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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她，她是不是作为一名极客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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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跟别人不同，但我们那里容不下极客。”她对我说：“在那里连引人注目的自由都没有。所以我只是自己捣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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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她表现优异，但金特里说自己申请耶鲁大学也只是申着玩儿的。弗洛伦斯的学生从没有上耶鲁的。基本上他们都不会离开这座小镇。但是她被录取了。于是她就走出了这座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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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特里打算到耶鲁之后继续让人们大吃一惊，这成了她之后人生中一种反复出现的主题。她竭尽全力完成经济学和生物学的双学位，但是她发现，即使自己再出色也终究是有极限的。最后她决定完成经济学学位，不过她对于科学的兴趣从未消退。同样没有消逝的还有她希望改变世界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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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金特里从耶鲁大学毕业。她回到了弗洛伦斯。她回到父母身边是因为身体原因，对此她不愿多谈。不过，尽管看起来回到弗洛伦斯这个小地方是再度被限制在这种平淡的生活中，但目前的事实证明，这却是向她的理想又迈进了一步。她一边调养身体，一边在斯科茨代尔市施朗登的实验室中做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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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她头一次深刻体会到科学家的日常生活中的沮丧。学术界的诸多限制会让科学家不能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而他们必须要处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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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圈，你必须得努力工作，必须要发表文章，必须得获得P. I. （principal investigator实验室负责人）或更高的主管的认同。”她说：“但PI和更高层的主管参加学术会议时，和朋友在一起时，闲聊‘如何在这个领域创新’的时候，他们是很闲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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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她发现在制度化的环境中，所有的这些激情都消失了，这并不是因为某个人，而是因为这个制度的结构。在这个制度下，科学家并不是团结起来发现和制造新东西，他们都在担心别人会不会窃取自己的想法，偷走自己的知识产权。金特里说，她观察到，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创新能力的萎靡。“如果你自己创造的东西你都没有所有权，那干嘛还要辛苦把它创造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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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金特里看到的扼杀创造力的现象并没有让她变得愤世嫉俗，相反，她从中看到了机遇。在体制内，科学家所做出的每一个科学决策都可能影响自己在某个机构中的职业生涯。如果从这种制度中退出，也许他们就能花更多的时间实现自己的设想，而少花些时间为办公室斗争着急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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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科学家拥有伟大的想法，但是却不能从所有权困扰中解放出来，我希望能为他们做些什么。”金特里说；“我看到了一种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给他们提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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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朗登说，他实验室里逐渐壮大的志愿者队伍和他一起发现了几种微生物，这些微生物能够分解胆固醇。他们也成功地用类似的手段找到了避免黄斑变性的方法。黄斑变性是一种常见的会造成失明视网膜疾病，常见于老年人。这所实验室的研究成果获得了一些专利。施朗登说，其他SENS研究人员如今正在努力研究如何把他的发现转变成一种降胆固醇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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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这项研究做收尾工作的时候，施朗登已经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且准备好进行下一项工作了。他和金特里变得亲密，他们也变得焦躁不安。他们相信，伟大的研究项目应该根据自身状况向前推进，不需要任何机构的认可或限制，这就是他们决定要做的事情。最后促使他们走出这一步的，是他们的一位朋友的悲惨命运。这位朋友是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实验室中工作的同行，40岁时，他被诊断患了癌症。她至今仍旧对那个德国的实验治疗感到愤慨，她说，她的朋友无法尝试这个疗法，只因为治疗设施在节假日不能使用，就这样官僚主义又一次妨碍了她。几个月之后，他就去世了。之后，金特里和施朗登搬到了硅谷，住进了山景城里一栋普通的公寓里，那里距离谷歌总部只有几英里。他们只想着一个目标：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好让其他人不再承受他们那位朋友所经历的痛苦。他们打算直接开始尝试，不等补助金、投资者、政府的管理者或其他人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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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获得研究用癌细胞不是只要填好信用卡号码和邮寄地址就行了。20世纪90年代，伊拉克的一个新闻记者通过邮购的方式把炭疽病毒寄送到了一间酒店房间里。自打这件事发生后，关于生物研究材料的管理规定就更加严格了。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实验室里研究用的活的癌细胞能感染人类，但是要想从生物供应公司里邮购这些细胞，你还是得拿出证明来：你属于某个正经的研究机构。普通大众不可能轻易获得这些材料。DIY生物学家非常鄙视这些规定，他们认为，负责任的公民应该有研究的权利。“生物朋克对有关独立研究的诸多限制深表遗憾。”梅瑞狄斯·帕特森在《生物朋克宣言》中写道：“因为，能够独立地对周遭世界产生某种理解的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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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智多谋是所有DIY事业的精髓，因此施朗登不愿意让一点点繁文缛节成为阻碍。