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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1700218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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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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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永远不会成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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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在进化中产生的部落本性，真正的全球化可能永远也不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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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快进到2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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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时，计算机将拥有和人类相当的智力；互联网将可通过隐形眼镜访问；纳米机器人将消灭癌症；太空旅行将变得廉价而普及；我们将会殖民火星，物理学家和未来主义者加来道雄（Michio Kaku）在《未来的物理学》（Physics of the Future）一书中如此写道。届时，我们将会形成一个行星文明，能够利用太阳投射到地球上的1017瓦特能量，以满足我们的能源需求。互联网将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电话系统，英文和中文将成为争夺“行星语”的有力竞争者。统一的文化将会诞生，全人类将会追求同样的食物、风尚和电影，真正的全球经济也会成为现实，大量的国际贸易集团互通有无，就像我们今天见到的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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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来道雄认为，各国在科学、技术和观念上的交流将会催生一个全球文明，大大削弱民族、国家间的隔阂，战争基本销声匿迹。这是一个如史诗般宏伟的想法。在他之前，也有不少人提出过类似的建议，希望能够通过推动全球化，创造一个统一、和平的文明。说实话，我自己就曾在《市场心灵》（The Mind of the Market）中表达过这样的想法，而我的灵感来源之一，是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弗里德曼在书中提出了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地球村’。无论人们来自何方，相距多远，说什么样的语言，随时都可以通过网络展开合作，一起进行研究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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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是加来道雄、弗里德曼、我，还是其他全球化的支持者都忽略了一点：由于我们在进化中产生的部落本性，这样的美好未来可能永远不会实现。西班牙纳瓦拉大学的战略管理教授，同时也是该校IESE商学院安塞尔莫·鲁比拉塔（Anselmo Rubiralta）全球战略讲座教授的潘卡基·格玛沃特（Pankaj Ghemawat）甚至认为，这些全球化畅想根本就是扯淡。他在《世界3.0：全球繁荣及实现方法》（World 3.0:Global Prosperity and How to Achieve It）一书中提出了这一见解。书中指出，在所有经济活动中，仅有10％～25％是国际性的，即使在这部分活动中，大部分也都是区域性的，而非全球性的。下面是一些国际性业务占全部业务的百分比：国际邮件1％；国际电话分钟数不到2％；国际互联网流量17％～18％；外国专利15％；出口占GDP比重26％；证券市场的国外投资者持股20％；第一代移民3％。格玛沃特一针见血地指出：世界上90％的人口永远不会离开自己出生的国家。这世界，还真是够“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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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玛沃特认为，全球化理论的症结，是它没有考虑到实实在在的距离因素（地理上和文化上的）。他将这些因素浓缩合并，创造出了一个像牛顿万有引力定律那样的“距离系数”（distance coefficient）。比如，他这么计算：“两地之间的距离增加一个百分点，它们的贸易往来就会下降一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它们的距离敏感度是-1。此外，“美国和智利的距离如果与它和加拿大的距离相等，那么两国间的贸易数字就会很大，可是以两国现在的距离，它们的贸易额只是那个假设数字的6％”。同样，“拥有共同语言的国家之间的贸易额，比没有这个共同点的国家之间多出42％。同处一个贸易集团（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贸易额要比其他方面相同，但不在一个集团内的国家多出47％。而相同的货币（比如欧元）更是能让贸易额提高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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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来道雄预测的时间跨度是到2100年。以这个时限来看，格玛沃特的分析好像还不那么让人悲观。但格玛沃特同时还指出，我们人类有一个难以磨灭的根性，那就是渴望和亲属及同类来往，渴望保留本地的习俗和文化，只要这个根性还在，任何全球合作项目都终将在分化、对立中瓦解。以欧洲为例，在1970～1995年间，欧盟的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对欧盟16个成员国的居民开展调查，并在2004年，根据调查结果编写了《欧洲民意调查报告》。报告显示，48％的欧洲居民对本国同胞“很信任”，22％的人对其他欧盟国家的人民很信任，而对欧盟之外某些国家表示很信任的居民只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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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构成决定了人类社会的构成。从这一点上说，我们要创造的世界取决于我们所继承的世界。