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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克写给戴维·哈克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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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我发现克里克又比我提前来到了实验室。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把模型牢牢地固定在支架上，这样他就可以准确地读取原子间距了。当他在那儿把原子挪前挪后的时候，我则坐在办公桌边想着写投稿信的事情：如果要尽快宣布我们这个有趣的发现，我该用什么格式来写这封信呢？我想得入了神，没有注意到克里克已经显露出不满的神情，他要我帮他扶住模型，免得他在调整环形支架时模型会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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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这时我们才明白，以前我们对镁离子的重要性的强调根本就是搞错了大方向。看来，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坚持研究DNA的钠盐的思路似乎更正确一些。但说到底，既然糖-磷酸骨架是在外面的，那么究竟是哪种盐其实无关紧要。镁和纳这两种盐都能适用于双螺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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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临近中午的时候，布拉格爵士第一次看到了我们的模型。因为患了流感，他在家待了好几天。听说克里克和我提出了独创性的、对生物学可能有重大意义的DNA结构时，他正躺在床上养病。回到卡文迪许实验室后，他马上就来到了我们这儿，想亲眼看一看DNA模型。一看到模型，他立即就明白了双链之间的互补关系，他也理解为什么腺嘌呤与胸腺嘧啶、鸟嘌呤与胞嘧啶的等量关系是糖-磷酸骨架有规律地重复这种形态的必然结果。但他不了解查加夫定律。所以，我又向他介绍了一下DNA各种碱基含量相对比例的实验数据。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布拉格爵士越来越为这个模型在基因复制中的巨大潜在意义而感到兴奋。谈到有关X射线的证据时，布拉格爵士说，他明白我们为什么还没打电话告诉国王学院的研究小组。可是令他感到困惑不解的是，我们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征求过亚历山大・托德的意见。我们向他解释说，我们已经解决了有机化学方面的问题，但这仍然不能让他完全放心。虽然他也认为我们使用了错误的化学结构式的可能性非常小，但看到克里克的语速还是那么快，布拉格爵士觉得很难相信他会有足够的耐心放慢研究节奏，以保证掌握确切无误的证据。我们同意了这种安排，一旦把原子间距调整好就请托德过来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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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子间距的最后调整工作在第二天晚上完成了。由于缺乏准确的X射线证据，我们还不敢百分之百断定这个构型绝对正确。不过，这并没有太大关系。因为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证明，从立体化学的角度看，这种特定的两条链互补的螺旋结构是可能成立的。我们必须先证明这一点，否则别人可能会提出这样一种反对意见：虽然从美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构型非常优雅，但是糖-磷酸骨架的形状可能不允许这种结构存在。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种反对意见并不正确。随后，我们去吃饭的时候还互相打气道，这种结构是如此美妙，不可能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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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紧张的阶段已经过去了，我和富尔卡德一起去打了场网球。我告诉克里克，下午晚些时候我会写一封信给卢里亚和德尔布吕克，把发现双螺旋结构一事告诉他们。我们还约定让肯德鲁打电话告诉威尔金斯，让他来看看我和克里克刚刚发现了什么。我和克里克都不愿打这个电话，就在那天的早些时候，克里克刚刚收到威尔金斯通过邮局寄来的一封短信，信中说，他打算全力以赴研究DNA，并将把工作重点放在制作模型上。[17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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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金斯谈到“黑夫人”（富兰克林）的那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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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700223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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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28 来自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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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金斯看到我们的模型后，立刻就喜欢上了它。