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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情况却相去甚远。因为“新印度151”的第二代种子已经开始广泛种植了。孟山都公司在印度既无权力也无基础设施，不能在这个拥有5千万人口的联邦里，密切注视每个拥有几英亩农田的小农。而印度的政客们一点都不想成为孟山都公司的眼线，让农民放着高产的种子不去种，棉农的产量高无疑能巩固古吉拉特邦在印度的棉产量第一的位置。非法买卖的的转基因种子反而开始散播开来。农民开始分发康奈尔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家罗纳德·赫林（Ronald Herring）口中所说的“偷来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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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生物黑客对建立知识产权壁垒的价值表示怀疑，对商业生物技术的动机也有质疑，但如果没有后面发生的这些事，他们大概不会将古吉拉特邦的农民视为民族英雄。毕竟，未经授权而使用孟山都的种子技术跟从网上下载盗版歌曲的创新性也差不了多少。有些人也许能从对权威的幼稚抵抗中看到变革的幼苗，但是纯粹的剽窃除了给每个终端用户行了方便以外，没有任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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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倘若每个下载者都能把偷来的曲目混编成闻所未闻的全新音乐，那是不是该另当别论？如果这全新的曲目吸引了一小撮从没听到过自己喜欢的歌曲的知音，这又该如何？古吉拉特邦的农民不只是抢了Bt棉的种子、种在地里、收获然后重复这个过程。他们像对待普通种子一样地对待这些Bt棉种子。他们将一个性状优良的品种与另一个具有不同优良性状的品种进行杂交，然后得到了比自己之前种的都要优良的品种，而且对他们来说，这甚至比孟山都公司的品种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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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赫林（Herring）所说，古吉拉特邦的农民将最初的“新印度151”品系的后代与其它品种的棉花杂交，利用杂交种子建立起了“家庭工业”。正像培育出无数畅销、劲儿大的大麻品种的园艺专家一样，古吉拉特邦的业余育种家们将不同的棉花品系混合杂交，以便得到耐受力最强、产量最高的棉花品种。没多少人觉得第二代151种子好用，在上一季收获但不经任何处理的种子上，这种情况很常见。所有的农民都有这方面的经验，随时间推移，演化能够让任何作物品种中的弱点显现出来。病虫害渐渐开始侵蚀一些特别品种，气候则迫使一些作物走向危机点。要与这些不可避免的生态力量对抗，已经有了久负盛名的办法，就是将两个品系杂交，产生出新的品种，这个品种足以撼动自然秩序，使作物的优良性状可以再持续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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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偷”来的棉花品种回交〔31〕，得到的品种不仅带有Bt基因，也带有非转基因品种中的非商业化自然突变，这使作物具有适应古吉拉特邦的特定气候与生态的优势。赫林的报告里提到，由于缺乏官方支持，古吉拉特邦的农民与商人之间的盗版种子交易需要靠运行地下经济的个人声誉和信任网络，这个网络本身存在着不确定性。农民把盗版种子卖给零售商，一些零售商向其他的购买者保证自己出售的种子里带有Bt基因。盗版种子所用的市场策略并没有多高明，不过就是给自己的产品冠上“BesT棉种”的名字，尽管孟山都种子已经在印度获得了专利种植权，但是这些盗版种子也同时在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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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吉拉特邦的农民创造了这种非常规也无法准确细分类的作物，并比其它品种更符合特定的经济和生态需求，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引领了一种新的个性化农业模式。更重要的是，他们不需要别人的授权，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不管这种行为合法与否，他们将这种技术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而且，他们用一种粗放的方式将种子进行逆向还原、改造，强行使它变成了一种开源技术。他们将孟山都公司的种子拉回到大众平民中，并通过这种方式铺平了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的创新之路。他们将最新的生物科技与最古老的驯养生活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全新的东西。赫林这样说：“地下转基因作物保留下来、与其他品种杂交、重新包装、售卖、交换然后种植在一片无政府农业资本主义的土地上，这里藐视企业和国家的监督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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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地下种子市场可能会导致一些结果（是不是问题可能取决于你的立场），如造成环境灾难，引致孟山都公司的起诉，也可能激怒印度刑事司法系统，那么，农民为什么还要以这种方式反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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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追捧地下种子的原因是，这种技术是他们负担的起的，而且也是可分的。他们开启的这个遗传赌轮并没有足够的威慑力。”