桑人的艺术也许可以追溯到10000年前，但有些是在近代历史范围内创作的。他逐渐认识到，桑人艺术的图像不是桑人生活的纯朴的表现，不是像西方人类学家长期以来假定的那样。相反，它们是巫师在阴魂附身状态下的产物：图像是一种与巫师灵魂世界的联系手段，并且是巫师在幻觉状态时看到的东西的再现。刘易斯-威廉斯和他的同事托马斯•道森（Thomas Dowson）曾访问了一位居住在特朗斯凯（Transkei）的特索洛（Tsolo）区的老妇人，她是一位巫师的女儿，她描述了某些现已消失的巫师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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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巫师可以用各种技术包括用麻醉药和换气过度使得自己阴魂附身。然而在达到这一点后，阴魂附身状态几乎总是伴随着成群妇女的富有韵律的歌唱、跳舞和拍手。随着阴魂附身状态的加深，巫师开始哆嗦，他们的胳臂和身体猛烈颤动。在访问灵魂世界时，巫师常常“死了过去”，屈起身子好像很痛苦。转角大羚羊在桑人神话中代表一种强大的力量，巫师可以割断这种动物的脖子和喉咙，用力把流出来的血揉进某一个人的脖子和喉咙的刀口，这样就能给这个人注入力量。后来，巫师在画他与灵魂世界的幻觉接触的情境时，常常使用一些同样的血。这位老妇人告诉刘易斯-威廉斯，图像有其自身的神力，这来自它们被画时的相关联的背景，把一个人的手放在图像上可以得到一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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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桑人的画中，转角大羚羊是最常被描绘的动物，而它的力量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刘易斯-威廉斯很想知道，马和野牛对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来说是否是相似的力量来源——当要求得到灵魂的能量时，人们是否求助于这些图像，并且触摸它们。作为探索这个问题的一种途径，他需要证据来证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艺术也是巫师艺术。有一条线索，那就是几何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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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刘易斯-威廉斯查找的心理学文献，幻觉有3个阶段，一个比一个更深、更复杂。在第一个阶段，主体看到几何图形，例如格子、z字形、圆点、梭形和曲线。这些图像，总共有6种，它们闪烁地发着光且变化不定，也是强有力的。它们被称为“内视”（“withinvision”）图像，因为它们是由脑的基本神经结构产生的。刘易斯-威廉斯在1986年发表于《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因为它们来自人的神经系统，当人们的意识进入某种改变状态的时候，不管他们具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都易于看出这些图像。”在阴魂附身的第二个阶段，人们开始把这些图像看作真实的物体。曲线可能被认作风景中的小山，锯齿形花纹被当作武器，等等。一个人看到的东西的性质依赖于这个人的文化经历和关心的事情。桑人巫师常常把许多曲线篡改成蜂窝状的图像，因为蜜蜂是这些人进入阴魂附身状态时利用的超自然力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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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幻觉的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常常伴随着一种横穿一个漩涡或旋转着的坑道的感觉，并且可以看到充分发展的图像——有些是平平常常的，有些是离奇的。这阶段的一种重要的图像是人、兽合一的怪物，或被称为兽人。这些生物在桑人的巫师艺术中是常见的。它们也是旧石器时代晚期艺术中引起人们兴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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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幻觉的“内视”图像存在于桑人艺术中，这可以作为客观的证据证明这艺术是巫师的艺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艺术中可以看到这些同样的图像，它们有时叠压在动物图像之上，有时孤立地存在。它们与谜一般的兽人图像的存在结合起来，是有力的证据证明至少有些旧石器时代晚期艺术的确是巫师艺术。正如约翰•霍尔沃森说的，这些兽人图像曾被作为“不能在人和动物之间建立明确界限的原始智力”的产物而不予考虑。相反，如果它们是在阴魂附身状态中体验到的图像，那么对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画家来说它们和马、野牛一样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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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想到艺术时，我们倾向于想象一幅绘在一个面上的画，不管它是一块布还是一堵墙。巫师艺术却不这样。巫师常常发现他们的幻觉是从岩面上出来的：刘易斯-威廉斯解释道，“他们看到图像好像是已被灵魂放在那里，而在画它们时，巫师说他们只是触摸和标出已经存在的东西。”因此最初的图像不是像你或我想象它们那样的表现主义的图像，而是另一个世界的被固定的精神图像。”他特别提到，岩石面本身是真实世界和灵魂世界的分界面，是两者之间的通道。对于图像来说它不只是一个媒介；它是图像和在那里进行的仪式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刘易斯-威廉斯的假说引起了极大的注意，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起某些怀疑。