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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在法国时显然要开心得多。左图：富兰克林与雅克·梅灵（Jacques Mering）在一起，摄于20世纪40年代末。右图：富兰克林与维托里奥·鲁扎蒂（Vittorio Luzzati）在一起，摄于19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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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的兴趣还是在于她对DNA结晶的X射线衍射图谱的描述。[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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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X射线结晶学工作要求研究者必须小心谨慎、不受情绪干扰，多年的训练在富兰克林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当然，作为一名在剑桥大学接受教育的学者，她并没有因为严格的教育而变得愚笨木讷、不懂得灵活应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对富兰克林来说，一切都非常明确：要搞清楚DNA结构，唯一的途径就是运用纯结晶学方法。富兰克林对构建模型完全不感兴趣，因此也就从来没有提到过鲍林在α-螺旋上取得的成就。她认为，用玩具似的模型去解决生物大分子结构的办法，显然是有些人在万不得已时不得不采用的手段而已。富兰克林当然知道鲍林已经取得了成功，但是她认为，没有充分的理由表明在研究DNA结构时必须复制鲍林的方法。至于鲍林，由于他过去取得的辉煌成就，使他采用与众不同的方法来进行研究显得顺理成章：只有像鲍林这样有才华的人，才有可能把工作变得像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玩游戏一样，而且仍然能够得到正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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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认为，自己报告的成果非常初级，它本身还不能说明与DNA有关的任何实质性问题。她认为只有进一步积累资料，进一步完善结晶学分析，才能得到可靠的证据，解决DNA的结构问题。[63]她还认为，在短期内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景并不乐观，她这种情绪也影响了前来参加研讨会的其他实验研究人员。在这次研讨会上，没有任何人对利用分子模型解决DNA结构问题的设想表示出太大兴趣。威尔金斯本人也只问了几个技术性问题。研讨会很快就结束了，因为从听众的面部表情就可以看出，他们都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或者说要讲的话以前都已经讲过了，再讲也“多说无益”。他们甚至根本不愿提及分子模型，因为他们担心遭到富兰克林的驳斥。试想一下，在伦敦11月寒冷的冬夜里，雾锁全城，你却一个人在室外忍受寒风吹袭的滋味；同样，当你对自己没有受过良好训练的领域大胆提出见解时，却遭到了一个女人的喝斥，这种感觉也是如此。毫无疑问，这样的遭遇会使你回忆起在中小学时发生的一些令人不快的往事。[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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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琳德·富兰克林的实验记录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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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11月寒冷的冬夜里，雾锁全城”，摄于20世纪5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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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金斯也只与富兰克林进行了简短的谈话（正如我后来经常观察到的那样，他见到富兰克林时常显得局促不安），然后就和我一起离开了。我们沿着斯特兰大街走了一会，然后穿过马路到位于索霍区的蔡氏饭馆吃饭。威尔金斯的情绪很高涨。他慢条斯理、力求精确地告诉了我一些内情：富兰克林来到国王学院后，虽然在结晶学分析方面做了许多努力，但几乎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结果。富兰克林的X射线照片只比他的稍微清晰一点点，但是关于其中的原理，富兰克林却说不出任何超出威尔金斯的研究结果的内容。富兰克林在测定DNA样品的含水量方面确实做了一些更加细致的工作，但是威尔金斯怀疑，她是否真的像她自己声称的那样准确测定了DNA的含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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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似乎因为我的出现威尔金斯也振作起来了。我们先前在那不勒斯见面时那种冷淡的情形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是一个研究噬菌体的科学家，我确信威尔金斯所做的工作极其重要，这对他而言是莫大的安慰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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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写给她的朋友安妮·塞尔的一封信的部分内容，该信写于1952年3月1日。在信中富兰克林提到，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设施是一流的，但同事却令她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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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威尔金斯是从一个物理学家伙伴那里得到的鼓励，那么对他不会产生任何帮助。即便那些人认为他决定从事生物学研究是走对了路子，他也不敢相信他们的判断，因为那些人根本不懂生物学。所以，对于像威尔金斯这样一个对战后竞争激烈的物理学持不同见解的人来说，最好把他们的话看作是客套甚至恭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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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国王学院举行的一个聚会。照片中，左起第三位是威尔金斯，最右边是兰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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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威尔金斯确实得到了很多生物化学家积极和必要的帮助。否则，他永远不可能参与到这场竞赛中来。好几位生物化学家无比慷慨地为他提供了纯度极高的DNA样品，这对他的研究至关重要。学习结晶学，如果不能掌握生物化学家魔术般的技术，那就太糟糕了。另一方面，大多数生物化学家的能力和干劲却远远比不上那些曾经和他一起制造水雷的同事们。这些生物化学家在很多时候似乎连DNA的重要性都无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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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算这样，生物化学家的知识面也比大多数生物学家要宽广得多。如果不能说“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话，那么至少在英国，大多数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都是糊涂虫。甚至连有些在大学中占据了教授席位的知名学者，也没有扎扎实实地从事纯粹的科学研究。还有些人简直是在浪费精力，他们要么无关痛痒地争论着生命的起源，要么无从事事地谈论着如何才能知道某个科学事实确定无疑。更加糟糕的是，许多没有学过任何遗传学知识的人竟然也能在大学里获得生物学学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光凭遗传学家的名头就能代表拥有多少真知灼见。你也许会认为，这些人既然已经对基因问题谈论得这么多了，他们应该会急于搞清楚基因究竟是什么吧！但事实上，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认真考虑过“基因是由DNA组成的”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并不一定是化学领域的问题。[65]他们大多数人活在世上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让他们的学生去钻研那些难以解释的染色体的细节，要不然就是在无线电广播上，用一些优雅动听又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词句大发宏论。[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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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囊》节目录制时的一个场景，参与回答听众提出的问题的学者包括：朱利亚·赫胥黎（Julian Huxley）、康芒德·坎贝尔（Commander Campbell）、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乔德（C.E.M.Joad）以及麦卡洛（W.D.H.McCull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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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威尔金斯知道卡文迪许实验室噬菌体小组也在研究DNA时，他觉得形势将会有所改变。至少他不必在每次参加学术研讨会时，都不得不费力地解释他的实验室为什么老是抓着DNA问题不放。在我们的晚餐快要结束时，威尔金斯更加兴奋了，他似乎准备大干一场。但当谈到富兰克林时，我们才意识到调动威尔金斯所在实验室中的其他人的可能性早已慢慢消失了。用餐完毕，我们付钱后离开了饭馆，走入了茫茫夜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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