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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解剖证据表明语言在人类的早期就已在进化，接着是语言技巧的逐步改进。然而，工具制作技术和艺术表现方面的考古证据在很大程度上告诉了我们一个不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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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正如我已说过的，语言无法变成化石保留下来，但从人制作的物品中，理论上能窥探出语言的某些内情。正如我在前一章中说过的，当我们谈论艺术表现时，我们意识到现代人的心智在起作用，而那意味着一种现代水平上的语言。石器工具是否也能为了解工具制作者的语言能力提供一些信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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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艾萨克所面临的任务是纽约科学院要求他提出一篇关于语言起源和性质的论文。他考察了从200多万年前开始到35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复杂的演进过程。他的兴趣不在于人们用工具做了什么，而更重视工具制作者在制造工具时施加的规制。规制的施加是一种人的执着的意念。这是一种要求复杂的口语才能得以充分实现的行为方式。没有语言，人类便不可能任意地将规制施加其所制作的工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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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记录显示，规制的施加在人类史前时期中是慢慢地出现的，像冰河运动那么缓慢。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了解到，从250万年前到大约140万年前的奥杜韦文化的工具具有随意性的性质，即打出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无规律可循。工具制作者显然主要关心打出锋利的石片而不注意其形状。所谓的石核石器，例如刮削器、砍砸器和盘状器是这一过程的副产品。甚至于紧接着奥杜韦文化出现而且一直持续到大约25万年前的阿舍利石器组合的工具，也只是最低限度地显示了工具制作者对所制成的石器的形状施加了影响。泪滴形手斧可能是按照制作者心中所想的某种样板制作出来的，但是石器组合中大多数器物的制作在许多方面还是与奥杜韦文化相似的；而且阿舍利工具组合中只有10来种石器类型。从大约25万年前起，远古智人包括尼安德特人，用事先制备出的石片制作石器，而且这些组合，包括莫斯特文化，也许包括了60种可辩认的石器类型。但是这些类型在长达20多万年的时间里始终没有变化，这是一种技术上的停滞，似乎表明它们不是充分发展的人的心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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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到35000年前当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突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创新和随心所欲施加的规制才变得普遍。不仅生产新的更精致的工具类型，而且，成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组合的典型特征的工具类型是以千年而不是以10万年的时间尺度变化着。艾萨克把这种技术多样化和变化的型式解释力显示某种口语形式的逐渐出现。他提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革命标志着进化过程中的一次重大的间断。大多数考古学家一般都同意这种解释，虽然对于旱期工具制作者具有——如果有的话——什么程度的口语还有不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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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尼古拉斯•托思不同，科罗拉多大学的托马斯•温（Thomas Wynn）认为，奥杜韦文化就其一般特征而言是像猿的，不是人的。1989年他在《人》杂志（Man）上发表的、与别人合作的论文中特别提到：“在这幅图画中，我们无需假定像语言这样的因素。”他主张，制作这些简陋的工具需要很少的认识能力，因此无论如何不是人的。然而，温的确作了让步：在阿舍利手斧的制作中有“几分像人的”，“像手斧这样一类的制品表明，最终产品的形状是打制者所关心的，而且我们能用这种意图作为小窗口看到直立人的心智。”温根据生产阿舍利工具的智力要求，把直立人的认识能力描述力等同于一个7岁大的现代人的认识能力。7岁小孩有相当高的语言技巧，包括以词指物和一定的语法知识，并且接近于达到能够不必求助于指指点点和手势而进行交谈的程度。在这一点上，回想起莱特曼根据颅底形状判断直立人的语言能力等同于现代人6岁小孩的语言能力是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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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证据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了呢？如果我们只是由考古记录的技术成分来作为指导的话，我们会认为语言开始得较早，通过人类史前的大部分时期缓慢地进步，而在比较晚近的时候有一次爆发性的提高。这是对由解剖证据得出的假说的一种妥协。然而，作为艺术表现的考古证据不容许有这样的妥协。岩厦和洞穴中的绘画和雕刻在大约35000年前突然出现在考古记录上。