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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朋克渴望拆毁城堡的城墙、撞开城堡的大门。在他们看来，这并不是企图掠夺或者破坏，只是想将知识扛在肩膀上，带向大街小巷。他们觉得自己是知识的养育者、看护者，可能最重要的是，玩伴。他们认为，科学知识并不是用来谋取私利的，他们更希望科学可以承担解放者的角色。在他们看来，封锁起来的知识只能让少数人受益，而解放的知识则能够惠及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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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传统，吸引投资者投资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因素有三：知识产权、成功的临床试验还有宣传。作为一个报道生物技术产业的记者，我一直处在宣传机器的接收端。你可能认为，生物技术产业是一个可以解决当今人类重大健康问题的产业，这里面肯定充满了潮气蓬勃的公司和科学家，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在进行着更大的科学发现。也许是这样，但是从汪洋如海的新闻发布中挑选出真正有价值的金点子，这个过程是十分让人沮丧的。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多公司的存在并不是为了推动科技的发展，而是在炒作市场，他们只是将那一点微小的进展伪装成重大发现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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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小伎俩之所以能够成功，原因是一些投资者永远都乐于冒险，妄图借助一点微薄的数据便能复制世界上第一家也是最有价值的生物技术药物公司——基因泰克——的成功。2009年瑞士制药巨头罗氏公司（Roche）将它全部买下的时候，基因泰克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市值超过850亿美元，年收入超过130亿美元。卖给罗氏的时候，基因泰克正在研发10种新药，包括几种世界顶级的抗癌药物。基因泰克公司最畅销的药物阿瓦斯汀（Avastin），2008年的国内销售量就给这家坐落于南旧金山的公司带来了27亿美元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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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化生物技术领域里，阿瓦斯汀就是成功的标准。阿瓦斯汀在2004年首次被批准使用，这种药物通过抑制肿瘤内的血管生长达到抗癌效果。FDA批准阿瓦斯汀可用来治疗直肠癌、乳腺癌、脑癌、肾癌和肺癌。利用阿瓦斯汀治疗癌症，每个患者每年要花10万美金。发现下一个阿瓦斯汀的创业公司能够给投资人带来无比丰厚的收益。不过，阿瓦斯汀最多只能为病人延长几个月的寿命。如果一个公司能够开发出比阿瓦斯汀效果更好的药物，比如能让病人多活六个月或一年，那这个公司将会使每个参与人瞬间变成行业巨人。倘若哪个公司能够找到彻底治愈癌症的办法，丰厚的回报会打造出下一个比尔·盖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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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风险投资家的风险计算中，这个行业的潜在回报是巨大的。传统的商业化生物技术同样对投资者很有吸引力，因为这个行业跟软件产业有一些相似性。开发新生物技术药物的过程，就像编写下一个杀手级应用软件〔35〕一样，几乎所有的成本都是来自研发。尽管大量生产阿瓦斯汀会比售卖新版Windows 7复杂一些，但是药物成本并不主要来自于瓶瓶罐罐里那些基因工程打造的抗癌化学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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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要想知道生物技术中花得最值的钱是怎么花的，你只需要到基因泰克公司秩序井然的主园区去看看就行了。大约三十多幢建筑各自安静地分布在旧金山湾西岸。工人们沿着园区主干道——DNA大道——漫步的时候可以欣赏沿途的风景，或者跳上一辆穿梭巴士去参加下一场会议。员工可以享受一流的托儿所、餐饮、门房服务，还有为了方便穿梭于旧金山湾地区的通勤者而设立的免费往返公司总部的长途公共汽车。研究者将20％的工作时间，即每周一天，用于从事他们自己选择的独立项目（阿瓦斯汀就是通过这种独立项目研究出来的）。像谷歌公司一样，基因泰克努力营造一种舒适的氛围以培养公司最重要的财富——人肉点子合成机。药物本身并不能为基因泰克公司创造价值。只有人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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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人中哪怕只有一个人产生了一个好点子，然后鼓捣了出来，喊出一句“找到了”，就能产生一个新的治疗方法，投资回报率就会很快增长。传统投资经教育我们，凭空挤出创新的金点子这种事是很烧钱的。一旦苦思冥想这个步骤完成了，投资者就希望能靠药物迅速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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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正如谷歌一样，生物技术产业中每诞生一个基因泰克这样的公司，就会激励成百上千的创业公司进入市场和倒闭歇业，这一点毫不夸张。单是在旧金山湾地区，就有900多家生物技术公司，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真的在卖病人用的药。