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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富兰克林的态度出现大转弯的原因在于，她认为我们构建分子模型代表了一种严肃的科学方法，而不是像那些逃避艰苦工作的懒汉一样从事着容不得半点虚假的科学事业。她很欣赏这一点。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富兰克林与威尔金斯以及兰德尔之间的冲突，是由于她想与共事者保持平等关系造成的。这一点很明显，她来到国王学院的实验室不久就向传统的等级观念提出了挑战，并因自己在结晶学方面的超卓才能得不到正式承认而大为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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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星期从加州理工学院来的两封信都提到了一个消息，即鲍林还没有开始考虑碱基对。第一封信是德尔布吕克写的，信中说，鲍林刚刚参加了一个研讨会。在会上讲演时，鲍林已经对自己的DNA结构模型做了一些修正。这与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有关：在他的同事科里精确测定原子间距前，鲍林和他的论文就已经发表了（就是此前寄到剑桥大学的那篇论文），但在等到科里完成了精确测量后，他们却发现有几处原子间距是错的，而且这种错误不是通过小修小改能够弥补的。[184]因此，即便是从简单的立体化学角度看，鲍林的结构模型也不现实。然而，他还想通过采纳同事弗纳・肖梅克的修改意见来挽回败局。[185]在修改后的结构中，磷原子旋转了45°，这样就可以使氧原子形成氢键。在鲍林讲演后，德尔布吕克告诉肖梅克，他仍然不认为鲍林是正确的，因为他刚刚收到我的信，知道我已经对DNA结构提出了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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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布吕克的评论立即传到了鲍林耳中。他很快就给我来了封信，信的第一部分暴露了他的紧张不安——信中没有直奔主题，只是邀请我去参加一个蛋白质会议，鲍林还决定在这个会议上增加一个讨论核酸的环节。不过，接下来他就有话直说了，他要求把我在给德尔布吕克的信中提到的美妙的DNA新结构的详细内容告诉他。读到这里，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我意识到在鲍林发表讲演时，德尔布吕克还不知道互补双螺旋的事，他所指的还是我后来放弃的同类配对观点。好在信件寄到加州理工学院时，我对互补碱基对的思考已经有了结果，不然的话，我就会处于一种可怕的境地：我将不得不告诉德尔布吕克和鲍林，说我写那封信完全是一时冲动，信中提及的想法其实刚刚诞生12个小时，而且仅仅存活了24个小时就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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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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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纳·肖梅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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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星期晚些时候，托德和他的几位年轻同事一起从化学实验室到我们这里进行了一次正式访问。在那之前的一个星期，克里克几乎每天都要向不止一个人“宣讲”这个结构模型的内容和重要意义。他的热情一直有增无减。每次当我和多诺霍看到克里克一边喋喋不休一边把一张张陌生的面孔领进办公室时，我们就会主动避到外面去，直到那些被说服了的客人们陆续离开，办公室重新恢复秩序之后，我们才回来继续工作。[186]但对于托德，我可不能采取这种态度，因为我希望他告诉布拉格爵士，我们完全在按照他指点的关于糖-磷酸骨架的化学常识行事。托德也赞同酮式构型，他说，他那些有机化学家朋友在画烯醇式基团结构时根据的其实是一些完全主观武断的理由。后来，他对克里克和我在化学方面的出色成就表示祝贺后就离开了实验室。[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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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和克里克在他们的DNA模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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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不久，我离开剑桥大学前往巴黎，准备在那里停留一个星期。与我同行的是鲍里斯・埃弗吕西和哈丽雅特・埃弗吕西，这次巴黎之行是几个星期前就安排好的，既然工作的主体部分已经完成，我没有理由推迟这次访问。这次访问使我有机会第一个把双螺旋结构告诉埃弗吕西和利沃夫实验室的工作人员。然而，克里克却对我这次访问很不高兴。他说，把有如此重大意义的工作中断整整一个星期，实在太久了。然而，我向来不喜欢那些要求我严肃认真的忠告，尤其是在肯德鲁刚给克里克和我看了一封查加夫的来信的情况下。那封信里提到了我们：查加夫想打听一下我们这两个科学界的“小丑”有没有搞出什么名堂。[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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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复制方式的示意图，前提是给定两条链上的碱基序列的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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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700223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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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29 我们的论文在《自然》上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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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林是从德尔布吕克那里第一次听说双螺旋的。在那封通报有关互补链信息的信件结尾，我要求德尔布吕克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鲍林。[189]我多少还有点担心我们会忙中出错，而且，我们暂时还不希望鲍林考虑碱基对的氢键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更多时间来消化我们的理论了。可我的请求没有得到德尔布吕克的重视，他把它告诉了他的生物学实验室中的每个人。德尔布吕克当然很清楚，几个小时之内这个消息就会从他的实验室传到鲍林的办公室。而且，鲍林也曾要求德尔布吕克一有消息就告诉他。更重要的是，德尔布吕克对科学研究中保守秘密的做法一向深恶痛绝，他不想让鲍林再为此事疑神疑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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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德尔布吕克一样，鲍林得知这个消息后也由衷地感到高兴。如果在其他情况下，鲍林肯定会为自己观点的优越性极力辩解。但这一次，鉴于自体互补DNA分子压倒性的重要生物学意义，他决定主动退出角逐。不过，在正式认输之前，他很想看看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小组得到的证据。鲍林希望在三个星期后，也就是在4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在前往布鲁塞尔参加一个关于蛋白质的索尔维会议途中，在伦敦短暂逗留时，可以看到这方面的材料。[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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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纳斯·鲍林参加索尔维会议时的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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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我刚从巴黎回来就从德尔布吕克的来信中得知，鲍林已经知道我们的DNA模型了。那个时候我们得到的支持碱基对的证据越来越多，所以也就不在乎了。我碰巧在巴斯德研究所得到了一个关键性信息。在那里，我遇到了格里・怀亚特（Gerry Wyatt），一名加拿大生物化学家。他知道许多有关DNA碱基比率的信息，并且刚刚分析过T2、T4和T6噬菌体的DNA。在过去两年以来，许多人都在传说这种DNA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性质，即缺少胞嘧啶。但是从我们的模型来看，这无疑是不可能的，因此怀亚特的发现就显得非常重要。怀亚特说，他和西摩・科恩（Seymour Cohen）以及赫尔希证明，这些噬菌体内含有一种修饰胞嘧啶，也就是5-羟甲基胞嘧啶。最重要的是，这种修饰胞嘧啶的数量与鸟嘌呤相等。既然5-羟甲基胞嘧啶与胞嘧啶一样，可以形成氢键，这就又为双螺旋结构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证据。还有一件事情也很令人高兴，那就是这些数据都非常精确，从而能够比以前的分析工作更加坚实有力地证明腺嘌呤与胸腺嘧啶数量相等、鸟嘌呤与胞嘧啶数量相等。[19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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