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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上，我们已经建立起自我纠错（self-correcting）机制。实验中执行严格的双盲控制（double-blind control），无论是被实验者，还是实验者，在数据采集阶段都不应该知道实验状况。实验结果由专业组织和专家评审的刊物来评判。如果与初始研究者没有关联的其他实验室能够重复这个试验，这项研究才能得到认同。驳斥性的证据，以及对于数据的相反解释，都必须包含在论文中。同行质疑应该受到鼓励，不同寻常的结论需要有不同寻常的证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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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商业和政治的竞技台上，我们也需要对证实性偏见进行相似的控制。法官和律师应当彼此提醒，同时还要选择性地采集资料来支持论点，并提醒陪审团注意证实性偏见的影响。CEO应该用批评的眼光去评判副手们的热情建议，并要求了解相反的证据和针对同一计划的其他评估结果。政治家需要一套更加强有力的专家评审体系，超越竞选活动中粗鲁的辱骂，我非常乐意看到这样一种政治辩论：要求竞选人站在对方的观点上发表看法。（翻译 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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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1700218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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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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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固的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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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积极心理学运动中，乐观主义如何战胜了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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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性来说，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总认为事情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即便事情一团糟时，也相信自己能够搞定。但有时候，我也会被乐观主义误导。我曾两次在骑自行车的时候与汽车相撞，重重地摔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这完全是因为曾上百次畅通无阻顺利转过这个街口拐角处的我乐观地相信汽车根本不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作家纳奇姆·尼古拉斯·塔利布（Nassim Nicholas Taleb）将这种冲击力强、不可预知、极为罕见的事件称为“黑天鹅”（black swans）。如果时间足够，任何上升斜线都有陡然下滑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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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调查记者芭芭拉·埃伦赖希（Barbara Ehrenreich）来说，把自行车事故比作黑天鹅最恰当不过了。作为一个天生的怀疑论者，她认为美国所发生的“黑天鹅”正是积极思考运动（positive-thinking movement）的结果。在她那本引人入胜、论述详尽的著作《光明面》（Bright-Sided）中，她指出积极心理学运动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太平时期，那个时候经济繁荣、房价飞涨，热衷积极思考的巨头们抓住商机大肆捞金，理论心理学家则举着科学术语的幌子要求参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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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著有《积极思考的力量》）、拿破仑·希尔（Napoleon Hill，著有《思考致富》）以及鼓吹“繁荣福音”（prosperity gospel）的当代“爱钱牧师”（pastorpreneurs）弗雷德里克·艾克伦考特（Frederick Eikerenkoetter，人称“尊敬的艾克”）、罗伯特·舒勒（Robert H. Schuller）和乔尔·奥斯廷（Joel Osteen）都算得上是积极思考的先驱者。他们说的话大都浅显而又费解、缺乏数据支持、充斥着奇闻轶事。但人们总是把希望寄托在这些令人尊敬的实验心理学家身上，例如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E. P. Seligman），他几乎是凭借着个人的力量在学术界发起了积极心理学运动。积极心理学中心（the Positive Psychology Center）网站将这一运动介绍为“对于能够使个人和团体蓬勃发展的力量和美德的科学研究”。埃伦赖希系统地解构并驳斥了积极心理学以及它所鼓吹的有益健康的效果。她认为积极心理学缺乏科学性，不仅证据空洞，统计显著性（statistical significance）较差，即便有少量可能有利的发现，也通常被证明是不可重现的，或者与后来的研究矛盾。而且其中提到的相关性（例如幸福与健康之间）也不具有因果关系。埃伦赖希指出，塞利格曼及其同事对积极思考的信仰已经到了中毒的地步，不过她可以提供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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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下塞利格曼的“幸福公式”（happiness equation）（物理学妒忌生活了！）：H＝S＋C＋V［幸福（Happiness）＝你设定的界限（your Set range）＋生活的境况（the Circumstances of your life）＋自发控制的因素（the factors under your Voluntary control）］。埃伦赖希认为，“如果你打算把这些东西加起来，就必须对H，V，S，C使用相同的测量单位”。她在采访中对塞利格曼谈到这个问题时，“他怒容满面，说我根本不懂什么是‘β权重’（beta weights），应该回家用谷歌搜索一下”。她的确这样做了，并发现“‘β权重’是回归方程（regression equation）中的预报因子系数，用于寻找变量间的统计相关性。但塞利格曼提出的是像E＝mc2一样的普通方程，不是极度简化的回归分析，因此他不免会被问到一些最直接的问题：我们怎么知道H就是几个变量的简单相加，而没有更复杂的联系，例如它可能还包含像C×V之类的二级运算？”我们不知道，因此，这一公式也只不过是数学化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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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思考难道不比消极思考更好吗？如果没有其他选择，那理当如此。但除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之外，还有现实主义。埃伦赖希总结说，“人类智慧的进步在于：人类长期以来都力求以客观或者通用易懂的方式来看待问题，而不为自己的主观情绪所左右。我们所谓的启蒙（enlightenment），以及对它坚持不懈的探索，其实就是一个逐渐明朗的理解过程：世界的展现过程有它自己内在的因果、概率、机遇等运算法则，人类情感并不在其考虑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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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当然重要，但怀疑论的第一原则是不要愚弄自己。情绪——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有太多战胜理智的可能。可是，无论人们的感受如何，现实终究还是会击败幻想。（翻译 徐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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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1700218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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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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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偏见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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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只有科学才能摆脱依赖信念的实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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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在夏威夷出生的吗？我觉得这个问题相当荒谬，而且在动机上暗含种族主义。因此，当我面对那些持不同看法的“出生证阴谋论者”时，我很容易就忽略了他们在“出生证明”和“出生登记证明”之间所作的区分。这是因为，一旦我在这个问题上形成意见，这个意见就会成为信念，它受到一系列认知偏见的保护，显得千真万确。那么，我的这种态度是非理性的吗？可能吧。不过话说回来，在大多数时候，我们大多数人的大多数信念系统，其实都是这么运作的。（“出生证阴谋论者”认为，奥巴马未出生在美国领土，因而没有资格成为美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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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形成某些信念，有着各种主体的、情绪的、心理的原因。小到家人、朋友、同事，大到文化和社会，我们的信念处在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之下。信念一旦形成，我们就会用各种感性的理由、有力的论据、理性的解释来为它们辩护申说，使之显得合理。信念是第一位的，对信念的解释是第二位的。我在《信任的大脑》（The Believing Brain）一书中指出了一个现象，即我们对现实的认识有赖于我们对它的信念，我把这个现象称为“依赖信念的实在论”（belief-dependent realism）。现实的存在固然独立于人的心灵，但在任何时候，我们对现实的认识都依赖于我们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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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个概念仿照的是物理学家霍金和蒙洛迪诺在《大设计》（The Grand Design）一书中提出的“依赖模型的实在论”（model-dependent realism）。两位作者认为，迄今还没有一个物理模型能够解释现实的方方面面，因此，“不能说某个模型比别的模型更贴近现实”。这些模型只有和不同的理论相联结，才能构成完整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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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形成信念，并对它们效忠，我们就会用一系列强大的认知偏见来维持、强化它们。这些偏见足以扭曲我们的感知，使之与信念相符，它们主要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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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着偏见（anchoring bias）：在决策时对特定的参照物或信息过于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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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偏见（authority bias）：重视权威的意见，尤其是在评价我们所知甚少的事物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