如果免费的寿司、穿梭巴士和大量资金就能堆砌出效果惊人的药物，恐怕现在癌症早就已经变得像小儿麻痹症一样小菜一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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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到目前为止，生物技术产业消灭的最成功的东西，就是投资者口袋里的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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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泰克公司成立四十多年后，2009年，生物技术产业分析师的报告称，上年度这个产业整体才终于实现了盈利。之前的四十年，投资者往不计其数的公司中投了数百亿美元，指望在生物技术产业领域赢得下一个大奖。随后的确出现了重大的医学研究进展，但是那些熟悉的疾病却仍然缺少真正有效的治疗办法，这无疑表明，从各方面来说，生物技术都没有达到之前的美好愿望。老年痴呆症、糖尿病、多发性硬化症〔36〕、帕金森、克罗恩病〔37〕，还有普通感冒。现在，癌症治疗方法空前之多，但是，患者即便身处世界上最先进的治疗中心，也还得经受残忍的外科手术、放疗以及化疗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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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疾病病因和发病机制的基础科学规模日益扩大，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多的要求一个更好的解释：这么多新知识为什么只产生了这么一点治疗方法。最常见的一种回应就是，生物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很深奥的，虽然这是事实，但也不应该被过分强调。但是生物朋克则主张，科学家是在特定的体制下对此学科进行研究，如果要问责，这个体制难辞其咎。生物技术产业的孤注一掷的彩票式商业模式，唯一的追求就是下一种惊人巨药，这种商业模式受到了诸多审查。从历史角度看，下一个大产品的出现还得回溯到知识产权的保护上，评论家说，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了生物技术产业的核心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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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专利价值不菲，所以公司会隐瞒自己最新的研究发现，知道专利批准后才公之于众。生物朋克认为，在这样一个封闭的体制内，集体智慧难以施展。他们说，最聪明的那些人对最好数据的追求被打击了。知识产权体系原本是通过让发明者从发明中获利来刺激创新，而如今，在生物朋克眼中，它已经变成了低风险发展中的一场高风险赌注。当律师和发明者就权利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之时，真正的科学进展也停下了脚步。生物朋克渴望一种不同的商业模式，来复兴他们眼中真正的发明精神，就是那种曾造就了本·富兰克林和托马斯·爱迪生等发明史上的传奇英雄的精神。生物技术领域需要那种能在雷雨中放风筝的人，但是生物朋克相信，执着于知识产权会扼杀这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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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郝塞尔（Andrew Hessell）是那种你会在技术世界，尤其是旧金山地区中遇到的典型人物。他魅力超凡而且口才不俗，喜欢穿黑色的尖领有纽扣的衬衫和牛仔裤。他的红框眼镜衬托出黑白相间的头发。在一大群人面前出现时，他一定会把脸修得很平整。他谈到自己曾丢下一切跑到泰国去思考了整整一年。每年，他有26周的时间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演讲、开会、启动项目。不过他到底做些什么大家并不十分清楚。从表面看来，他可能是个唱片制作人，或者是在精品广告代理公司里吃创意饭的人。不过，他是我见过的生物技术方面消息最灵通人士——职业生命科学密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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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塞尔相信，生物工程可以解决世界上的诸多难题，而且也尽力鼓舞他人能有同样的感觉。他认为，信息技术力量的指数增长仅仅是DNA操作技术力量指数增长的序曲。但是，郝塞尔的技术乐观主义在药物开发面前消失得一干二净。他认为药物开发简直烂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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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塞尔哀叹道，在计算机从满屋子的真空管发展到iPhone手机的60年左右时间里，药物开发的步伐从未加快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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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药物开发过程如此复杂，涉及如此多的利害关系，以致我们根本没有能力让它加速。”郝塞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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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郝塞尔在一家几乎是全国最大的生物技术制药公司工作了七年。“最后，我不得不离开，因为这里面没有创新。我们之前研制了两种药物，赚了几十亿美元。7年中，我们再没研发过任何新药”，尽管在研究上，公司花了10亿美元。“这个投资回报率糟糕透了。