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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狩猎和采集生活方式的发展，人类在技术上变得更加完善，制作的工具更精细更复杂。这一进化上的变化早于200万年前的人属的一个物种的出现，并在大约最近20万年内的某个时期随着现代人的出现、脑量增加3倍而达到顶峰。脑子从最早的南方古猿类的大约400毫升扩大到今天的平均1350毫升。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人类学家在技术的日益复杂和脑量的日益增加之间得出了因果的联系：前者驱动后者。记住，这是我在第一章中描写的信奉达尔文者的整个进化学说的一部分。不久以前，对人类史前时期的这种看法高度地被概括在肯尼思•奥克利1949年发表的名为《人、工具制造者》（Man，the Toolmaker）的经典小册子中。如同在上一章中提到的，奥克利是最早提出下列看法的研究者之一：现代人的出现是由于语言“完善”到我们今天经历的水平而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的结果：换句话说，现代语言造就了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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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为对人类心智形成的一种认识，目前流行着一种不同的进化解释，这是一种更适应于把人作为社会动物而不是工具制造者来认识的观点。如果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相互作用的工具而进化，那么在一个狩猎和采集的背景中，语言沟通能力的提高被认为只是一种次要的因素，而不是基本的进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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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的神经学家拉尔夫•霍洛韦（Ralph Holloway）是这种新观点的先驱者。这种新观点是在60年代诞生的。“我的倾向是，语言是从一种基本上是合作的而非侵略的社会行为的认识母质中成长起来的，并且依赖于两性之间一种劳动行为的具有补充性质的社会结构的分工，”他在10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曾写道，“这是一个必需的适应进化战略，它让人类能有一个延长的幼儿依赖期，能延长生殖成熟的时间，推迟身体发育成熟，让脑能长得更大和进行行为的学习。”请注意，这种看法与我在第3章中描述的人科生活史型式的发现是何等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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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洛韦的开创性的思想已经过了几次变化并被称为社会智力假说。最近，伦敦大学的灵长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发展了这种假说，他说：“更为传统的理论是，灵长类需要大的脑来帮助它们认识怎样处世并解决它们每天寻找食物中遇到的问题。另一种可供选择的理论是，灵长类生活于其中的复杂的社会环境为大的脑的进化提供了动力。”在灵长类群中，梳理皮毛是调节社会关系的极其重要的部分，梳理皮毛使个体之间密切接触和互相照顾。邓巴说，这种方式在一定大小规模的群体中是有效的，但是当群体超过那个大小时，就需要其他使社会关系顺遂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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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巴认为，在人类史前时期，群的成员增多，产生了要求更有效的社会关系的选择压力。“与梳理皮毛相比，语言有两个有意义的特征”，他解释道，“你能同时与几个人谈话，而且你能在田野里一边走路、吃东西或工作，一边谈话。”他提出，结果是“语言的发展使更多的个体结合到它们的社会群体中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语言是“有声的梳理皮毛，”并且邓巴认为语言只是“随着智人的出现”而产生的。我很赞同社会智力假说，但是，我将表明我不认为语言是在人类史前时期很晚的时候才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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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争论中，语言产生的时间是基本问题之一。它是否出现得较早，随后再逐渐改进的？还是晚近突然出现的？请注意，这个问题有哲学上的含意，与我们把我们自己看成多么特殊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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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许多人类学家赞成语言是晚近时期迅速出现的，这主要是因为看到了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中人类行为的急剧变化。纽约大学考古学家兰德尔•怀特（Randall White）在大约10年前发表的一篇引起争论的论文中提出，早于10万年前的人类各种活动的证据显示了“完全缺乏会被现代人认作语言的东西。”他承认，解剖学上的现代人这时已经出现，但是他们还没有“发明”文化涵义上的语言。语言出现要晚得多：直到35000年前，这些人群才掌握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语言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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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列举了7个方面的考古证据，按照他的看法，这些证据表明旧石器时代晚期同时发生的人类的语言能力已明显提高了。第一，着意埋葬死者几乎可以肯定开始于尼安德特人时期，只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陪葬品，埋葬变得更加复杂。第二，艺术表现，包括形象制作和身体装饰，只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才开始的。第三，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发明和文化发展的速度突然加快。第四，第一次出现了文化的地区性差异——这是社会界限的一种表现和产物。第五，以外来器物交换的形式出现的远距离接触的证据在这时变得明显。第六，居住遗址明显增大，对于这样一种程度的计划和协调，语言将会是必需的。