在赛百味三明治店里，他和一位愿意分享资源的研究者见了一面。这位研究者走后，施朗登一个人对着他的三明治，高兴得不能自已。他坐在桌子旁打电话给金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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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瑞，艾瑞！我太激动了！我有结肠癌和前列腺癌了！”他这样告诉她，同时其他的顾客忙碌地盯着他们的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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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朗登的心里，目标非常明确。为了获得他人的支持，他需要向别人展示，自己能够创造出让白细胞杀死癌细胞的合适条件。获得感兴趣的人的注意后，他可以向投资者兜售自己的假说，即当一个人患上癌症后，如何诱导这些细胞起作用。杀死培养皿里面的癌细胞跟杀死活着喘气的病人身体里的癌细胞可不是一码事儿。施朗登也不是第一个想到细胞有这样的能力的，他也不是第一个想证明这种想法的可行性的人。如何控制免疫系统才能使其能够战胜癌症〔46〕，这方面的研究是近年来生物领域的热门话题。但是，施朗登恐怕是第一个舒舒服服地在自己家里动手尝试的人。“整个项目的风险都在摧毁首个癌症细胞上。所以我们就动用最少的装备去完成这件事情。而且我们可以在厨房的桌面上进行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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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项目设施充分体现了一个DIY主义的原则，即够用就好。他们需要一个无菌操作台，这个实验室基本设施是用来保持实验环境的空气尽可能无菌的。金特里用一个塑料整理箱、一些塑料板和一个二手的高效微粒空气过滤器组装了一个超净台，然而如果购置一台全新的无菌操作台，恐怕动辄要花掉上千美金。人类细胞只有在具有丰富二氧化碳的环境中才能繁衍生息。设施完善的实验室中，通常都会随时备有几罐液氮，它们会向温控培养箱中注入氮气。金特里和施朗登两个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买来了一块干冰。他们用自封袋装了一些干冰散发出来的雾气，把他们的培养皿封在袋子里。为了记录下活动的细胞图像，它们在显微镜上装了一个USB相机。施朗登说，如果去易趣上淘淘，说不定能用更低的价格买一个这样的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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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本身的理念并不复杂。他们要把不同的癌细胞分别与施朗登和金特里血液中的白细胞混合。这两个人在YouTube上看了一段抽血的教学视频，然后就把针头往身上扎。施朗登从血液中纯化出他们需要的白细胞。然后他又培养了各种癌细胞，包括结肠癌细胞、前列腺癌细胞和海拉（Hela）细胞。最后一种癌细胞可能是所有生物医学研究中最有名的细胞系了。海拉细胞是约翰霍普金斯的研究人员在20世纪50年代从名叫汉丽埃塔·拉克丝（Henrietta Lacks）的患者体内取出的宫颈癌细胞，而拉克丝对此并不知情。她的这些癌细胞成了研究者弄明白怎么能永远保持活性的第一个细胞系。从拉克丝体内取出这些细胞不久，她就在癌症的折磨下去世了。然而这些细胞却比她多活了5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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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材料都就位了，这两个人便凑在桌子旁，把白细胞涂在长着癌细胞的培养皿中，用自封袋把这些培养皿装起来封好，放在显微镜下，然后有把相机设定为定时拍摄模式，就上床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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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会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金特里身上一些叫做粒细胞的白细胞战胜了宫颈癌细胞，这些癌细胞比攻击它们的粒细胞大得多。金特里的粒细胞就像水中的食人鱼嗅到了血腥味，包围了那些比它们大得多的猎物，向其发起猛攻，直到被围攻的癌细胞最终裂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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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非常幸运，因为我们开始尝试的第一天，我们就看到，尽管我自己的免疫细胞啥事儿也没做，但是艾瑞的免疫细胞杀死了一个癌细胞！”施朗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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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桌面上的实验只是施朗登和金特里的DIY研究的开始，但是，这个实验的结果暴露出了关键的问题。表面上金特里的细胞摧毁了癌细胞，可这些粒细胞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更重要的是，它们如何锁定攻击目标的呢？同样，为什么施朗登的细胞却没有做相同的事情？研究者获得了一些进展，使他们对免疫系统的抗癌力量的机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但是中心的医学谜题还没有解开：为什么有些人会得癌症，而另一些人则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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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研究发现的基础上，施朗登和金特里想认真研究免疫系统，来寻求答案。是否会得癌症看起来好像跟遗传有关。随着年龄的增加，一个人患癌症的概率逐渐上升，而岁数特别大的时候，这一概率则就不再上升。这意味着，可能有些人不仅仅是没有得癌症，而且他根本不会得癌症。施朗登偶然看到了一项1957年的研究，这个研究的方法让人震惊，不过结果十分有趣。同年发表在《时代周刊》的一篇报道描述了这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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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市的俄亥俄州立监狱中，守卫森严的娱乐室的板凳上坐着53名罪犯，他们当中有被判无期徒刑的谋杀犯，有银行抢匪，有盗用公款的经济犯，也有伪造支票的诈骗犯。他们中的一些人穿着医院服务人员的白色衣裤（他们在监狱里的志愿工作的要求），而其他人刚刚从工作岗位上过来，穿着蓝色的粗布工作服。被叫到名字的犯人会走到楼上的一个有急诊外科设备的房间里，坐下，然后卷起袖子，伸出一条胳膊。然后，来自曼哈顿斯隆凯特琳研究所的切斯特·M·索瑟姆（Chester M. Southam）医生拉住他的前臂，往里面注射肝癌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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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瑟姆想知道，健康人的免疫系统是否会对注射进来的癌细胞产生排斥反应，就像机体排斥移植器官和其它组织一样。《时代周刊》上的这篇文章中还描述了每位犯人手臂皮下的水疱，里面包含无数癌细胞。有些犯人的手臂肿胀起来，变得红肿脆弱，这表明免疫系统起作用了。另外一些人则没什么感觉。两周之后，外科医生从犯人被索瑟姆注射了癌症细胞的地方切下几块肉。他把这些样本待会斯隆凯特琳研究所，他发现所有注射了癌细胞的人中，这些癌细胞都彻底消失了，其他有一些也基本上都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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