简直让我抓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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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郝塞尔没有自己的黑客方法，也称不上是生物朋克了。不过，在这件事情上，他的解决办法并不是靠技术，而是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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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塞尔相信，只有当制药公司合理地将利害关系人降低到一个时，药物研发的速度才有可能提高。而这个人就是病人自己。为此，他成立了粉军合作社公司（Pink Army Cooperative），他说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药物开发合作社。公司的股份每股20美元。他说，只要你买一股，就能成为一家制药公司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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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逻辑论证是这样的：从根本上讲，癌症并不复杂。无论是哪种形式的癌症，它本身不过是人类遗传物质变质了而已。如果DNA是我们身体的操作指令，那么癌症就是代码的拼写错误，如果不改好，错误的代码就会沿着我们的身体这个网络散播开。利用最新的工具，我们可以在极高的分辨率下看清楚那些拼写错误。不过，即使这样，治疗癌症仍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用来定位病灶的工具的分辨率水平达不到DNA水平这样高。目前的药物还无法很精确地区分正确和错误的遗传代码。但是，郝塞尔说，治疗癌症所使用的方法是对病灶癌细胞彻底剿灭。他说，最后你能减缓或者阻止癌症的发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病人肯定备受折磨，因为他的身体接收的是经过加工的上世纪最好的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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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塞尔并没有觉得抗癌旧法的主要突破障碍是科学本身，他把问题归咎于科学研究的体制。“如今，癌症治疗研究中最困难的部分是，改变思路障碍重重。很多人受到的科学训练就是用一种特定的思维去考虑癌症。”他说。这种思维方式就是，研制所有人都适用的药物。“临床药物的开发方式只能造出商业大片一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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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癌症是一种个性化很强的疾病，用同样的手段去治疗这样的疾病是很不合理的。他说：“我开始思考，如果我明天得了癌症该怎么办？没什么不可能的，我是烟民。那我会想要非常对症的药物，我也不想知道这个药对你有什么效果。”他情愿从《连线》（Wired）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的“长尾”理论〔38〕的角度去考虑癌症药物开发的问题。亚马逊、网飞（Netflix）之类的公司解决了为众多的小众市场提供大量产品的问题，获得了成功，同样，一家制药公司应该能够经济地为每一种癌症量体裁药。郝塞尔不想用“一颗药抗所有癌”的思路去开发药物，这种方式无疑能让一家公司获得巨额利润，但是不能给所有病人同样好的治疗。他想创造一种方法，能让每个病人都能够自己说了算，这个药物到底对自己是不是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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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粉军合作社背后的推动理念。作为一个合作社，粉军公司的目的并不是为股东们谋求巨大经济利润。相反，每位股东的股份都是相同的，每个人都能够随自己心意地参与到公司里。如果一种治疗方法对一个成员有效，那么这个信息将反馈到整个系统中。然后另一个成员也去试试这个方法是不是对自己也管用。每进行一次这样的实验，大家都会对自己的癌症有更深刻的了解。通过这种开源反馈系统，再加上日益增加的可以用来精确研究癌症遗传学的工具，郝塞尔希望能够打破他眼中大规模药物开发中的盛衰循环。当然，这种自我试验永远都有风险，不过正如郝塞尔说的那样，你都已经得癌症了，还有什么风险是承受不起的。他也不担心有人会出来加以整顿。当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对这个运营项目有同等的所有权时，所有人都在进行一种药物的临床试验，你该罚谁的款？你要停止的项目又是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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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为止，粉军的运营模式更多是停留在概念上，粉军并非一家正常运营的合作社。郝塞尔需要更多人加入，才能获得足够的资金和人员来启动一项有意义的研究。他相信，如果一个有魅力的病人加入进来，成为了自己临床试验的被试，大家对这个计划的热情就能够达到一个引爆点，从而将粉军从概念变为药物研究的实用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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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努力成为癌症领域的Linux系统。我们需要能够为自己投资的人。”郝塞尔说：“每股我只收20美金，和匹萨一个价。如果你连一个匹萨的钱都不愿意为自己投资，那你可得重新想想自己到底有多介意癌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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