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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修父子公司，剑桥较好的酒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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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克和奥迪尔的爱巢“翠扉”，图中左边的房子遮掉了一个通往顶楼的克里克家的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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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克里克家里，我第一次体验到了英国知识分子家庭的日常生活气息。相比之下，我刚来剑桥大学时居住的那幢维多利亚式的住宅里，没有一丝一毫的这种气息，尽管它离基督草坪不过区区几百米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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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克里克与奥迪尔已经结婚三年了。这是克里克的第二次婚姻，他的第一次婚姻没能维持多久，和前妻生了一个男孩，叫迈克尔（Michael），由克里克的母亲和姑妈照顾着。[55]奥迪尔比克里克小五岁，在她来到剑桥大学之前，克里克已经过了几年单身生活。她的到来使克里克更加厌恶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那些人表面上以从事划船和打网球等“有益运动”为乐，实际上却过着墨守成规的生活。像克里克这种健谈的人实在无法接受那样的生活方式。克里克既不关心政治，也不关心宗教。他认为宗教作为历代相传的一种错误，完全没有任何理由继续传承下去。但对于克里克和奥迪尔是否真的对政治没有丝毫热情，我不是很确定。或许是因为他们都见识过战争的可怕，只希望忘掉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不幸。他们吃早餐时从来不看《泰晤士报》，只看《时尚》（Vogue，一本时尚杂志），这是他们订阅的唯一一份杂志，克里克经常就其中的内容发表长篇大论。[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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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段时间里，我经常到“翠扉”吃饭。在餐桌上，克里克总是急于继续我们的讨论，而我则趁机大快朵颐。这是难得的机会，英国饭菜很令我倒胃口，以至于我经常担心自己会不会得胃溃疡。奥迪尔的母亲是法国人，她幼承庭训，对那些在吃住方面完全没有想象力的所谓英国中产阶级非常不以为然。也正因为如此，克里克根本不羡慕那些“高桌吃饭”的老学究。不可否认，这些学究所吃的“高桌饭菜”比他们的妻子准备的食物要好得多，因为他们的妻子只会准备一些味道寡淡、色彩单调的肉食、土豆和蔬菜，再把它们和普通的糕点混在一起，烹饪出不知所云的大杂烩。与此相反，克里克家却有着真正的美味，在他家就餐令人心情振奋，特别是酒过三巡，话题转到剑桥大学里的那些“宝贝”身上时，气氛就更加轻松愉快了。[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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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克从来不掩饰他对年轻女子品头论足的兴致，这些女子或者年轻貌美，或者在某个方面有值得谈论的突出之处，又或有着让人取乐逗趣的奇异之处。在年轻时，克里克对女人根本不以为意，是后来才发现她们可以给生活带来很大乐趣的。奥迪尔对克里克的这个“癖好”不但毫不介意，反而加以鼓励，她可能认为这能够帮助克里克这个来自北安普顿的科学家摆脱枯燥乏味的生活习惯。[58]他们还经常谈论剑桥大学里颇有些附庸风雅的社交圈子，奥迪尔虽然涉足未久，但是他们夫妇还是不时会收到邀请。至于我和克里克的谈话内容就更是海阔天空了，克里克还喜欢自嘲，经常说起自己偶尔犯下的错误。他讲起一次在一个化装舞会上，他粘上红胡子打扮成了年轻时的萧伯纳，然而，他一走进舞池就发现自己犯了一个莫大的错误，因为当他走近年轻女性，试图去吻她们时，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因为她们都不喜欢他那团潮湿的乱蓬蓬的胡子——它搞得人又痒又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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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克里克夫妇出席的那个品酒会上没有任何年轻女子出席，这使克里克和奥迪尔觉得很失望。一起参加这个品酒会的都是剑桥大学各个学院搞行政管理工作的头头脑脑，这些人滔滔不绝地谈论的都是他们承担的繁重的行政事务，而克里克和奥迪尔对这些事情毫无兴趣。因此，他们提早退席返回家中。意想不到的是，回到家后克里克变得非常清醒，于是又继续埋头思索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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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克里克早早地来到实验室，告诉佩鲁茨和肯德鲁他获得了成功。几分钟后，在科克伦走进他的办公室后，克里克又对科克伦重复了一遍。但还没等克里克讲完，科克伦说自己也已经获得了成功。于是，他们两人马上拿起笔把各自的证明过程列了出来，结果发现科克伦用的推理方式比克里克的更加简练，不过值得高兴的是，他们得到的最终答案是相同的。后来，他们又用佩鲁茨的X射线衍射图检验了α-螺旋模型，得到的结果与他们的理论推导完全一致。这些材料作为有力的证据，验证了鲍林的模型和他们自己的理论的正确性。[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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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几天之后，他们就完成了论文撰写和润色工作，并把稿子以快件形式寄给了《自然》杂志，同时还寄了一份复印件给鲍林鉴赏。对于克里克来说，这是他第一次无可置疑地获得了成功，这是一场非常有意义的胜利。想想也真有意思，一旦没有女人掺和，他就好运相随了。[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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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文迪许实验室全体成员的合影。前排右起第二位是比尔·科克伦，第二排最左边是约翰·肯德鲁，右起第二位是弗朗西斯·克里克，右起第一位是马克斯·佩鲁茨，后排右起第二位是休·赫胥黎，摄于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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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克伦和克里克发表在1952年2月9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的关于α﹣螺旋模型的傅立叶变换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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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700223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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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0 富兰克林向左，威尔金斯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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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1月中旬，我已学到了足够的结晶学知识，因此当富兰克林滔滔不绝地说着与DNA结晶图谱有关的东西时，我已经能听得懂她讲的大部分内容了。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已经搞清楚关注的焦点应该放在哪里。六个星期以来，与克里克的讨论使我认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富兰克林的新X射线衍射图并不支持DNA螺旋结构模型，只有那些有可能为构建分子模型提供线索的实验细节才是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最需要搞清楚的。因而，在富兰克林的讲演开始几分钟后，我就知道她已经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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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们——大约15位听众——坐在一间没有任何装饰的、陈旧的大教室里听富兰克林讲演，她语速很快，略显紧张。她的语调冷冰冰的，感觉不到任何热情或轻松的气息。不过，我并不认为她的讲演内容也同样沉闷乏味。在听讲演的过程中，我偶尔会走神，想到如果她摘下眼镜，换一个时髦的发型，会不会变得更有女人味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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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为其讲演准备的讲稿开头，写于19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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