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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人类的进化过程，有99％的时间是处于几十人到几百人的小团体状态，依靠狩猎采集为生。在这一过程中养成的思维方式，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理性套路。今天看来很不理智的行为，在十万年前可能是非常理性的。只有从进化论的角度出发，人们对于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诸如理性、自我放大、高效决策等设想才会有意义。让我们来看看经济效益与公平心理方面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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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家经常采用的实验是“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实验过程大致如下：从研究者手中领取100美元，在自己和游戏同伴之间进行分配。如果同伴同意你的分配计划，钱就归你们两人所有；否则，双方均将一无所得。那么，你应该分给同伴多少钱呢？一九开（同伴拿10美元，你拿90美元）是否可行？如果你的同伴是理性经济人，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他就不会拒绝白来的10美元。但研究显示，大多数低于三七开的提议都遭到了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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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这种分配方法不公平。从旧石器时代进化而来的互惠利他原则（reciprocal altruism），要求交易伙伴之间保证公平。“你帮我，我帮你”的原则，只有在知道对方会提供近乎平等的反馈时才会生效。这是一种叫做公平原则的道德情感。实验证明，公平原则是一种为大多数人类和灵长类动物所认同的道德定式。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相当规模的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实验数据，包括那些生活条件仍接近于旧石器时代水平的地区。对西方发达国家人群所做的数千次实验始终显示，这种偏低价的要约（low-ball offer）会引起不公平感；来自落后地区的实验人群，反应虽然与市场经济下的现代人有许多不同，但仍表现出对不公平待遇的强烈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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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深层次的进化还体现在人类的近亲——其他灵长类动物的行为模式中。在对黑猩猩和僧帽猴（capuchin monkey）的研究中，美国埃默里大学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和萨拉·布罗斯南（Sarah Brosnan）发现，当两个实验对象同时参与完成一项工作，而只有一个对象得到食物奖励时，如果接受奖励者不和同伴分享食物，它的同伴就会拒绝参与接下来的任务，并明显表现出对不公平待遇的不满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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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项实验中，两只僧帽猴被训练用花岗岩石来交换黄瓜片，95％的场合中，它们都会合作。但是，如果一只猴子接受的是葡萄（与黄瓜相比，僧帽猴更喜欢葡萄），另外一只猴子的合作意愿就会下降到60％，有时甚至会拒绝接受黄瓜片。如果出现第三种情况：一只猴子不需要用花岗岩石交换，就得到了葡萄，另一只猴子的合作概率就会直线下降到20％。有时，它们对受到不平等待遇表现得非常愤怒，甚至会把黄瓜片扔回给人类实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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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实验说明，所有的灵长类动物（包括我们人类）都有一种公平道德准则，并对交易公平与否作出自己的判断。作为一种从小团体生活中发展出来的准则，公平原则是人类祖先赖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种策略，在那里，合作是必需的、强制的，利用别人的慷慨占便宜的行为会受到惩罚和排斥。今天所谓的非理性经济抉择，例如因为不公平感而拒绝白来的10美元，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曾经是理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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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认为，进化是所谓的“自私基因”（selfish genes）推动的结果，所有的生物体都是排外的、贪婪的、自私的、富有竞争性的；与此类似的另一种说法是，经济发展是在排外、贪婪、自私和酷爱竞争的人类推动下实现的。当然，事实并非如此——人类的自私和无私、合作和竞争都是公正的。生命和经济中都存在着相互斗争和相互协助，但总体来说，人类的本性还是善良的，市场是道德的，现代经济是建立在人类的善良本性之上的。电影《华尔街》的男主角戈登·极科（Gordon Gekko）提倡的“贪婪是种美德”（Greed Is Good）的商业模式仅是特例，而Google公司“不作恶”（Don’t Be Evil）的商业模式才是规则。如果不是这样，资本主义市场早在很久以前就土崩瓦解了。