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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看到我走上前去之后,威尔金斯说了声抱歉就独自走开坐到了一旁,但是这并没有让我感到失望。显然威尔金斯是一个很懂礼节的人,他可能只是觉得我和伊丽莎白有话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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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回到那不勒斯,我想跟威尔金斯合作的美梦就化为了泡影。他只是漫不经心地点了一下头就回旅馆去了。无论是我妹妹的美貌,又或是我对DNA结构的浓厚兴趣,都没有使他“落入圈套”。看来,我和他未来在伦敦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并不存在。因此,我动身回到了哥本哈根,并且不再多想我在生物化学领域的发展前景。[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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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卡在哥本哈根的生物化学实验室。前排从左路到右依次为:赫尔曼·卡尔卡、奥德利·雅囡(Audrey Jarnum)、雅特·海泽尔(Jytte Heisel)、尤金·戈德瓦瑟(Eugene Goldwasser)、沃尔特·麦克纳特(Walter McNutt)和E.霍夫-约根森(E.Hoff-Jorgensen);后排:冈瑟·斯腾特、尼尔斯·奥利·克耶尔加德(Niels Ole Kjeldgaard)、汉斯·克列诺(Hans Klenow)、詹姆斯·沃森和温森特·普赖斯(Vincent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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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05 转投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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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放弃了想要与威尔金斯合作研究的想法,但他的DNA照片却一直留存在我的脑海中。那是一把有可能解开生命奥秘的钥匙,我绝不会将它从我的头脑中剔除出去。我还不能解释它,但我并不因此感到烦恼。设想自己成为一个著名科学家,要比设想自己成为一个从来不敢冒险提出独创性观点的、受压抑的学究要好得多。我也曾因鲍林部分地解决了蛋白质结构的传闻而深受鼓舞。那时,我正在日内瓦与瑞士噬菌体学家琼・韦格尔(Jean Weigle)讨论问题。他刚刚结束了长达一个冬季的访问研究,从加州理工学院回到了瑞士。在离开加州理工学院之前,韦格尔参加了鲍林宣布那个消息的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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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韦格尔,摄于19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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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林在报告会中采用了他惯常的舞台表演式的讲演方法,他在讲演时就像一个终生从事演艺事业的表演艺术家。在那次讲演过程中,他的模型一直被一块帷幕掩盖着,直到讲演即将结束时,他才骄傲地向观众展示了他的最新成果。然后,鲍林目光炯炯地向大家解释了他的模型——α-螺旋模型——的各种特征,这些特征使他的模型美得无与伦比。[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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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林的α-螺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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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纳斯·鲍林与他的原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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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场表演,就像他以往所有的精彩报告一样,鲍林的讲演吸引了许多青年大学生前来参加。像鲍林那样能紧紧抓住听众的人,全世界都不可能再找出第二个了。他把不可思议的头脑和极具感染力的露齿微笑完美地结合起来,魅力之大,几乎没有人可以抵挡。鲍林的许多教授同事也怀着复杂的心情观看了他的讲演。鲍林在演示台上不断地跳上跳下,同时挥舞着自己的手臂,就像一个随时都可能从靴子里掏出一只兔子来的魔术师。这场景使得他的同事们相形见绌。如果鲍林表现得稍微谦虚一点,那么他的观点也许会更容易被人接受。由于他表现出了极其坚定的自信心,所以即使他是在胡说八道,那些着了迷的大学生也不会了解。而他的许多同事则在冷眼旁观,静静地等待着他在重要问题上栽个大跟头、摔得头破血流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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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林、罗伯特·科里(Robert.Corey)和布兰森在1951年4月15日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介绍了α-螺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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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韦格尔并不能告诉我鲍林的α-螺旋模型是否正确。韦格尔不是X射线结晶学家,无法从专业角度对这个模型进行评价。然而,他的一些比他更年轻、在结构化学方面训练有素的朋友却认为,α-螺旋模型看起来相当不错。因此,韦格尔的朋友们给出的结论是,鲍林是正确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鲍林又取得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成就。对生物学中极其重要的大分子结构而言,他可能是揭示出正确模型的第一人。因此,我们有理由想象,鲍林在此过程中也许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新方法,可以推广适用于核酸结构研究。然而,韦格尔却根本不记得鲍林的方法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所能告诉我的,无非是有一篇描述α-螺旋结构的论文不久之后就会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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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回到哥本哈根时,载有鲍林论文的那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已经从美国寄到。我很快地浏览一遍,然后又立即重读了一遍。对于论文中的大部分内容,我都觉得有些摸不着头脑,只是对他的论点有一个大致印象。当然,我无法判断鲍林在这篇论文中说的东西是否成立,敢肯定的只有一点,他的文章写得非常优雅。几天以后,又一期刊载了鲍林的7篇论文的杂志寄到了!这些论文所用的语言华丽得令人眼花缭乱,而且同样充斥着修辞技巧。其中一篇论文的开头是这样写的:“胶原是一种很有趣的蛋白质。”这种写法启发了我。我开始构思,如果我解决了DNA的结构问题,在撰写关于DNA的论文时应该怎样开头。我想,如果我的论文的起首句是“遗传学家对基因很感兴趣”,那么就可以将我的思路与鲍林的思路清晰地区别开来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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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5月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目录。注意,前7篇论文的作者都是鲍林和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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