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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不相信合成生物学值得我们冒险的人里,吉姆·托马斯(Jim Thomas)是最鲜明的一个。他以前是绿色和平组织激进分子,如今托马斯在加拿大ETC组织工作,这一组织进行全球性的监督工作,并对生物技术引起的环境和滥用人权问题发出警告。托马斯是个友善的英国人,喜欢寿司、朗诵诗歌和科技史。在所有不觉得生物技术是什么好东西的人中,托马斯恐怕是最熟知生物技术的历史和科学原理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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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克雷格·文特尔宣布辛西娅(Synthia)——世界首个全人工合成的能自我复制的细胞——诞生后,ETC组织立刻呼吁在全球范围内暂停合成生物学研究。ETC组织认为,在各国政府最终确立合成生物学的全球性规则之前,所有的实验都得叫停。〔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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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实验室中制造出来的生物可能会逃逸,成为生物武器,我们也清楚使用这些人造生物会威胁现有的自然生物多样性。”那时候这个组织如是说。托马斯担心,合成微生物从管理差劲的生物实验室中逃逸出来,可能会造成医疗灾难和环境灾难。“当然,如果某人把这种工作放到自己的车库里去做,那么这些担忧可能要更加严重。”他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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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的焦虑是建立在基础生态学知识上的。成熟的生态系统处在一种平衡状态中。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的生态位,它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经过漫长、微妙的演化适应过程被确立下来。入侵物种斑马贻贝(zebra mussels)藏在亚洲货船的舱底水中来到美洲,通过挤占当地物种的生态位扰乱了旧金山湾等地区的生态平衡。无论是由于缺乏天敌,还是因为霸占了本地物种的食物源,入侵物种都会成为生态系统中的霸主,几乎不可能从当地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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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马斯最坏的设想中,合成微生物很可能会成为终极入侵物种。他说,你只要想一想研究人员正在努力设计的微生物能做什么,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合成微生物能成为终极入侵物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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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望利用合成生物学赚钱的公司中,那些被谈论最多的是正在用微生物制作生产生物燃料的公司。正如托马斯所解释的那样,能生产生物燃料的最有效的微生物会拥有分解纤维素的能力,而纤维素则是构成绿色植物细胞壁的物质。作为地球上最常见的有机物,用来制造生物燃料的纤维素来源广泛,而且几乎不需要人们专门种植获得。能够分解纤维素的微生物能够以很低的成本将杂草变成黄金。托马斯想,如果这样一种能吃掉面前任何植物的生物逃到了自然环境中,还有哪一种本地物种能够与之抗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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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生物学家也渴望设计出能生产特殊材料的微生物。也许是一套独特基因,让这种合成微生物能将某种廉价且天然存在的物质加工成非常有弹性或硬度很高的塑料。如果这样一种微生物从实验室逃逸出来,开始在森林或农场的土壤里大量繁殖,会发生什么?脚下的土地会不会变成塑料?或者至少充满了这种特殊材料,以至于这块土地会变成毫无生机的死亡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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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为止,以上这两种微生物都不存在,但是支持合成生物学的科学家表示,他们毫不怀疑,这些生物以后会出现。对托马斯来说,单单这种壮志豪情就足够让人担忧了。他所担心的事情正在逼近,世界需要快速找到一种处理潜在危险的方法。按照ETC的逻辑,科学家需要停一停手里的工作,让我们的世界有时间去找到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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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针对合成生物学的听证会,那时候,原油依然不可控制地从英国石油公司(BP)的深海油井中涌到墨西哥湾。这种背景下,托马斯的警告非常直白:“一旦这些微生物被释放出来,它们就绝没可能被收回了。”他告诉全体陪审员:“所以,这种污染与化学品溢漏或污染有很大不同,后者可以被清除或降解。能够自我复制的生物具有永远存在于自然环境中的潜力,这是个明显的事实。我们绝没有可能找到所有这样的微生物个体并彻底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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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醒陪审员,能成功地从一个生态系统中铲除入侵动物或植物的例子非常少见,对于入侵微生物,这样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同时,他说,即便是专门设计的只能在实验室条件下存活的合成微生物,它们也显示了非常好的适应外界环境的能力,能比所有人预想的都强。