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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蒂文·莱维特(Steven Levitt)和斯蒂芬·迪布内(Stephen Dubner)合著的《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一书中,作者通过某些特例对动机的力量(power of incentives)进行阐释。例如,大多数贩毒者和母亲住在一起,因为只有公司高层才能赚大钱,其他人还贫困潦倒、债台高筑。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教授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在《经济学中的自然主义:为日常生活中的谜团寻找答案》(The Economic Naturalist: In Search of Explanations for Everyday Enigmas)一书中,运用效益分析原则阐释了一些生活中的特殊问题:为什么汽车取款机(drive-up ATM)的键区设有盲文点(Braille dots)(答案:因为在一台机器上同时设置驾车取款和步行取款两种服务功能的成本较低);为什么红色的鸡蛋比白色的鸡蛋贵(答案:因为红色鸡蛋需求量小,能产这种蛋的母鸡体型相对较大,消耗的饲料也较多);为什么雨天打车很难(答案:因为雨天打车人多,大部分出租车司机能较早完成当日任务额);为什么牛奶要储存在矩形硬纸盒中而软饮料要放在金属圆罐中(答案:因为直接从圆罐中喝软饮料比较困难,但把牛奶灌装和储存在矩形盒子里更加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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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谴责过那种硬生生将科技读物排名在通俗读物之上的可耻行为,并建议后者将自己提升为更高级的“综合科学”,将优秀科学论著与数据、理论结合,形成一种富有吸引力和实用价值的新型著作。在这里,我还要加上剖析生活细节,尤其是对科学怪异边缘的挖掘,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对科学产生兴趣。如此一来,在阐释叙述中用“数据让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开头的话,就可以换用实践叙述的方式开头:“哈!真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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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传记中,怪异比数据更能出奇制胜。(翻译 徐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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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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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现场,死而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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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性电视节目上的蒙昧主义与混淆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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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经历过死而复生吗?我没有,也没人经历过。但有许多人却说他们经历过,他们的经历还在2009年12月成了一期《拉里·金访谈》(Larry King Live,美国著名谈话类电视节目)节目的主题。我也上了这期节目,在一桌子信徒中间扮了一回典型的怀疑论者。其余嘉宾包括CNN医学通讯员萨尼亚·古普塔(Sanya Gupta),“新纪元”作家迪帕克·乔普拉(Deepak Chopra),一位曾在球场上“死去”的橄榄球裁判,还有一个名叫詹姆斯·赖宁格尔(James Leninger)、认为自己是二战飞行员转世的11岁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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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普塔率先发言,他回忆说,念医学院那会儿,每位住院医生都要学习确定死亡时间,要求精确到分钟;而死亡在时间上往往有长有短,根据情况的不同,有人几分钟,有人数小时。古普塔说,有些掉进冰河“死掉”的人,其实并没有死,他们的体温迅速下降,重要组织得以保护直到救援来临。换句话说,经历所谓“濒死体验”(near-death experience)的人,其实没有真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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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定义问题在嘉宾主持杰夫·普罗布斯特(Jeff Probst,《幸存者》节目的主持人)介绍橄榄球裁判时再度出现。杰夫说他“七年前在橄榄球场上死而复生”;古普塔加了一句,说他“死了2分40秒”。他们问我这怎么解释,我说:“他没有死!古普塔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我们没法说清某人是几点几分几秒死的。死亡不是这样的。死亡过程得花上两分钟、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才能完成。裁判其实没死,只是处于濒死状态而已。”实际上,裁判在倒下后不久,就由一台自动体外去纤颤器(defibrillator)恢复了心跳。这里没什么奇迹,不值得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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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讨论充斥着含糊的措词,而乔普拉在含糊其辞方面无出其右,他是这么解释濒死体验的:“有些传统观念认为,‘体内的我’是为社会所诱发的集体幻觉。不是我存在于身体里面,而是身体存在于我里面;不是我存在于世界里面,而是世界存在于我里面。”说到死亡,他又说:“诞生和死亡是生命连续体中的时空事件。因此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死亡的反面是诞生,诞生的反面是死亡。生命则是诞生和死亡的连续体,就这么连绵不断地存在着。”我问他,既然詹姆斯·赖宁格尔小朋友的身体正在被二战飞行员占据着,那他自己的灵魂哪儿去了?乔普拉再度报以乔普拉式金句:“试想面朝大海的情景,今天你看见许多波浪,明天看见的波浪就少一些……所谓‘个人’,实际是普遍意识的一种行为模式。”