第七，技术由主要使用石头扩大到包括其他原料如骨头、鹿角和粘土，表明了应付自然环境的复杂性，要是没有语言，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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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和其他人类学家包括刘易斯•宾福特（Lewis Binford）和理查德•克莱因（Richard Klein）都相信，这一连串人类活动的“第一”都以复杂的、完全现代的口语的出现为基础，正如我在前一章中提到的，宾福特在前现代人中没有发现能表明进行计划和为预见和组织未来的事件和活动所需要的才能的证据。语言是向前迈进的一大步，“语言，尤其是符号，使得抽象成为可能”，他争辩说，“除了一个基本良好的、以生物学为基础的沟通系统以外，没有任何媒介能使这样迅速的变化得以发生，”与这种见解基本一致的克莱因，在南非考古遗址中发现的证据表明狩猎技巧在相对较晚的时期迅速地提高。他说，这是现代人的心智包括语言能力产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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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认为语言是伴随现代人出现而得到较快发展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但它没有完全统治人类学的思想。我在第3章中曾提到过迪安•福尔克的人脑进化研究坚持语言在较早时期就已发展的看法。她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人科成员不使用和改进语言，我想知道他们用他们的自然增长着的脑子在干什么。”马萨诸塞州贝尔蒙特医院的神经学家特伦斯•迪肯（Terrence Deacon）持有相似的看法，但他不是根据化石脑，而是根据对现代脑的研究。他在1989年发表于《人类进化》杂志（Human Evolution）上的一篇论文中特别提到：“语言能力是在一个由脑一语言互相作用所决定的持续选择的漫长时期（至少200万年）中进化的。”迪肯比较了猿脑和人脑之间的神经联络的差别。他指出，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变化最大的脑的结构反映了口语对于计算的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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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话不会变成化石，那么人类学家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间接的证据——我们祖先制作的物品和他们身体的解剖变化——似乎讲述了我们进化历史不同的故事。我们将从考察解剖证据包括脑的结构和声道的构造开始，然后我们将考察考古记录中有关技术的复杂化和艺术表现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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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在200多万年前随着人属的起源，人脑开始增大，随后稳步地继续增大，到50万年前，直立人的平均脑量是1100毫升，接近现代人的平均值。在从南方古猿类到人属的开始的50％突增以后，不再有迅速的增加。虽然绝对脑量的意义对于心理学家来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但在人类史前时期脑量增加3倍肯定反映认识能力的提高。如果脑量与语言能力有关，那么脑量在过去的200万年左右的时间里的增加表明了我们祖先的语言能力的逐步发展。特伦斯•迪肯根据对猿脑和人脑的解剖学比较表明，这是一种合理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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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杰出的神经学家哈里•杰里森（Harry Jerison）指出语言如同人脑生长的发动机，否定了人是工具制造者的假说所体现的思想，即操作技巧提供了进化压力使脑子变得更大。“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种不合适的解释，不只是因为工具制造可以由很少的脑组织来完成，”他于1991年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次重要演讲中说道，“另一方面，简单、实用的会话要求大量的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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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语言基础的脑的结构比人们曾经认为的复杂得多。似乎有许多与语言有关的区域分散在人脑的几个部位。如果在我们祖先的脑子中能够鉴别出这样的区域，这对我们解决语言问题是非常有利的。然而，有关已消失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的脑子的解剖证据仅限于脑表面的轮廓；化石脑没有提供内部结构的线索。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在脑的表面看到以某种形式与语言或使用工具有关的脑的特征。这就是脑的布罗卡（Broca）区，位于（大多数人）左颞叶附近凸起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在人脑化石上找到布罗卡区的证据，这将成为语言能力出现的标志，尽管这是一个不确定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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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可能的标志是现代人脑的左边和右边大小的不同。在大多数人中，左半球大于右半球，部分原因是左半球与语言有关。与这种不对称相联系的是人类惯用右手的现象。人类中有90％的人惯用右手，因此，惯用右手和语言的能力可能与左脑较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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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夫•霍洛韦考察了1470号头骨的脑的形状，1470号头骨是1972年在特卡纳湖东岸发现的并且测定为约200万年前的能人的一个很好的标本。他不仅发现了在头盖骨的内面有布罗卡区，而且还发现脑的左右两边的形状稍稍有点不对称。这表明能人之间能用比现代黑猩猩的发声范围（喘气—表示蔑视不满的叫声—哼哼声）更复杂的声音互相沟通。他在一篇发表于《人类神经生物学》杂志（Human Neurobiology）上的论文中特别提到，虽然要证明语言在什么时候或怎样开始的是不可能的，但是很可能语言的起源要“追溯到古生物学上的过去。”