（翻译 徐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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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1700218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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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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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亦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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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常被描述成一群目无法纪的乌合之众，但实际上他们内部有着严格的行为规范，并且非常符合经济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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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特纳（Will Turner）：“只要我们能赶上那艘船，就能占领它。现在就掉转船头，漂亮地干一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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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斯帕罗船长（Captain Jack Sparrow）：“既然能谈判，何必要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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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海盗：亡灵宝藏》（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Dead Man’s C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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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各类电影和书籍中，海盗都被描述成罪大恶极、疯狂奸猾的小偷、虐待狂和恐怖分子。他们信奉无政府主义，从不把法律放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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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家彼得·利森（Peter T. Leeson）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他在《无影钩》（The Invisible Hook）一书中揭秘海盗传说，阐明了商业交换的隐形之手如何在海盗社会中营造凝聚力。实际上，海盗传说不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在一个极端无秩序的社会中，任何人群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利森认为，海盗的生活必定是“有序且诚实的”，这样才能达到获取利润的目标。“共同利益的确可以促进犯罪组织彼此合作，即便是海盗也不允许他们的非法组织陷入混乱状态”。国有国法，盗有盗规。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指出：“彼此不断争斗的社会是不会持久的……即便在强盗和杀人犯内部，他们也会尽量避免相互劫掠和自相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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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经济是自下而上的自我组织的秩序的产物。这种秩序是社会相互影响的自然结果，与自上而下的官僚政治框架正好相反。海盗社会恰好为斯密的理论提供了依据。历史学家已经证实，19世纪美国的“蛮荒西部”其实是一个相当有序的社会，在联邦法律鞭长莫及的时候，那里的农场主、农民和淘金者就已经自行制定了解决争端的规章制度。与此类似，利森也展示了海盗社会如何民主选举首领并设立法规。他列举的文献通常明确了各类规章制度，包括对喝酒、抽烟、赌博、性（男孩和妇女不允许上船）、明火及蜡烛的使用、打架斗殴，以及在战斗中逃跑、开小差等行为的处罚（最后一条可能导致“搭便车”问题，即分赃物时，因所劳非所得而导致怨恨、报复和混乱）。关键是强制。民事法庭要求证人对《圣经》发誓，同样，海盗在起航前必须接受船长的领导。有见证人曾说：“由于找不到《圣经》，所有海盗只好对着短柄斧发誓。任何自愿上船的人都必须签署协议……以防止日后出现争论，纠缠不清。”因此，海盗法则“源于海盗间的互动和信息分享，而不是由海盗王强行制定并实施的、对现在和将来的海盗都适用的什么公共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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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海盗无法无天的传闻从何而来呢？主要是海盗自己在推波助澜，因为这些传说可以帮助他们减少损失，增加利润。按照利森的说法，以骷髅头和交叉骨为标志的海盗旗向商船传递出这样的信号：一群野蛮无情的劫匪就要占领他们的船了，与其徒劳抵抗，不如乖乖交出所有货物。当然，为了维护海盗的名声，他们偶尔也会使用暴力，并适时透露一些消息给报社编辑，让那些血腥气十足但言过其实的细节公开发表。18世纪英国海盗头目萨姆·贝拉米（Sam Bellamy）曾说：“在不损害我利益的前提下，我蔑视一切伤害他人的行为。”利森推断：“海盗旗通过向潜在目标表明身份，可以阻止流血战斗，避免对海盗自身以及无辜商人不必要的伤害和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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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经济学分析同样可以解释为何索马里海盗总能收到赎金而不会遭到船员及船主的暴力反抗。尽可能以快速和平的方式进行协商，符合每个人的经济利益。非法社会的市场运作更像是黑市而非自由市场。既然索马里政府无法维持社会秩序，海盗就完全可以自己制定“法律”。除非索马里政府制定出完善的法律制度并建立起有序的自由市场，否则非法的黑市抢劫仍将有利可图，海盗组织也将继续盛行。（翻译 徐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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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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