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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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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时间最晚的金顿-沃德，活动的地点也最西。他在1911年－1935年来华8次，除了到过横断山区外，也多次在西藏进行采集。他总共采集了100多种新的杜鹃花，包括毛柱杜鹃、假单花杜鹃、白喇叭杜鹃以及用他的姓氏命名的黄杯杜鹃（Rhododendron wardii）等。二战之后，金顿-沃德仍然几次前往缅甸北部和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地区采集，并经历了1950年8月15日那场里氏震级高达9.6级的墨脱-察隅大地震。金顿-沃德一生写了25本书记录他的探险经历，其中包括著名的《绿绒蒿的故乡》。可惜，他的绝大多数书都还没有翻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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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我已经不想再感慨中国宝贵的生物种质资源的流失了，这话说多了，也便成了陈词滥调。我想到的是，在世界上的960种杜鹃花里，毕竟还有400多种是中国没有的。今天的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学一学英国这3位“植物猎人”（他们在英国都享有盛誉，傅礼士甚至被写进了给少年儿童看的科普书里），迈出国门，把这些异域的杜鹃花用文明的方式引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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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工作不算太复杂，因为这400多种非国产的杜鹃花，大多数都集中分布在分属于印度尼西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伊里安岛上。而最近几十年来，不断有西方生物学家深入那里进行生物研究。仅就我所知，美国博物学家、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就曾在那里研究过鸟类和人类学；而在2008年，还有一支加拿大考察队专门到那里去采集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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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考察队。我们的标本馆中，甚至连东亚邻国朝鲜、韩国、日本的标本都不全，遑论更远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在经济腾飞的时候，我们的生物学研究还是如此“积贫积弱”。大国，真的不是一天就能造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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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打狗打猫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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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是老北京的一景。老北京胡同的名字，自然也拥有丰富的历史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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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词源，“胡同”一名可能是来自蒙古语qudduγ（按照今天的蒙古语发音，可以音译为“呼达格”），本义为“水井”（当然，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因此，“胡同”是蒙古人统治中原百年之间，从蒙古语进入汉语的众多词汇之一。比“胡同”用得更广泛的另一个蒙古语借词是驿站的“站”，这是蒙古语jam（本义为“道路”）的音译。明朝初年，官府发文，全国改“站”为“驿”，以恢复汉语中的古雅名称，但是在老百姓的口语中还是一直用“站”。这样到了现代交通工具传入中国之后，神州大地就只剩下火车站、地铁站、汽车站、公交站，而不再有“驿”了。反倒是在日本，“车站”这个词写成汉字还是“駅”（“驿”的繁体“驛”的日本简化字），读音也是从中古汉语演化而成的eki（えき）。当然，进入蒙古语的汉语借词更多，蒙古语甚至还模仿了汉语构建“幸福”、“和平”之类双音节词的构词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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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再说老北京的胡同。有些胡同的名字颇为雅致，比如“辟才胡同”、“礼士胡同”、“高义伯胡同”、“烂漫胡同”等，让人觉得充满了举贤任能、义薄云天的热烈气氛。其实它们的本名并非如此。辟才胡同原名劈柴胡同，因为觉得名称不雅，才把“劈柴”改成了谐音的“辟才”。同样，礼士胡同本来是驴市胡同，高义伯胡同本来是狗尾巴胡同，烂漫胡同本来是烂面胡同，都是这样为附庸风雅而改名。其实，劈柴、驴市、狗尾巴、烂面至多是通俗，却很难说是不雅，这些不过就是老百姓平时比较熟悉的词汇而已。现在又有人嫌北京地名“公主坟”晦气、“奶子房”恶俗，也都想改一改，我觉得是多此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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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也有一些地名，是从乡土地名“雅化”而来的。比如台北东面的基隆，本来叫作“鸡笼”，乡土气十足，可是一旦改成同音的“基隆”，就充满了立业光宗的感觉。台湾岛南边的高雄，本来叫“打狗”，实在是太不够爱护动物了，但改成“高雄”之后，感觉就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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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种简单的感觉差异背后，打狗和高雄这两个地名还有更复杂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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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打狗”。传说明朝末年，郑成功进入台湾，为了威慑当地的原住民，从大陆带了两只老虎过去。台湾没有老虎，最大的猫科动物不过是台湾云豹。郑成功满以为这样可以把原住民吓住，谁知两只老虎到了台湾后，一只往北跑，一只往南跑，最后都被原住民活活打死了。往北跑的那只被当成大猫，被打死的地方后来就叫作“打猫”（位于台湾中部的嘉义县）；往南跑的那只被当成大狗，被打死的地方就叫做“打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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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只是民间望文生义的附会。根据学者的考察，“打狗”应该是译音，在当地的原住民语言中是指一种带刺的竹子，可以植作绿篱。“打猫”的本义我没有调查，但相信也应该是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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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打狗”怎么又改成了“高雄”呢？原来，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次年两国签订《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日本在台湾采取了大量的日化措施，把地名改成日式地名就是其中的一步。“打狗”这个词的发音和日语中的“高雄”（たかお）很像，于是日本人就用“高雄”替换了“打狗”。同样，日本人还用“民雄”（たみお）替换了发音近似的“打猫”。1945年台湾光复之后，这两个日化的地名并未改变，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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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占台湾不久，就派出植物学家到台湾采集植物。先后到台湾采集的有牧野富太郎、川上泷弥、早田文藏、佐佐木舜一、工藤祐舜等。在他们采集到的新种中，就有很多是用日化的台湾地名命名的。比如台湾北部有座著名的高山叫作“南湖大山”，用日语罗马字拼写，就是Nankotaizan。很多采自这里的植物新种在被日本植物学家命名时，就用这个词作了种加词。又比如南湖斑叶兰（Goodyera nankoensis）、台湾对叶兰（Listera nankomontana）、南湖柳叶菜（Epilobium nankotaizanense）等。这些名字和“高雄”、“民雄”一样，在其背后正隐现着台湾一部50年的沦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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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别了，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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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三大“植物猎人”先后到中国西南地区采集之后，1920年，彩云之南又迎来了一位重要的“植物猎人”——约瑟夫·洛克（Joseph F. C.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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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很多探险家一样，洛克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本来是奥地利人，1884年生于维也纳。洛克出身贫寒，18岁开始在欧洲各地流浪，21岁又到美国。最终，在1907年，他来到夏威夷定居。凭借惊人的自学本领，他从夏威夷政府的一个植物采集员摇身一变成为夏威夷大学的一名植物学家。此外，他还掌握了包括汉语在内的多门外语。1913年，洛克获得美国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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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洛克辞去夏威夷大学的教职，接受美国农业部的派遣，到缅甸、泰国和印度阿萨姆地区去采集大风子树的标本。其间，他多次进入中国境内，被这里的自然和人文所折服。从1922年起，洛克便把中国选作他唯一的寻梦之地。在云南采集一年之后，美国刊物《国家地理》（就是那本以一个黄色长方形为标志的著名杂志）看中了他，决定为他提供探险所需的经费。就这样，在《国家地理》的资助下，洛克先后到过西藏、四川、甘肃、青海等地，比如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岷山银莲花（学名Anemone rockii）就采自甘肃南部的岷山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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