也许它们甚至能够在外界环境中演化,与其它自然界中的微生物杂交,这会保证人工设计的基因能够遗传下去并传播给其他微生物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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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科学家指责托马斯在制造恐慌,这种恐慌更适合出现在科幻小说而不是科学事实当中。他们将合成细胞与实验室细菌进行比较,科研人员培养并近交繁殖后者是处于特定的研究目的,而且它们不可能在野外存活太久,所以不可能传播开来。被创造出来的实验生物只能在严格控制的实验室环境中生存。自然条件充满了严苛的不确定性,会把这些骄奢的实验室生物生吞活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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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托马斯的批评不仅限于害怕瘟疫或生物恐怖主义。他的理由并不是出于本能恐惧,而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考虑。对托马斯来说,谁控制生物技术这个问题是跟生物技术失控这个问题一样重要的。在他的分析中,技术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掌权的人永远会把技术包装成万灵药,然后用它作为权力扩张的途径。正如他所说的:“在一个不公的世界里,强大的技术可能会加剧这种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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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很喜欢使用历史上他所谓的合成化学的出现来进行类比。1828年,德国化学家弗雷德里克·维勒(Frederick Wöhler)将两种无机化学物质混合起来,合成了一种从尿液中发现的常见有机化合物——尿素。这个发现后来被称作维勒尿素合成法。这是有机化学领域的开端,也沉痛打击了长期存在的活力论,这个理论在当时仍旧很普遍,声称活物质中包含某种区别于物理和化学的基本力量或者性质。不过几年时间,西欧的工业家就建立了现代化学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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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让总统的生物伦理委员会去想象,如果1828年成立了类似的陪审团,针对合成生物学的问题同样提给化学:“合成化学家是否在扮演上帝?他们是否会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合成化学专利是否会孕育出霸道的垄断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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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已经回答了这些问题,托马斯也视之为自己的无罪辩护。从一战的战壕到奥斯维辛,再到越南上空的汽油弹,化学工程催生了已知的最恐怖的军火库之一。他提醒陪审团,化学工业及其产品的传播持续了多久,它们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影响才被严肃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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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问题直到1962年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书问世后,才被提出来。”他告诉全体陪审员:“即便真切地提出这些问题时,她还是被诽谤和攻击为一个情绪化、没有科学知识的女人,被诽谤危言耸听,正如当今关于生物技术的劝诫言论遭到攻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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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将化学最终沦为破坏手段的原因归于未加控制的寻利活动。他相信,如果没有恰当的监管措施,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合成生物学上。他指出,顶级石油公司给予合成生物学生物燃料研究项目鼎力支持。他也指出,艾克森石油公司(Exxon)与文特尔经营的那家创造了辛西娅的公司——合成基因组学公司(Synthetic Genomics Inc.)达成了一桩价值6亿美元的交易。根据合作协议,合成基因组学公司将研制出能够作为低成本高产出的石油替代品的藻类。(把藻类转化为生物燃料的技艺已经有了,不过文特尔的公司正在研制能直接持续地从细胞壁分泌出油的藻类。)托马斯预测,与现在石油产业规模相当的生物燃料经济,将会同样程度地改变环境、经济和政治格局,在他看来,这都是同样的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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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美国的两家公司的支持者来说,生物燃料意味着更加清洁的空气、更少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实现能源独立。对托马斯来说,生物燃料则意味着矛盾集中在生命的三个基本要素上:土地、水和食物。