支持较早的艺术作品的证据，例如赭石条和在骨器上刻的曲线，充其量是罕见的，而且可能是有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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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艺术表现被作为口语的唯一可靠的指示物——正如澳大利亚考古学家伊恩•戴维森（Iain Davidson）独自坚持的——那么语言不仅是在新近才变成完全现代的，而且也是晚近才开始有的。戴维森最近在一篇与威廉•诺布尔（William Noble）合著的文章中说，“在史前时期，制造与事物相似的形象只能出现在对于事物的含意有共同理解的社会中。”当然“对于事物的含意有共同的理解”是通过语言来居间促成的。戴维森和诺布尔主张，艺术表现是所指的语言赖以发展的一种手段，不是语言使得艺术成为可能。艺术必须先于语言，或者至少与它平行出现，因此最早的艺术在考古记录上的出现，标志了口头的、所指的语言的最早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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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关于人类语言进化的性质和其发生发展的时间表的各种假说分歧很大，这意味着，证据或某些证据被作了错误的解释。不管这种错误解释是怎样的复杂，正在出现一种对语言起源复杂性的新的估价。由温纳—格伦（Wenner-Gren）人类学研究基金会在1990年3月组织的一次重要的会议被认为为未来几年的讨论定了调。题为“人类进化中的工具、语言和认识”的会议指出了人类史前时期中的这些重要问题之间的联系。会议组织者之一的凯瑟琳•吉布森（Kaihleen Gibson）描述的情况如下：“因为人的社会智力、工具的使用和语言都依赖于脑量以及相关的信息加工能力的量的增加，没有哪一个能够充分成熟地突然出现，就像智慧女神密涅瓦（Minerva）那样突然从宙斯（Zeus）头上出现。更可能的是，像脑量的增加一样，这些智力能力中的每一项一定是逐渐进化的。此外，因为这些能力是互相依赖的，没有一个能够孤立地达到现代的复杂水平。”解开这些相互依赖的关系，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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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三方面的证据 如果根据考古记录（a）,语言是晚近并迅速地出现于人类史前时期中的。相反的，脑组织和脑量的信息（b）暗示语言是逐渐出现的，随着人属的起源而开始。同样地，声道的进化（c）暗示了语言的早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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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已说过的，这比复原史前历史进程有更多的危险。这也包括对我们自己和我们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的认识。希望让人类保持作为特殊动物的那些人，将欢迎那些表明语言是晚近、突然起源的证据，乐意认为人类与自然界的其余部分有联系的那些人，将不会为人类这种完美的能力较早地出现、缓慢的发展所苦恼。我推测，如果由于某种反常情况能人和直立人人群仍然存在的话，我们就会在他们中看到所指语言的逐渐发展的阶段。我们与自然界其余部分之间的裂隙将因此由我们自己的祖先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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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起源 第八章 心智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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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3次主要的革命是地球上生命历史的标志。第一次是在早于35亿年前的某个时候生命本身的起源。以微生物形式存在的生命，在一个以前只有化学和物理起作用的世界里，变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第二次革命是大约5亿年前多细胞生物的起源，使生命变得复杂，因为无数种类和大小的动、植物出现井相互作用于富饶的生态系统中。第三次重大事件是在最近250万年内的某个时候人类意识的起源。生命能意识到自身，并且开始改变自然界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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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意识？更明确他说，意识是为了什么而出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这样一些问题看起来似乎有些古怪，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通过意识或自我认识的媒介经历了人生。意识在我们生活中是如此强大的一种力量，不可能想象人没有我们称之为反映意识的主观知觉而存在。它主观上是如此之强而有力，但客观上又是如此令人难以捉摸。意识问题使科学家处于困境，有些科学家认为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我们每一个人经历的自我认识的感觉是如此鲜明，它阐明了每一件我们所想的和所做的事情；可是，我没有办法能客观地知道，你感受了与我一样的感觉，反过来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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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和哲学家已经努力了几个世纪来确定这个捉摸不定的现象。在某一方面来说，集中于监控一个人自己精神状态的能力的操作性定义，客观上可能是准确的，但是它们不能与我们的自我意识和我们存在的方式相联系。心智是自我感觉的源泉——这是一种有时是独有的，有时与别人分享的感觉。