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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次会议发生的这种混乱情况，对于我们几个刚刚在牛津大学参加过普通微生物学会举办的“病毒繁殖性质”研讨会的人来说，实在不足为奇。“病毒繁殖性质”研讨会原定的主要报告人之一是卢里亚。可在他计划飞抵伦敦的前两周，他突然被告知将得不到护照。当然，与往常一样，国务院没有对这种不光彩行为给出任何解释。[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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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先驱考察者报》发表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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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鲁宾逊写给《泰晤士报》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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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里亚的缺席使我增加了一项工作——介绍美国噬菌体工作者近来的实验。幸运的是，我并不需要临时拼凑出一篇论文。因为在会议前几天，阿尔・赫尔希从冷泉港给我寄来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介绍了他们近来完成的实验。通过这些实验，赫尔希和玛莎・蔡斯（Martha Chase）阐明噬菌体感染细菌的关键特征是感染过程，就是病毒DNA进入寄主细菌体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蛋白质进入寄主细菌体，后一点最为重要。因此，他们的实验再一次强有力地证明，DNA才是基本遗传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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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卢里亚的名字和论文出现在了会后出版的论文集上，但是由于护照被扣，他实际上并没有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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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军情五处（Military Intelligence，简称MI5）保存的“威尔金斯档案”中的一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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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当我在会议上宣读赫尔希的长信时，400多位与会的细菌学者却几乎没有人感兴趣，安德烈・利沃夫（Andre Lwoff）、西摩・本泽（Seymour Benzer）和冈瑟・斯腾特显然是例外。他们从巴黎来，只在牛津大学短期逗留。他们都已经认识到赫尔希的实验非同小可，而且他们也相信，从那一刻起大家都应该更加重视DNA。然而，对绝大多数的与会者来说，赫尔希的名字仍无足轻重。而且，在知道我是美国人后，我满头乱蓬蓬的长发也无法让他们信服，谁知道我的科学判断力会不会像我的头发一样乱七八糟。[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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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莎·蔡斯和阿尔·赫尔希，摄于19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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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穿短裤的沃森在冷泉港，摄于19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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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德尔布吕克与安德烈·利沃夫在冷泉港，摄于19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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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植物病毒学者弗雷德里克・鲍登（F.C.Bawden）和诺曼・皮里（N.W.Pirie）操纵了这次会议。鲍登学识平平但为人非常圆滑，而皮里则信奉虚无主义。在这点上，其他与会者全都望尘莫及。鲍登和皮里两人根本不相信某些噬菌体有尾巴以及烟草花叶病毒有固定长度这类观点。我试图以施拉姆完成的实验为例来给皮里出个难题，他却干脆说这类实验本应停止进行。这个问题可能涉及政治，因此我没有继续争论下去，转而提出了一个不可能导致政治争议的问题：许多烟草花叶病毒颗粒的长度都是3 000埃，事实是否具有重要的生物意义？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而且我认为简洁的答案更可取。但是我的看法没有引起皮里的兴趣，因为他认定病毒太大了，它们的结构不可能被清晰地界定出来。[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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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鲍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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