肯德鲁事先已经告诉过他，这是一个由腺嘌呤-胸腺嘧啶和鸟嘌呤-胞嘧啶碱基对连接成的双链模型。所以威尔金斯一走进我们的办公室，就开始研究起它的具体特征来。模型是双链而不是三链，这一点并没有使他觉得不妥，因为他知道现有的X射线证据并不能明确区分结构到底是双链还是三链。只见威尔金斯一声不响地盯着这个金属模型，克里克则站在旁边喋喋不休地谈论着这种模型应该会产生哪种X射线图像。不过，当他察觉到威尔金斯的愿望只是想好好看看这个双螺旋模型，而不是来听他讲演X射线结晶学理论的时候（因为这种理论威尔金斯自己早就掌握了），就突然闭口不语了。把鸟嘌呤及胸腺嘧啶看成酮式结构没有问题，如果看成其他结构则会破坏碱基对。威尔金斯对多诺霍的这个观点没有提出质疑，似乎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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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多诺霍、克里克、彼得和我共用一个办公室，竟然带来了这种意想不到的好处。对于这一点，我们彼此心照不宣。要不是多诺霍来剑桥大学和我们共处一个办公室的话，我很可能还在盯着“同类配对”结构穷追不舍。[180]由于威尔金斯的实验室里没有结构化学家，所以就没有人告诉他教科书上那些图片都是错的。多诺霍认为，除了他之外，恐怕只有鲍林才有可能做出正确选择，并且用正确的方法达到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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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DNA双螺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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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接下来的研究步骤就是对这个模型的预测衍射图谱与X射线的实验数据进行细致比较。威尔金斯返回了伦敦，临走时他说，这种关键的反射现象很快就能测度出来。他的言谈举止中没有流露出任何痛苦的迹象，这令我十分欣慰。在威尔金斯来访前，我一直担心他会因为我们夺走了本应全部归于他和他同事们的一部分荣誉而郁郁寡欢、情绪消沉。但是在他脸上我们没有找到丝毫惆怅之色。他的言谈举止十分克制，但在面对这个日后必将证明对生物学有重大意义的螺旋结构时，依然显得激动万分。[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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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伦敦仅仅两天后，威尔金斯就打电话告诉我们，富兰克林和他都发现他们的X射线数据为双螺旋结构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而他们正在抓紧时间把这些结果整理成文，与我们宣布碱基对的论文同时发表。《自然》杂志是快速发表科学创见的理想刊物。如果布拉格爵士和兰德尔两人都强烈支持这些文章的话，那么编辑在收到投稿后一个月内就可以发表了。但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小组要发表的文章并非只此一篇。除了威尔金斯和他的同事外，富兰克林和戈斯林也将单独发布他们的研究成果。[18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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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如此痛快地接受了我们的DNA结构模型，令我惊讶不已。我曾担心她那敏锐而又固执的头脑会将她自锢在她自己提出的反螺旋结构的陷阱之中，我还担心她会节外生枝地挖出各种无关事实，进而导致人们对双螺旋结构正确性的怀疑。然而，与其他人一样，她也立刻领悟到了碱基对的妙处，并且承认如此美妙的结构不可能有错。再者，在得知我们的模型之前，X射线证据已经迫使她不得不朝着螺旋结构的方向迈出了一步。骨架必须位于分子外部，这是她的X射线数据的必然“要求”。而且，只要承认氢键联结碱基对，她就没有任何理由对腺嘌呤-胸腺嘧啶和鸟嘌呤-胞嘧啶碱基对的独特性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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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和克里克对富兰克林的强烈反感也骤然消失了。一开始，我们十分犹豫不知该不该和她讨论双螺旋。我们担心她会像以前那样怒气冲天。但当克里克前往伦敦与威尔金斯讨论X射线图谱的细节时，就已经注意到富兰克林的态度改变了。克里克原本以为，富兰克林肯定不想与他有什么瓜葛，因此主要与威尔金斯进行了交谈。但是他慢慢发现，富兰克林希望在X射线结晶学方面得到他的建议，并打算彻底放弃以往那种毫不掩饰的敌意，代之以平等的讨论。因此到后来，富兰克林十分高兴地给克里克看了她的数据，克里克也因此第一次认识到，富兰克林关于糖-磷酸骨架位于分子外部的论断确实有着可靠的证据支持。她过去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的毫不妥协的言论，恰恰反映了她一流的学术水平，而不是一个迷茫的女权主义者感情用事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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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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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和戈斯林的一篇论文的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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