心智也是一种通过想象能达到日常生活中的物象以外的世界的途径；并且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把抽象世界引入五光十色的现实世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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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世纪以前，德斯卡特斯（Descartes）试图解开在自身内部产生的自我感觉从何而来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谜。哲学家已把这一两分现象称作心一身问题。德斯卡特斯描述道：“感觉好像我已突然掉入一个深的旋涡，使我翻过来滚过去，因此我既不能站立在底部，也无法游到顶上。”他对心一身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把心智和肉体作为完全分开的实体来描述，这是一种构成一个整体的两元论。塔夫茨大学的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在他最近发表的著作《意识的解释》（Consciousness Explained）中说，“它是一种想象力，把自我想象为一种就像拥有和控制汽车一样拥有和控制肉体的非物质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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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斯卡特斯也认为心智是人唯一独有的领域，而所有其他动物只不过是自动装置。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相似的观点统治了生物学和心理学。被称作行为主义的这种世界观认为，人以外的动物只不过是反射地对它们所生活的世界中的事件作出反应，并且缺乏分析思想过程的能力。行为学家说，没有动物心智这种东西；或者，如果有的话，我们也无法以一种科学的方法来了解它，因此可以不予考虑。近些年来主要由于哈佛大学行为生物学家唐纳德•格里芬（Donald Griffin）的工作，这种观点在发生变化。20年来格里芬一直在发起一场运动来推翻对动物世界的这种否定的看法。他已就这个主题出版了3本书，最近的1本《动物的心智》（Animal Minds）出版于1992年。他提出，心理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几乎己被关于动物意识的观点所束缚。”他说，这是行为主义连续不断影响的结果，好像一个幽灵笼罩在科学之上。“在其他科学领域，我们必须接受并不是百分之百严格的证据，”格里芬说，“历史科学是如此——想想宇宙论，想想地质学。而且达尔文也不能以严格的方式证明生物进化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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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们在试图解释人的形体的进化时，最终也必定谈到人的心智，尤其是人的意识的进化，这是一个生物学家更应准备仔细考虑的题目。我们必须提出下列问题：这样一种现象是如何在人脑中出现的，也就是它是突然地形成于智人的头脑中，如行为学家们的观点所暗示的，在自然界任何其他类型的生物中有没有先驱？在人类史前时期的什么时候，意识达到我们现在经历的阶段？它是否出现得早并通过史前时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心智这样一种特殊性给予了我们祖先以什么样的进化上的好处？请注意，这些问题与有关语言进化的问题是相似的。这不只是巧合，因为语言和自我认识的反映无疑是有紧密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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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时，我们不能回避意识是“为了”什么而出现的问题，如同丹尼特所提出的，“是否存在着任何一个有意识的实体能为他自己做的事情，而那个实体的完美的无意识的模拟物却不能为他自己做的事情？”牛津大学的动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也承认这是令人困惑的。他讲到生物体需要能预见未来，这种能力是用计算机来模拟脑子同样可以得到的。他宣称，这个过程是不需要有意识的。然而，他提到“模拟进化的能力似乎最后达到主观的意识。”他认为为什么竟然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当代生物学面临的最深奥的问题。“也许当脑对世界的模拟变得如此完美以致于它必须包括一个它自身的模式时，意识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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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总有这种可能性，意识不是“为了”什么而出现，只是大的脑子在运行中的副产品。我更喜欢采用进化的观点，认为如此强有力的一种精神现象很可能具有生存上的好处，因此它是自然选择的产物。如果看不到这种好处，那么也产会接受另一种解释，那就是没有适应上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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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生物学家哈里•杰里森对生命在陆地上出现以来脑子进化的过程，进行了长期的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脑的变化是相当惊人的：主要的新动物群（或亚群）的起源，通常都伴随着脑子相对大小的一次飞跃性变化，这被称为脑扩大化。例如，当第一批古老的哺乳动物在大约23000万年前出现时，它们所具有的脑量比爬行动物的平均脑量大4～5倍。随着5000万年前现代哺乳动物的起源，智力机能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与哺乳动物的整体相比，灵长类是脑子最大的一类动物，其脑量是哺乳动物平均脑量的2倍。在灵长类中，猿的脑量最大，大约是灵长类平均脑量的2倍。而人的脑量是猿的平均脑量的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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