（翻译 红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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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1700218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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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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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中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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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科学的比较研究方法有助于解释海地的贫困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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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一般不被看作科学，但如果使用了“比较研究方法”（comparative method），它还是可以成为科学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地理学教授贾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和哈佛大学政府研究教授詹姆斯·鲁滨逊（James A. Robinson）在合编的新书《历史的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s of History）中，就有效地运用了这一方法。在一项比较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动态研究中，戴蒙德指出，尽管两国都位于伊斯帕尼奥拉岛，但由于地缘政治的差异，前者沦为赤贫，后者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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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6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兄弟巴尔托洛梅奥（Bartolomeo）代表西班牙殖民伊斯帕尼奥拉岛，在岛东部的圣多明各建都。两个世纪后，西班牙与法国交恶，两国在1697年签订《里斯维克和约》（Treaty of Ryswick），西班牙将岛屿西部的领土拱手相让。当时的法国比西班牙富裕，且奴隶制是其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岛屿西部由此成为奴隶交易的中心，在人口上也与东部形成悬殊差距：西部约有500,000名奴隶，东部仅有15,000到30,0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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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压力的不同，加上法国从海地大量进口木材的需求，使得地理因素的影响日益加剧。伊斯帕尼奥拉岛的锋面（weather front）来自东方，在多米尼加一侧形成降雨；海地一侧相对干旱，宜于耕种的肥沃土壤也较少。海地需要农田和木材，于是国内原本稀少的树木被迅速砍伐，后果是灾难性的：土壤侵蚀，木材流失，盖不起楼，也做不成木炭；河流中的沉积物越来越多，水域保护日渐削弱，水力发电的潜能也随之下降。环境退化形成负反馈循环，让海地陷入破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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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海地和多米尼加双双独立，两国间的其他比较差异也随之浮现：海地的奴隶起义刀光剑影，为了恢复当地秩序，拿破仑进行了铁腕干预，结果造成海地人对欧洲人的不信任，在贸易、投资、进出口、移民上都断绝了往来。海地奴隶还发明了独一无二的克里奥耳语（Creole language），除了他们没人会说，这使海地在文化上和经济上越发孤立。一般来说，一个社会只要具备了某些因素，就能积累起资本、财产和富裕，一旦宣布独立，还可能凭借这些因素繁荣富强；不过海地既然对外竖起了屏障，自然也就无法从这些因素中获益了。相比之下，多米尼加的独立进程就较为平和，整个国家在自治与西班牙的统治之间摇摆了几十年，到1865年西班牙决定罢手，才终获独立。几十年中，多米尼加人说西班牙语，发展出口，与欧洲诸国互通贸易，并吸引欧洲投资者；人口组成相当多元，来自德国、意大利、黎巴嫩和奥地利的移民联手创建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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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虽然两国都在20世纪中叶屈从于独裁者，但多米尼加的拉斐尔·特鲁希略（Rafael Trujillo）渴望个人财富，故其治理下的共和国在经济上快速发展，在他的政策引导下，多米尼加成为出口强国。为了能通过木材储备谋取更多暴利，他还引进科学家和森林管理人员参与护林。相比之下，海地的那位独裁者杜瓦利埃（Francois Duvalier，昵称“爸爸医生”）在这些方面毫无作为，反而令海地与外面的世界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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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蒙德承认，在这个岛屿漫长的历史中，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但他也指出：比较研究方法“比较（最好是量化、并由统计性研究加以辅助）的不同体系，在许多方面彼此相似，在某些因素上又各不相同；这些因素的影响力，正是我们希望研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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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归根结底是要分离出少量强有力的因素，以此解释测量对象的众多不同。史学家在历史的自然实验中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则在当代社会的自然实验中进行比较研究，二者其实并无二致。时至今日，科学家应当尊重历史学的科学地位，对于历史学家也该表达敬意，因为他们为了测试自己的历史假说，已经用起了比较研究方法和其他技术。（翻译 红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