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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我应该留在哥本哈根等华盛顿方面的批准，但我认为这没有任何意义。留在哥本哈根只能浪费时间，这种荒唐的事情我不能做。一个星期以前，马勒已经动身到加州理工学院工作去了，他将在那里停留整整一年，而我对卡尔卡式的生物化学也从来没有感兴趣过。虽然依照正式程序，我不能提前离开哥本哈根。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我的要求也无法拒绝，因为大家都知道卡尔卡那时正处于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状态。华盛顿方面必定一直在担心我究竟愿意留在哥本哈根多长时间。而我如果直截了当地说卡尔卡经常不在他的实验室，不但有失风度，而且也不必要。我根本没有考虑过华盛顿方面不同意我到剑桥大学去的可能性。然而，当我回到剑桥大学10天后，却收到了卡尔卡转过来的一封令我非常沮丧的信（这封信被寄到了我在哥本哈根的住处）。默克奖学金委员会不同意我转到一个X射线结晶学实验室去，理由是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他们认为我不能胜任结晶学工作，因此要我重新考虑学习计划。不过，奖学金委员会却愿意资助我转到位于斯德哥尔摩的卡斯皮森细胞生理学实验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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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卡写给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拉普博士的信件中的一个片段，该信写于1951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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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麻烦的根源很明显。奖学金委员会的负责人已经不再是汉斯・克拉克（Hans Clarke），而他是卡尔卡在生物化学界的好朋友。当时，克拉克正准备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我的信因此落到了新任主席的手中，而这位新主席更加热衷于指导年轻人。我在否认生物化学能带给我的好处时，话说得有些过头，对此这位新主席相当不快。于是我写信向卢里亚求救，他和新主席算得上泛泛之交。我希望通过卢里亚把我的决定以更恰当的方式解释给新主席听，这样也许能改变当前的决定。[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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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先，种种迹象表明，卢里亚的介入可能会促进事情朝合理的方向演变。我收到了卢里亚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如果我们愿意做出承认错误的姿态，问题就可以顺利解决。这封信令我精神为之一振。我打算写信给华顿盛方面，向他们解释我来剑桥大学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研究植物病毒的英国生物化学家罗伊・马卡姆也在这里。随后，我走进马卡姆的办公室对他说，我这个挂名学生将会成为一名模范学生，不会给他带来任何麻烦，因为我的实验仪器不会塞进他的实验室。马卡姆对我的这个计谋很不以为然。他把我这个计谋看成了美国佬不懂得如何正确行事的一个典型例子。不过幸运的是，马卡姆还是答应帮我演完这出无聊的戏。[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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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信马卡姆不会走漏风声后，我以非常谦卑的语气给华盛顿方面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列举了与佩鲁茨和马卡姆一起工作能带给我的所有好处。除此之外，在这封信的末尾，我开诚布公地申明，我已经到了剑桥大学，并且打算一直留在这里直到华盛顿方面做出决定为止。但是，华盛顿奖学金委员会的新任主席迟迟没有回复。直到有一封回信寄到了卡尔卡的实验室，这事才算有了点眉目。信中说奖学金委员会正在考虑我的申请，如果做出了决定，他们马上就会通知我，奖学金支票则继续在每个月的月初寄到哥本哈根。在这种情况下，把支票兑成现金似乎不是一种谨慎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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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幸运的是，尽管他们可能不愿意资助我来年研究DNA，但是这种可能性最多只能令我烦恼一阵，从根本上看并不致命。我在哥本哈根时的奖学金津贴是3 000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富裕的丹麦大学生生活费用的三倍。即使在支付了我妹妹新买的两套巴黎时装以后，还可以剩下1 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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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伊·马卡姆在冷泉港参加定量生物学国际研讨会，摄于19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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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里亚写给沃森的信，写于1951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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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钱足够我在剑桥大学一年的开销了。我的女房东也帮了我一个忙。我住了不到一个月，她就把我赶了出来。我的主要“罪状”是在晚上9点以后回家时没有脱掉鞋子，那是她丈夫的睡觉时间；我偶尔会忘掉在这个时间不能放水冲洗厕所的禁令；当然，更加“恶劣”的是，我在晚上10点以后还要外出。在她看来。这个时间剑桥大学所有机构都关门了，我出去的动机很值得怀疑。这时候，肯德鲁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肯德鲁（Elizabeth Kendrew）帮了我一个大忙，他们把位于网球场路的一个小房间让给我住，几乎不收取任何租金。[39]虽然这个房间潮湿得令人难以相信，它仅有的取暖设备也只是一个老掉牙的电热炉，但我很乐意住在这里。尽管在这里可能会染上肺结核，但与朋友住在一起无论如何都比找其他地方住要好得多。就这样，我决定开开心心地住在网球场路的这个房子里，直到我的经济状况好转为止。[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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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700223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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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07 与克里克的第一次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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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走进卡文迪许实验室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自己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会离开剑桥大学了，因为我很快就发现和克里克交谈真是乐趣无穷，离开剑桥真的太愚蠢了。[41]在佩鲁茨的实验室里，居然可以找到一个同样认为DNA比蛋白质更加重要的人，我真是太幸运了。而且，还有一件事也使我如释重负：我不用再花很多时间去学习蛋白质X射线分析技术了。午餐时，我和克里克的交谈很快就集中到了一个问题上，即基因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在我刚到剑桥大学后的几天之内，就和克里克明确了我们的研究方向——模仿鲍林并以其之矛攻其之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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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林在多肽链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功提醒了克里克，用同样的方法或许可以解决DNA的结构问题。但是，只要克里克身边的人没有认识到DNA是万物之本，那么与国王学院实验室在人事方面潜藏的矛盾就会使他无法真正开始研究DNA。而即使血红蛋白算不上剑桥大学最重要的研究课题，克里克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待的两年时间也并非毫无作为。当时蛋白质研究领域冒出了无数新问题，迫切需要有人从理论角度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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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克里克与卡文迪许实验室同事的合影，摄于19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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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和克里克在国王学院的后院散步，背景是国王学院教堂和克莱尔学院，摄于19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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