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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脊髓灰质炎国际会议期间，尼尔斯·杰尼在家里举行的一个派对，摄于195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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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德尔布吕克直率的性格并没有令我觉得特别沮丧，因为脊髓灰质炎国际会议空前成功。参加会议的几百名代表抵达后，他们享用着无限量供应的免费香槟（部分由美国出资赞助），大会组织者希望这样可以消除或减轻各国代表之间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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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一个星期，主办方每晚都安排了招待会、宴会以及海滨酒巴狂欢的午夜之旅等活动。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享受奢侈的生活，在此之前我一直将这种生活与腐朽的欧洲贵族阶层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次会议期间，一个重要的真理逐渐在我的头脑中扎下了根：科学家也完全可以过上丰富多彩的生活——不仅在知识探索方面，在社交活动方面也如此。就这样，带着美好的心情，我精神饱满地动身到英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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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蒂沃利公园中的一个酒吧，摄于19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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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700223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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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06 费尽周折的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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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午饭后，我来到马克斯・佩鲁茨的办公室，他已经在那里等我了。当时约翰・肯德鲁还在美国，但是我的到来对他们来说并不意外。肯德鲁事先已经寄回了一封短信，说明年将有一位美国生物学家来与他一起工作。我对佩鲁茨解释说，我是来学习X射线衍射技术的，因为我对此一无所知。佩鲁茨向我保证，学习这门技术并不需要高深的数学知识，而且他和肯德鲁在大学里都学过化学，这使我放下心来。我需要做的无非是读一本X射线结晶学教科书，从中学到足够的理论去做X射线照相工作。佩鲁茨还以自己的工作为例向我说明，在鲍林的α-螺旋模型问世之后，他产生了一个验证该模型的简单想法，他花了一天时间就拍到了关键性照片，证实了鲍林的预见。当时的我其实完全听不懂佩鲁茨的话，甚至连结晶学最基本的布拉格定律也一无所知。[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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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我和佩鲁茨出去散步，借机讨论我在来年可以做些什么工作。当他知道我是从火车站直奔实验室，还没有参观过剑桥大学的任何一个学院时，他带我穿过国王学院后院，来到三一学院巨大的中庭（Great Court）。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如此美丽的建筑。如果说之前我也许还犹豫过要不要放弃作为一名生物学家的生活，见到此景，我的这种想法已经不复存在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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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学院礼拜堂（从后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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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学院巨大的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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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尔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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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为如此，当我看到学校里那些作为学生宿舍的阴暗潮湿的房屋时，也只是稍微有点沮丧。我读过狄更斯的小说，也不愿遭受连英国人自己都不肯受的那份罪。不过当我后来在基督草坪（Jesus Green）的一座二层楼房中找到一个房间时，我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的，宿舍的位置非常好，到实验室只需步行不到10分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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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我又来到卡文迪许实验室，因为佩鲁茨让我见见布拉格爵士。佩鲁茨给楼上布拉格爵士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说我已经到了。布拉格爵士下来后让我用几句话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接着，他和佩鲁茨避开我交谈了一会儿。几分钟之后，他们回到了实验室，布拉格爵士正式通知我，说他已经同意我在他指导下进行工作了。这次见面是百分之百英国式的。在这次会面中，我觉得布拉格爵士早就成了一个偶像，现在的他应该每天都安稳地坐在伦敦某个俱乐部里（比如雅典娜神庙俱乐部），消磨掉自己的大部分时间。[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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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雅典娜神庙俱乐部的咖啡室，摄于20世纪5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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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根本没想到，日后我还会不时与这个“老古董”接触。布拉格爵士似乎是过去时代的一个奇迹，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布拉格爵士就提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定律，一直一来都享有崇高的声誉。我猜想他必定已经处于实际退休的状态，应该不会再来关注基因了。我对布拉格爵士接受我在他这里工作表示了感谢，并对佩鲁茨说，我要先回哥本哈根一趟，在三个星期后赶回来。回到哥本哈根后，我收拾好了仅有的那点衣物，并告诉了卡尔卡这个好消息：我终于能成为一名X射线结晶学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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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卡非常支持我，他立即给华盛顿奖学金办公室写了一封信，说他强烈赞同我改变学习计划。同时，我也给华盛顿方面写了一封信，向他们解释我那时在哥本哈根做的病毒繁殖生化实验其实意义不大。我打算放弃学习传统的生物化学，因为我深信它无法揭示基因的作用机理，而X射线结晶学才是遗传学研究的关键。因此，我请求改变我的学习计划：我要到剑桥大学去，在佩鲁茨的实验室工作并学习如何从事X射线结晶学方面的研究。[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