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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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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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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研究揭示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的差异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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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说，人类是具有部族性的，这一点在政治上尤其明显。我们都知道在文化战争中，自由派将保守派的部族模式总结为：一群开悍马、好吃肉、枪不离身、好酒不断、鼓吹圣经、太过绝对、英制优先、足登皮鞋、精神伪善的吹牛大王。保守派则将自由派评价为：一群开混合动力车、爱吃豆腐、喜爱自然、保护鲸鱼、穿凉鞋、喝瓶装水、缺乏决断、政治善变、矫揉造作、还在尿床的小屁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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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许多模式中的这些特质都包含有真实成分，能够体现出不同道德价值所强调的重点。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乔纳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用他的道德基础理论（Moral Foundations）对这类模式作出了解释，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虽然文化差异造成了道德的多样性，但是不同的道德观之间仍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和重复主题”。海德特认为，人们对于正误的判断基础在于“天生且普遍存在的五个心理系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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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伤害与关怀：哺乳动物进化出的依恋系统（attachment systems）使我们可以感觉到他人的痛苦，并由此触发仁慈、亲切和关怀的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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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正与互惠：由进化的互惠利他主义产生公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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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派系与忠诚：由进化的派系同族意识产生爱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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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权威与尊敬：由进化的等级社会结构演变成对权威和传统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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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纯净与圣洁：由进化的对疾病和污染的厌恶感衍生肉体纯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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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海德特和他在弗吉尼亚大学的同事杰西·格雷厄姆（Jesse Graham）对十几个国家至少11万人进行了道德调查，结果发现各地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差异非常一致：自称为自由派的人更关注第1点和第2点（伤害与关怀、公正与互惠），对第3、4、5点（派系与忠诚、权威与尊敬、纯净与圣洁）则关注较少。而自称保守派的人对这五个方面的关注度大致相等，但对第1、2点的关注强度略低于自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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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用绝对的正与误来定义自由派或保守派，更科学的方法是承认二者强调不同的道德观念。在阐释这些差异时，我喜欢的一个例子是1992年的影片《好人寥寥》（A Few Good Men，也译成《义海雄风》）。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在片中饰演一位倡导自由主义的海军中尉丹尼尔·卡菲（Daniel Kaffee），为被指控意外杀害一名战友的两名士兵辩护。在片尾的法庭辩论中，他盘问由杰克·尼科尔森（Jack Nicholson）饰演的保守派海军陆战队上校内森·杰瑟普（Nathan R. Jessup）。卡菲认为杰瑟普下达了“红色代码”（code red），即非官方命令，可以用暴力形式对不忠诚的海军陆战队新兵进行法律约束，以致事态失去控制最终酿成悲剧。卡菲坚持要为他的当事人寻求个人公正。但杰瑟普认为，为了国家的自由和安危，个人自由是可以牺牲的。他的解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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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子，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需要有人手持武器来守卫边疆……你不想面对这个事实，是因为在你的内心深处，在你不曾和别人提及的潜意识里，你想要我来执行这一职责。你需要我来保卫国家。我们惯用荣誉、军规、忠诚之类的词语。我们不惜生命保卫国家，这些词语就是我们的精神支柱。而你却将之视为儿戏。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向你这种人作解释。你在我提供的自由摇篮里成长安睡，却反过来质疑我提供自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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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个人而言，因为担心过于强调派系忠诚会导致仇外情绪，我更倾向于强调个人公平、公正和自由的自由主义。但是进化心理学揭示了人们的部族天性是如何的根深蒂固，以及为什么篱笆筑得牢，邻居才能处得好。自从“9·11”事件后，我尤其感谢那些勇敢的战士，没有他们，我们无法在自由的摇篮里安睡。（翻译 徐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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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1700218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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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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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思想和思想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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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交换如何促进繁荣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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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1776年写就了《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书中把国家致富的原因归结为单一变量：“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倾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自由贸易，或曰市场资本主义。但是自从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对这个体系表示轻蔑就成了时髦的做法，纷纷说它腐朽、败坏，有着本质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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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我们口下留情，用长远的目光看待此事，就会发现，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货物、服务，尤其是思想的交流有着诸多好处，它不仅能增进陌生人之间的信任，还能将繁荣带给更多人。这个过程不妨看作是“思想之间的性爱”。动物学家兼科学作家马特·雷德利（Matt Ridley）在其新作《理性的乐观主义者：繁荣的演化》（The Rational Optimist: How Prosperity Evolves）中，用的就是这个说法。让雷德利感到乐观的是，他相信“眼前的危机一定会过去，因为货物、服务和思想的交流，能让人类为了大众的福祉，诚实地开展交易与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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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所以进化，是因为基因组的混合能产生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带来的益处超出了性活动本身的投入；所以我们才乐于和他人交换基因，生命也由此变得千姿百态。思想也是一样。雷德利在书中写道：“交流之于文化演化，一如性爱之于生物进化。如同消费者一样多样化、如同生产商一样专业化的人越多，他们之间的交流也就越多，生活也就越好，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未来都是如此。幸运的是，这个过程不会必然终结。随着人们在全球分工中涉足日深，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分工专业、参与交流，我们大家的财富也会跟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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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经济衰退、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超过十亿这样的形势，雷德利的结论似乎相当可疑，甚至可以说盲目乐观。但是他通过丰富的资料和无数的研究系统地建立了这样一个论点：“与祖先相比，绝大多数现代人都能吃得更好、住得更好、有更多娱乐、更不易生病、也更有可能寿终正寝。回顾历史，人类想要的或者需要的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容易得到，往前追溯200年，这个过程不断加速；再往前追溯1,000年，这个过程曲线上升。人类能活的寿命，能喝的净水，能呼吸的清洁空气，能享受的私人时光，能搭载的速度超越双腿的交通工具，能使用的距离超过吼叫的通信手段，没有一个不在进步当中。”另外，以度量单位而论，“卡路里、瓦特、流明小时、平方英尺、千兆字节、兆赫兹、光年、纳米、蒲式耳每英亩、英里每加仑、食物里程、航空里程、当然还有美元，我们的所得都超越了先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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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丰富我们的生活，交易还有着更为重要的功效：它让人们的行为更趋公平。《科学》杂志在2010年3月18日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市场、宗教、社群规模，以及公平和惩罚的演化》（Markets, Religion, Community Size, and the Evolution of Fairness and Punishment），作者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约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及其同事。研究中，亨里奇等人在全球的15个小型社群中招募了2,700名受试者，将他们分成二人小组进行交换博弈。实验者发给其中一人一笔钱（相当于一天的酬劳），并让他自行决定是收入囊中还是拿出部分或全部与另一个人分享。按常理推测，多数受试者会将这笔钱私吞；但科学家发现，来自狩猎－采集社群中的受试者将其中的25％与人分享，而来自贸易发达社会的受试者更是将50％分给了另一位。宗教因素在慷慨问题上并不显著，更能预测慷慨与否的因素是“市场整合性”（market integration），其定义为“一个家庭从市场上购得的卡路里，与其通过养殖和渔猎所获得的卡路里之比”。这是为什么呢？作者认为，对陌生人的信任与合作能降低交易成本，并为各方带来更大的繁荣，因此，公平交易的观念在维护互惠互利的交易原则下，成为整个社会演化的一部分——就算参与者之间不存在亲缘、地位或其他社会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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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我们的祖先和熟人交换基因，和陌生人交换思想，正是这种形式的交易，促成了人类的信任和繁荣。（翻译 红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