它的价值在于允许我们通过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艺术，巫师艺术在其实施和解释方面与西方艺术完全不同，通过它我们能以新的方式考察旧石器时代晚期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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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考古学家米歇尔•洛布兰谢（Michel Lorblanchet）多年来的研究也使我们能以不同的方式来考察旧石器时代晚期艺术。若干年来，他一直从事着实验考古学。他复制洞穴中的图像，试图感受一下冰河时期艺术家的艰巨的工作和经验。他的最雄心勃勃的计划是重新创作法国洛特地区的佩谢•梅尔（Peche Merle）洞的马像。这两匹马互相离得很开，臀部稍稍重叠，站着大约1.22米高。身上有黑的和红的小圆点，而在他们周围有手的印痕。因为绘图像的岩石面比较粗糙，艺术家显然是通过一根管子吹而不是用刷子上颜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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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布兰谢在附近一个洞中找了一块类似的岩石面，决心用吹喷技术重新画出这些马，他告诉《发现》杂志（Discover）的记者：“我一天花7个小时，噗噗噗干了一个星期。这个工作弄得我筋疲力尽，特别是因为洞中有一氧化碳。但是，像那样绘画，你能体验到一些非常特别的东西。你觉得你正在把图像注入岩石中——把你的灵魂从你身体的最深的部分喷射到岩石面上。”这听起来好像不是一项很科学的研究方法，但是或许很难以理解，一个理智的目标可能要求非正统的方法。洛布兰谢过去复制洞穴古画的大胆行动已是富有创新精神的。这一次的尝试无疑也是一种创新。如果冰河时期的绘画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神话的一部分，那么，不管画家用什么方法上颜料，他们确实是把他们的灵魂放到了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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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雕塑家在蒂克•多杜贝尔洞制作野牛时心里在想什么，也不知道画家在拉斯科洞画独角兽时想到了什么，也不知道任何冰河时期的艺术家在从事艺术创作时想到了什么。但是我们能够肯定，对于艺术家以及对于在以后看到这些图像的人们来说，他们所做的事情在一种非常深远的意义上确实是重要的。艺术语言对于了解它的人具有很大的作用，而对于不了解它的人则会感到困惑。我们确实知道，现代人的精神在这里起着作用，他们以一种只有智人能够做的方式编织符号和抽象的事物。虽然我们还不能肯定现代人赖以进化的过程，但我们明白，它涉及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经历的那种精神世界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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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起源 第七章 语言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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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口语的进化是人类史前时期进化的一个转折点。人类有了语言，就能在自然界中创造出多种新的世界：内省意识世界以及我们创造的并与他人分享的我们称之为“文化”的世界。语言成了我们的媒介，文化成了我们的小生境。夏威夷大学语言学家德里克•比克顿（Derrick Bickerton）在1990年出版的《语言和物种》（Language and Species）一书中，很有说服力地表述了这一点：“只有语言能够冲破锁住一切其他生物的直接经验的牢笼，把我们解放出来，获得了无限的空间和时间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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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只能肯定两个与语言有关的问题，一个是直接的，另一个是间接的。首先，口语显然区分了智人和所有其他的生物。除人以外没有任何生物具有复杂的口语，具有一种沟通手段和一种进行内省思考的媒介。其次，智人脑量是进化上我们最近的亲戚非洲猿的脑量的3倍。这两者之间肯定是有关系的，但是关于它的性质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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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哲学家们长期以来就在研究语言的世界，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语言的大部分东西是在近30年中才出现的。大体说来，关于语言的进化之源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把它看作是人的一个独特的特征，是随着我们脑子的增大而产生的一种能力。这样，语言被认为已跨过认识的门槛，它是晚近时期迅速出现的；第二种见解认为，口语是在非人的祖先中通过作用于各种认识能力——包括但并不限于交流信息——的自然选择而进化的。在这所谓的连续性模式中，语言是随着人属的进化而开始，在人类史前时期逐渐进化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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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支持第一种观念，他在同行中的影响巨大。对于代表大多数语言学家观念的乔姆斯基学派来说，在人类历史早期寻找语言能力的证据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更不用说在我们的猿和猴的堂兄弟中寻找这种证据了。因此，对于那些通常是通过计算机和任意的词形试图教给猿猴用符号进行某种形式的信息交流的人来说，他们强烈反对第一种观点。本书的主题之一是在哲学上把那些将人看作是特殊的动物并与自然界的其他事物分离的人，与那些承认在人和自然界之间有一种紧密联系的人划分开来。