赫林如是写道：“农民选育出的‘罗宾汉’Bt种子的传播速度可能比官方批准的垄断公司孟山都生产的种子更快，因为‘罗宾汉’Bt种子更便宜而且效果更好。”到底有多便宜？赫林说，农民选育的杂交转基因品种的价格比孟山都的专利Bt种子的三分之一还低。因此，非法种子的销售量比合法种子高得多，二者比例为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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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种子从公司和政府的管制之下解放出来的这个过程中，农民同时也把自己从关于转基因作物的辩论双方中解放了出来。一方面，农民发现了转基因作物的种植效果更好，因而愿意忽视反转基因运动支持者的警告，和印度政府关于转基因棉花的禁令。另一方面，所谓“沦为孟山都的农奴”这种警告和他们没有一丝关系，因为他们根本不用给孟山都一分钱。他们从来没有陷入这些事，因为他们早已脱身而出。这是一种激进的姿态，恰好符合了反商业议程，但却没有使用反转基因运动者所指责的转基因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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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黑客相信DIY生物技术具有真正改变世界的潜力，但是在那些困苦人群掌握生物技术之前，这种潜力是无法实现的。古吉拉特邦农民所树立的榜样激励了这些生物黑客。他们将生物技术作为实现自主的一种工具，这让关于转基因农业的政治辩论双方的都不攻自破。农民没有选择肆无忌惮地接受传统（或者说是政府补助金）赋予自己权利，他们选择了Bt棉花。与此同时，他们拒绝了参与正规的全球经济可能获得的利益，他们选择了技术却拒绝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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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味着生物黑客明确地宽恕了剽窃知识产权的行为。但是，古吉拉特邦农民杂交种子的创新行为使吉多·努涅兹-穆希卡这样的DIY爱好者确信，原本是为了保护创新者利益的专利系统其实减缓了生物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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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吉拉特邦的农民会越来越像分散的生物技术实践者，而不是旧金山湾区的那些极客。他们的基础需求已经解决了。”努涅兹-穆希卡说：“在古吉拉特邦和委内瑞拉的农民身上，生物技术的意义才会体现得最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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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厨子的生物学家是个好黑客 第8章 让人类开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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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联邦法院规定，生命不可出售。美国东西海岸的激进派与中部地区宗教保守派之间结成了看似不太可能的联盟，至少，他们都为这个判决喝彩。美国地区初级法院法官罗伯特·斯威特（Robert Sweet）对美国专利商标局威胁要将生物技术产业彻底改变的行为表示反对。大约三十年前，第一例基因专利获得批准。之后联邦专利局批准了成千上万个人类基因专利，总计可达基因组的近20％。多少年来，支撑基因专利的理由归根结底是这样一个观念：既然科学家们辛苦工作分离出了特定的基因，那么使用这些基因信息获得的利益，也应该有科学家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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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递到斯威特法官的这个案例中，盐湖城的生物公司巨数遗传公司（Myriad Genetics Inc.）申请为本公司的两个基因专利辩护，这两个基因作为提高乳腺癌风险的信号而出名。巨数遗传公司利用本公司的专利，销售可以诊断BRCA1和BRCA2两个基因中的突变的检测方法，这种突变表明被试很可能患乳腺癌。病人做一个这样的检测要花费3000多美金。检测的阳性结果迫使许多妇女做出生命中最痛苦的决策之一，即，她们是否应该趁癌症发病前先手术切掉乳房，以避免患癌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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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特发现，DNA因为基本功能是编码遗传信息，而与其他的生物化学物质并不相同。用法官的话来说，鉴别出人类DNA片段中编码了什么信息类似于发现了“自然定律”，特别是那些“规定了人体结构的片段”。万有引力的所有权从来都不是牛顿的。曼哈顿计划也从未因爱因斯坦的质能公式E＝mc2而付给他专利使用费。根据法官的逻辑，仅仅发现了乳腺癌基因的功能并不意味，只有发现者本人才有权利使用这些信息。这些信息仍然是自然之作。巨数遗传公司失去了版权这件事，迫使无数生物技术公司的CEO忧郁地与他们的律师们会面，他们担心法庭的决断会使竞争对手有机会利用他们自己辛苦得来研究结果牟利。与此同时，公民自由团体和开放科学拥护者却为眼前的结果一同庆祝，他们认为这一结果终结了商业对知识的封锁。在他们看来，知识属全人类共同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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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生物技术产业出现，关于基因专利的论战就开始了。