他指着主持人继续说道:“‘杰夫’其实并不存在,我们称为‘杰夫’的,其实是持续变化的意识,这种意识又以特定人格、特定心灵、特定自我、特定躯体的形式出现。要知道,青少年时的杰夫不是今天的杰夫,婴儿期的杰夫也不是今天的杰夫,那么哪个才是真正的杰夫呢?”听了这话,杰夫和我面面相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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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古普塔,作为医生会如何应付死而复生这种医学奇迹?他接着就犯起了诉诸无知(argument from ignorance)的错:“这个问题我研究了很久,起初觉得可以完全从生理学角度解释,但我后来看到了,验证了,最后也相信了,这时候我觉得有些事是没法解释的。就在那一刻——濒临死亡的那一刻——确实发生了已有科学知识解释不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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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不了又怎样呢?不能用自然的方式解释清楚,并不代表要用超自然的方式解释。这只说明我们并非无所不知。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扎根于科学的核心,正是因为有它,才让科学事业如此富于挑战。(翻译 红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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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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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觉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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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家到底上没上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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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本·亚历山大(Eben Alexander)在畅销书《天堂的证据:神经外科医生造访身后世界》(Proof of Heaven: A Neurosurgeon’s Journey into the Afterlife)中回忆了自己因脑膜炎造成昏迷,引发濒死体验的故事。亚历山大笔下的天堂里有位“颧骨高耸、眼睛湛蓝的美丽女郎”,爱他而不求回报。我第一次读到这段时心想:“好吧老兄,我也这么幻想过。”直到后来,我去参加拉里·金(Larry King,美国著名电视主持人)在Hulu网上新开的直播聊天节目时,见到了亚历山大本人,我才意识到他是真的相信自己去过天堂。那么他真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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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可能。首先,亚历山大声称自己当时“大脑皮层完全关闭”,他在“濒死体验发生的时候,皮层不是发生了故障,而是彻底停下了”。我在节目休息室里问他,既然他的大脑在当时已经丧失功能,而记忆又是神经活动的产物,他后来又是怎么记住那些体验的呢?他说他相信精神可以脱离大脑存在。我追问他怎么存在、在哪里存在?他回答说,这个目前还不清楚。的确,精神和意识尚不能完全用自然力来解释,但这并不是超自然力的证据。无论如何,把濒死体验称为“濒死”是有原因的——体验到它的人并没有真的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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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好几个能够制造这类幻觉的因素,优秀的神经病学家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在其2012年的著作《幻觉》(Hallucinations)中曾对它们做了精彩的解说。比如,他在书中介绍了瑞士神经科学家奥拉夫·布兰克(Olaf Blanke)的一项研究:布兰克和同事用电流刺激一位病人的左侧颞顶连接区域,使她产生了“影子人”的幻觉。萨克斯写道:“女病人躺在床上,对这个脑区的温和刺激令她产生了身后有人的印象;增强刺激,她断定那个‘人’年龄不大,但性别不清。”萨克斯则回忆了他对80名脑炎后帕金森病重症病人的治疗[参见1990年的影片《苏醒》(Awakenings),其中罗宾·威廉姆斯扮演的角色就是根据萨克斯创作的]。他写道:“我发现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病人在使用左旋多巴之前都经历了几年的视幻觉,主要都是良性的、社交有关的幻觉。”他由此推测:“这或许和他们与世隔绝、无力社交的处境有关,和他们对于世界的渴望有关——他们力图创造一个虚拟现实;他们被剥夺了真实世界,于是虚构出一个幻觉的世界作为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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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头痛也会导致幻觉,萨克斯本人就长期患有此病,并有切身体会,他在病发时“看见一道闪光,明亮炫目”,“它伸展为一道巨大的弧光,贯彻天地,边缘处锋利闪烁,曲折蜿蜒,呈明亮的蓝色和橙色”。萨克斯的这段经历可以和亚历山大的天堂之旅作个对比,后者“来到了一片云的国度,云朵硕大、蓬松、粉红色和白色相间,漂浮在深蓝得近乎黑色的天空里,分外鲜明。比浮云更高——高出无限多的地方——有一群透明、闪亮的生物飞过天穹,在身后留下白色的、蒸气般的漫长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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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二月,萨克斯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撰文,说幻觉之所以那样真实,是因为“它们动用了真正的知觉所动用的脑区。幻觉到声音时,听觉通路激活;幻觉到一张面孔时,平时在环境中感知、识别面部的梭状回面孔区就被激活”。萨克斯因此推断:“就亚历山大医生的例子而言,最可信的假说是他的濒死体验并非在昏迷期间产生,而是在他从昏迷中醒转,皮层即将恢复全部功能的时候产生的。奇怪的是,他没有接受这个显而易见的自然解释,反倒对超自然的解释坚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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