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关于语言性质和起源的争论更加容易动感情的了。语言学家对猿语研究者所说的尖刻的话，无疑反映了这种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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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那些主张唯独人类才有语言的人进行评论时，得克萨斯大学心理学家凯瑟琳•吉布森（Kathleen Gibson）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虽然他们的推测和讨论是科学的，[这种看法]严格地符合悠久的西方哲学传统，这至少可以追溯到《圣经》的作者以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们认为人类的精神和行为与动物的有着质的不同。”由于这种思想，那些认为诸如制造工具、使用符号、镜象认识，当然还有语言是唯独人类才有的行为的思想长期充斥了人类学文献，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发现猿能使用工具，使用符号以及在镜子中认识作为个体的自己，这堵“唯人才有”之墙逐步瓦解。只有口语这个领域仍然没有受到触动。因此，语言学家成了人的独特性的最后辩护人。他们看来是非常认真地在承担这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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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发生于人类史前时期——以某种方法并循着某种时间的轨道——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了作为个体和作为一个物种的人。“在所有我们的精神能力中，语言是在意识门槛之下的最深处，是理性最难理解的，”比克顿说，“我们几乎无法记起一个没有语言的时代，更不必说我们是怎样获得语言的。当我们第一次能够产生一个想法时，语言就在那里。”作为一个个体，我们依靠语言在世界上生存，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语言的世界。作为一个物种，通过精心制作的文化，语言改变了我们彼此相互作用的方式。语言和文化使我们既联合又分开。世界上现存的5000种语言是我们共有能力的产物，但是他们创造的5000种文化是互相分离的。我们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塑造了我们的文化的产物，以致我们常常不能认识到文化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一种人工制品，直到我们面对一种非常不同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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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确实在智人和自然界的其余部分之间造成了一条鸿沟。人类发出不相连贯的声音或音素的能力，只是稍高于猿的这种能力：我们有50种音素，猿大约有12种。然而，我们对那些声音的使用实际上是无止境的，它们能被编排和重新组合而赋予人类平均具有10万个单词的词汇量，而那些单词能组合成无数的句子。因此，智人快速和详细的交流信息能力和思想之丰富方面，在自然界是无与伦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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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任务首先是解释语言是怎样产生的。按照乔姆斯基的观点，我们无需指望自然选择作为语言的根源，因为语言的出现是历史的一个偶然事件，是一种一旦越过某种认识门槛就会出现的能力。乔姆斯基主张：“目前我们不知道，在人类进化期间出现的特殊条件下，当10亿神经细胞被放在一个篮球大小的物体中的时候，自然规律是如何起作用的”。我像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一样，反对这种观点。他简单扼要地宣称，乔姆斯基“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脑量的增加更可能是语言进化的结果，而不是相反。他主张，“使得语言产生的是脑的微型电路的精确的接线，不是总的大小、形状或神经元的组装。”平克尔在1994年发表的《语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一书中，收集了有利于口语遗传基础的证据，支持语言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的。这些证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数量太多，这里无法详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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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有利于口语进化的自然选择压力是什么？这种能力可能不是一出现就很完善的，所以我们不得不追问，一种欠发达的语言会给我们的祖先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最明显的答案是，语言提供了有效的沟通方式。当我们祖先开始进行初步的狩猎和采集时，这种能力对我们的祖先确实会是有益的。狩猎和采集是一种比猿的更具有挑战意义的生存方式。随着这种生活方式日益复杂，社会和经济协调的需要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沟通变得越来越有价值。自然选择会因此而稳步地提高语言能力。结果，古猿声音的基本组成部分——可能类似现代猿的喘气、表示蔑视不满的叫声和哼哼声——会扩大，而它的表达会变得更有结构性。像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语言是因狩猎和采集的迫切需要而出现的，或者似乎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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