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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纳尔和范库肯发表了两篇关于烟草花叶病毒以及其他植物病毒的论文，这是其中的第一篇，发表在《普通生理学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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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述伯纳尔和范库肯的第一篇论文中，附有烟草花叶病毒的X射线衍射照片（19）、黄瓜花叶病毒的X射线衍射照片（20）和马铃薯X病毒的X射线衍射照片（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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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弗兰克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他因对晶体生长和固态物理的研究而著称于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与琼斯（R.V.Jones）等人一起在英国皇家空军情报部门工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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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次，克里克并没有立即卷起袖子大干起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一直认为能够证明烟草花叶病毒是螺旋结构的证据还不够有力。受他影响，我的情绪也变得低落起来。不过，我很快又找到了蛋白亚基必定应该排列成螺旋状的一个确定无疑的原因。那天晚饭后，百无聊赖之际，我阅读了一篇在法拉第讨论会上阐述“金属结构”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理论物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弗兰克（Frederick Charles Frank）提出了一个关于晶体生长的独创性理论。弗兰克指出，尽管每次计算都很精确，但是最终都会出现一个矛盾的现象，即晶体并不是按照计算出来的速率生长的。不过，弗兰克发现，如果晶体原本就不像我们所设想的那么有规则，而是包含了一些错位的话，那么这种矛盾的现象就将不复存在了。这是因为，这种错位会导致永远都会存在一些“舒适”的微小间隙（cozy corners），而新的分子则很适应这些微小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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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以后，在乘坐公共汽车前往牛津大学的路上，我的头脑里形成了这样一种想法：应该把每个烟草花叶病毒颗粒视为一个微小晶体，这种晶体就像其他晶体一样，是通过拥有一些微小间隙而逐渐生长起来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认为产生微小间隙最简便的方法就是使亚基呈螺旋状排列。这个想法是如此简洁，因此它肯定是对的。那个周未，我在牛津大学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螺旋楼梯，它们使我更加坚信其他生物的结构也应该具有螺旋对称性。接下来的一个多星期，我仔细观察了肌肉和胶原纤维的电子显微镜图片，试图从中找到螺旋结构的蛛丝马迹。然而，克里克的态度却始终不冷不热。我很清楚，在还没有获得有力证据的情况下想要说服克里克，必定会徒劳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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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关于烟草花叶病毒结构中的“舒适”的微小间隙的洞见，源于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弗兰克在194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错位对晶体生长的影响》（The infuence of dislocations on crystal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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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关键时刻，赫胥黎帮了我的大忙，他教会了我如何用X射线照相机拍摄烟草花叶病毒照片。拍摄出螺旋结构的一个方法是，将烟草花叶病毒的样品倾斜，使其与X射线光束保持一定的角度拍下照片；然后更换角度再以同样的角度拍下照片。范库肯没有这样做，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没有人重视螺旋结构。为此，我找到了罗伊・马卡姆，想要看他手头是否还有多余的烟草花叶病毒。那时，马卡姆在莫尔蒂诺研究所工作。与剑桥大学其他研究机构不同，这个研究所的实验室里暖气很足，这是为了照顾“奎克教授”兼研究所所长戴维・基林（David Keilin），因为他患有哮喘病。我则乐于找借口，在其高达58摄氏度的房间里多待一会儿，尽管马卡姆可能随时会嘲笑我，说如果我是喝英国啤酒长大的话，就不会搞得像现在这么狼狈了。不过这一次，他却一反常态地富有同情心，毫不犹豫地给了我一些病毒样品。想到克里克和我竟然会亲自动手做起烟草花叶病毒实验来，我不禁哑然失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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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所料，我拍摄出的第一批X射线照片，比别人发表的照片要模糊得多。而拍摄出一些勉强可用的照片，则需要花费我一个多月的时间。至于想拍摄出几张能够显示出螺旋结构的照片，更是难上加难。因此，整个2月，唯一使我感到快乐的事，就是杰弗里・拉夫顿（Geoffrey Roughton）在亚当斯路他父母家里举办的化装舞会。说来也怪，尽管拉夫顿认识许多漂亮姑娘，而且据说他在写诗的时候必须带着一只耳环，但克里克还是不愿意去参加这个舞会。幸运的是，奥迪尔不想失去这次机会。于是，我租了一套王政复辟时期的士兵服装和她一起去了。当我们挤进大门，穿过半醉半醒地跳着舞的人群时，我们就知道这次晚会有多么隆重盛大了，因为几乎一半在剑桥大学求学的外国女学生都来到了这里。[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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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后，又有人举办了一个“热带晚会”。奥迪尔很想去，部分是因为她参与了舞场的装饰，部分则因为这个舞会是由黑人发起的。克里克再次表示反对，事实证明，他的反对是明智的。参加舞会的人不多，舞场一大半都空着。我虽然在那里喝了几大杯酒，但是仍然没有什么兴趣在众目睽睽之下跳舞。更重要的是，我知道鲍林将在5月来伦敦参加由皇家学会组织的一个有关蛋白质结构的会议。谁也说不准他下一步要做些什么。他很可能会要求前去参观伦敦国王学院，这种前景令我们不寒而栗。[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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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700223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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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7 “DNA结构不是螺旋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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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鲍林没能来到伦敦。正当他在艾德威尔德（Idlewild）机场准备登机时，他的护照却突然被没收了。[98]据称是因为美国国务院不想让鲍林这种喜欢惹是生非的人在世界各地跑来跑去，散布一些政治丑闻，说什么今日主张遏制信奉无神论的赤色分子政治家就是昔日的投资银行家。如果不把鲍林控制在美国国内，他就很可能会在伦敦举行记者招待会，大谈特谈和平共处的好处。即使不给麦卡锡参议员有更多机会指责政府滥发护照、袒护激进分子，从而危害了美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国务卿艾奇逊（Acheson）的地位也早就岌岌可危了。这就是鲍林的伦敦之行无法实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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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件丑闻传到皇家学会时，克里克和我已经身在伦敦了。人们都认为这个消息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就算说鲍林在飞往纽约的飞机上生了重病无法前来伦敦，也比这个消息更容易被人接受。人们通常认为，阻止像鲍林这样著名的科学家出席丝毫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学术会议，只有俄国人才做得出。因为第一流的俄国科学家可能会想叛逃到富裕的西方去，但鲍林根本不会考虑叛逃的事情，因为他们全家都对加州理工学院非常满意。[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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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德威尔德机场的一个检查台，摄于20世纪40年代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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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院护照处处长露丝·希普利写给鲍林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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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鲍林真的自愿离开，加州理工学院校务委员会中的某些人肯定会感到非常高兴。每当他们拿起报纸，看到世界和平会议发起人名单中鲍林的名字赫然在列时，就会勃然大怒。他们一直希望能够让整个加州南部地区摆脱鲍林的不良影响。对于这种来自加州暴发户心中不可明状的愤怒，鲍林也是非常清楚的。他知道，这些人的外交知识主要来自《洛杉矶时报》。[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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