但是霍洛韦提出这种进化的轨迹可能从南方古猿类已经开始。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在本书中迄今所有关于人科进化的讨论都表明了人属出现时人科适应的重大变化。因此，我猜想只是随着能人的进化才开始有某种形式的口语。像比克顿一样，我猜想这是一种原始语言，内容和结构简单，但却是一种比猿和南方古猿类更为高级的沟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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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2章中讨论过的尼科拉斯•托思非常仔细并富有创新精神的制作工具的实验，支持脑的不对称存在于早期人类中的观点。他对早期人类打制石片的模拟证明，奥杜韦工业的打制者主要是惯用右手，所以会有稍大的左脑。“脑的一侧较大的现象出现于最早的工具制作者中，正如他们的工具制造行为所证明的那样，”托思说“这可能是一个可靠的迹象，表明语言能力也已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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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脑的证据使我相信，语言是随着最早出现的人属而开始的。在这里至少没有什么证据反对语言的早期出现。但是发声器官即喉、咽、舌和唇又怎么样呢？这是解剖信息的第二个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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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能够发出范围广泛的声音，这是因为喉在喉咙里的位置较低，因而创造了一个大的音室，咽部在声带之上。根据纽约塞内山医学院医院的杰弗里•莱特曼（Jeffrey Laitman）、布朗大学的菲利普•利伯曼（Philip Lieberman）和耶鲁大学的埃德蒙•克里林（Edmund Crelin）的创造性工作，使我们认识了扩大的咽部是产生发音完全清晰的语言的关键。这些研究者对现生生物和人类化石中的声道解剖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结果发现它们是很不同的。在除了人以外的所有哺乳动物中，喉位于喉咙的高处，这使动物能同时进行呼吸和饮水，其必然结果是，小的咽腔限制了所能产生的声音的范围。大多数哺乳动物因此而依靠口腔的形状和嘴唇来变化喉部产生的声音。虽然喉的位置低能使人类产生范围更广的声音，但它也意味着我们不能同时喝水和呼吸。这种结构易于引起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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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婴儿出生时像典型的哺乳动物一样，喉位于喉咙的高处，能同时呼吸和饮水，这是给他们喂奶时所必须的。大约18个月以后，婴儿的喉开始向喉咙的下部移位，在小孩长到大约14岁的时候，喉到达成年人的位置。研究者们认识到，如果他们能够确定喉在人类祖先各个种的喉咙中的位置，他们就能够对这个种的发声和语言能力作出若干推断。这提出了一个挑战，因为发声器官是由软组织，即软骨、肌肉等构成的，它们并不能变成化石而保存下来。然而，作为化石保存下来的我们祖先的头骨确实包含着极其重要的线索。这线索就是头骨底部的形状。在哺乳动物的基本类型中，头骨的底部基本上是平的。然而，在人中，头骨的底部显然是拱形的。因此，在化石人类的一个种当中，颅底的形状应该指示它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发出清晰的声音（见图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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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声道 左图，像所有哺乳动物一样，在黑猩猩的声道中喉位于喉咙的高处，这是一种容许呼吸和吞咽同时进行的结构，但是限制了咽部空间能够发出的声音的范围。人类的喉在喉咙中的位置低，这是独一无二的。结果人类不能同时呼吸和吞咽而不噎住，但是他们能发出范围很大的声音。在所有早于直立人的人的物种中，喉的位置是像黑猩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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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人类化石的一次考察中，莱特曼发现南方古猿类的颅底基本上是平的。在这方面，如同其他生物特征一样，南方古猿类是像猿的，并且像猿一样，他们用声音沟通的能力一定是有限的。南方古猿类不可能发出人类说话特有的某些普通的元音。莱特曼下结论道：“在化石记录上，发现充分弯曲的颅底的最早时间是在大约30至40万年前，在人们称之为远古智人的人群中。”这是否意味着，在解剖上的现代人进化之前出现的远古智人种已经有了充分发达的现代语言？这似乎不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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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尼亚北部发现的、年代约为200万年前的已知最早的直立人标本3733号头骨上，可看到颅底形状的变化。按照这一分析，这个直立人个体会具有发出诸如boot、father和feet中的某些元音的能力。莱特曼估计，早期直立人喉的位置会等同于现在6岁小孩的情况。遗憾的是，关于能人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迄今发现的能人头骨没有一个有完整的颅底。我的推测是，当我们发现真正最早人属的完整头骨时，我们将看到头骨基部开始弯曲。初步的口语能力肯定随着人属的起源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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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进化序列内，我们看到了显然的反论的论点。根据对颅底的判断，尼安德特人的语言表达能力比早几十万年的别的远古智人更贫乏。尼安德特人的颅底弯曲甚至不如直立人的进步。是尼安德特人退化了，他们的发音变得不如他们祖先清晰了（确实，有些人类学家曾提出，尼安德特人的绝灭可能与低下的语言能力有关）？这种进化上的退化似乎是不大可能的，自然界实际上没有这样的例子。更为可能的答案是，尼安德特人面部和头骨的解剖学，是对寒冷气候的一种明显的适应。尼安德特人的中面部异常突出，他们大的鼻腔通道，使冷空气能在其中变暖而呼气中的水气能凝结。这种结构可能影响了颅底的形状而又不致于明显降低这个种的语言能力。人类学家对这一问题还在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