即将到来的生物经济会威胁那些已经为了这三样东西焦头烂额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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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尽力保证能生产产品的合成微生物发酵罐的糖、纤维素或藻类供给,这需要大量重组自然资源、掠夺土地并剥夺其中的植物、水和养分,这会影响到地球上的每个角落,也会影响到地球上最贫困的一群人的生活。”他告诉总统陪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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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托马斯希望限制遗传工程工具和技术的使用,有些DIY生物学家则支持公开使用的权利,但是他们却有着强烈的共同原因。他们都反对企业垄断生物技术和支持这种垄断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对DIY生物学家来说,基因专利和研究的付费门槛(paywall)〔8〕阻碍了他们获取知识的权力,但是他们可以从另一方面利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技术。对托马斯来讲,基因专利意味着企业对生命本身持有所有权,并将让生物技术使一个人口稠密且几乎无力反抗的国家遭受痛苦的能力。他说,很多DIY爱好者会认为,自由使用合成生物学主要会让车库革新者受益,但其实,关于这种强大的技术被企业不受约束地使用会有什么后果,他们想得太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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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我们会有很多让我们觉得不舒服的‘惊喜’。”托马斯对我说:“如果合成生物学在外行组织中扩散,我们就连‘惊喜’从何而来的都不知道了。我钦佩生物黑客团体的反商业精神,但是我觉得这种精神幼稚得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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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告诉科学家以外的人,我正在写一本关于有人在努力弄明白怎么才能在自家车库里做遗传工程,他们的第一反应几乎都是不自然地微笑,然后问一句:“这不是很危险么?”我会把我听到的支持和反对的理由列出来作为回答。比如,不危险,科学还没有发达到车库黑客能制造武器化病原体的地步。或者,挺危险的,他们用到的一些化学试剂会让你生病,如果直接倒进下水道里还能造成非常危险的污染。再比如,不危险,参与其中的生物黑客在努力发展安全条例,他们也明白轻率鲁莽会让政府很快开始制止他们。又或者:说危险也危险,说不危险也不危险,对于只在社区大学里学过半年生物学的坏人来说,他们在地下室里养上满满一罐能引起肉毒中毒的细菌,比剪切基因可烧钱多了。到目前为止,生物黑客所面临的挑战差不多一直围绕着怎样让他们的细菌好好活着,他们一点都不担心这些细菌是否能逃出车库犯下故意伤害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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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解释得越多,我就越发意识到,解释根本不是重点。“这不是很危险么?”这个问题不仅是想获得更多信息,或是得到一个对此的理性评估。有时候这个问题根本与这此无关。生物学,尤其是分子生物学,触碰到了我们的原始恐惧,这是其他科学做不到的。物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那些让你感觉莫名遥远的看不见的力。化学则研究能燃烧或有毒性的冒着泡的药水,但是只要我们不接触这些玩意儿,就不会出什么事儿。再直接一点,我是从感性角度来描述这些学科的,这些描述不是理性的、科学的回答。但是,生物学代表了我们每个人都亲身体验过的威胁。生物学暗示着疾病、痛苦和死亡。大多数人都以某种方式被疾病伤害过,就像被我们所爱的人伤害一样。由于儿时的经历,我们将微生物看作能伤人的细菌,改造微生物这个想法,看起来最多是让把那些非常严肃处理的东西变得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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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0年5月的一篇文章中,《纽约时报》的记者安德鲁·勃兰克(Andrew Pollack)和达夫·威尔逊(Duff Wilson)引用了当时的新任美国职业安全与保健管理总署署长大卫·迈克尔斯(David Michaels)的话:“我们不能将工人的安全作为祭品供在创新的圣坛上。我没还没有为接触传染物质的工人制定出合适的标准。”这篇报道里有一个只用一句话就描述完的故事,勃拉客和威尔森如此短的篇幅讲述的是一个休假中的研究人员的故事。这名研究员是工作在新西兰的美国生物公司的科研人员,她感染了自己正在进行疫苗研究的脑膜炎球菌。医生不得不切除她的双腿和一条胳膊以挽救她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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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简单的描述把我吓坏了,而且这里面明确表述出来的内容和背后的留白都让我惊惧不已。根据新西兰媒体的报道,31岁的英国科学家珍妮特·阿杜芭比(Jeannette Adu-Bobie)2005年到新西兰,在惠灵顿是一个政府运营的研究所中进行脑膜炎球菌的研究。不到三周的时间里,她就饱受细菌引起的血中毒症状的折磨。细菌同样夺走了她的手指和右手的大拇指,并造成肾衰竭。研究所主管声称他们没有发现实验室或安全条例应当对此负任何责任,阿杜芭比肯定是通过其他途径感染了这种罕见疾病,这时,这场悲剧演变成了丑闻。3年后,新西兰政府劳动部推翻了原始结论,发现她很可能是在实验室被感染的,尽管她究竟是如何感染脑膜炎球菌的仍旧不清楚。“阿杜芭比博士感染了脑膜炎,这种细菌也出现在实验室中。”最后调查宣布:“没有有力证据说明,感染来自其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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