1972年，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微生物学家赫伯特·伯耶（Herbert Boyer）、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员史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在火奴鲁鲁参加学术会议时在一家现成食品店里遇到了对方。他们一边吃着熏牛肉三明治，一边就构思出了一个开创了现代生物技术产业的实验。回到加州后，这两个人成功地将青蛙的DNA插入到细菌中，这些细菌开始自我复制，同时也复制了插入其中的青蛙基因。这种技术被称为重组DNA，不过记者往往更喜欢称之为基因剪接。〔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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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耶和科恩在1973年和1974年发表了三篇有关重组DNA的论文，这三篇论文震惊了整个科学界。不久以后，遗传工程的概念慢慢渗入媒体，而媒体的报道通常都带有一种威胁性的论调。科学家和普通大众的反应都有害怕和期待两面，很多重大科学发现公之于众时，大家都是这种反应。有些人好奇，这个刚发现的操纵基因的能力是否会导致大自然的危险混乱或者微生物中的弗兰肯斯坦之怪。一篇1977年刊登在《时代》杂志上、标题为“世界末日：修补生命”（Doomsday: Tinkering with Life）的文章中，作者引用了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主任罗伯特·辛西默（Robert Sinsheimer）说过的一句话：“生物学家成为了强大又可怕的力量的守护者，尽管他们从未刻意追求这种权利。这一点根本无需加以掩饰。”另外一些人则预料这项技术会有美好的前景。这种能力会不会最终能解决最顽固的疑难杂症？如果乐观的一方是正确的，重组DNA技术的盈利潜力是非常大的。这种潜力却不会给伯耶或斯坦福带来任何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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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在风险投资家罗伯特·斯万森（Robert Swanson）的支持下，伯耶利用这一科学发现与罗伯特·斯万森共同创立了基因泰克公司。当时，学术界几乎没有生物学家敢投身商界。基因泰克公司的巨大成功改变了这一状况。公司成立初期，基因泰克生产了在微生物体内合成的第一个人类蛋白质、克隆了人类胰岛素、开发出了合成人类生长激素。1980年，基因泰克公司的股票上市交易，上市不到一小时，其股价从每股35美元飙升至每股88美元。股票交易为公司筹集了3500万美元资金，同时也让伯耶发了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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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泰克公司上市同年，美国专利局授予斯坦福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第一个重组基因专利。科恩-伯耶专利成为了20世纪最著名、最赚钱的几项知识产权之一。接下来的25年间，由于重组DNA技术成为了现代生物技术产业的基石，这项发明同样给这两所大学共计带来了2亿5千5百万美元的专利使用费收益。同时，这项专利本身变成了学术研究机构的黄金标准。〔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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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对戴蒙得告查克拉巴蒂（Diamond v Chakrabarty）一案的裁决为科恩-伯耶专利的出现铺平了道路。这个以5∶4的投票结果判定，经遗传工程改造、可吞噬原油的细菌是具有人类独创性的产品，因此，尽管它是一种生物，仍旧可以取得专利。用裁决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来说就是，“阳光之下的一切皆出自人类之手”。科恩-伯耶专利批准两周之后，拜杜法案（the Bayh-Dole Act）开始生效〔34〕。这是以参议院中来自两党的联合提名人命名的，它允许大学、小型企业和非盈利组织保留其对政府支持下的发明的各项权利。在那之前，发明的各项权利归政府所有。这项法律让大学在财政方面大大受益。但是，批评家一直都争论说，大学的核心任务是促进知识发展，而盈利动机与之有冲突，这项法律使研究方向受到了商业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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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流逝，生物技术的商业模式开始取决于知识产权的保护。科学发现产生专利，专利产生产品，产品产生利润。生物技术产品的几乎全部开发成本都源自研发阶段。为了收回这项投资成本，生物技术公司必须时刻警惕，防止竞争对手窃取了自己辛苦得来的知识，以及把这些知识的变成产品。这些公司生产的药丸和种子不像黄金或者原油，这些商品本身并不值多少钱。它们更像是一种载体，激发创造力的知识被真正转化成了微实体，而它们则负责传输。这些产品能让某些人腰缠万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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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生物朋克对这种商业模式很不爽。他们倒不是跟赚钱过不去，这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问题是，DIY生物学家以前一直宣称昂贵的器材、化学药品和工具会让大型研究机构垄断生物技术，现在，他们发现这种垄断已经蔓延到知识所有权这个领域了。在他们眼中，知识产权的传统模式让知识被禁锢在城堡里。伟大的发现都由诸如专利律师、大学使用许可事务处一类的强大门卫看管，而我们这些城堡外的奴隶却不能直接接触这些发现，只能通过媒体和市场去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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