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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章的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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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人，本来是不应该知道自己被提名的。负责考察候选人并颁发奖项的瑞典科学院已经在他们的提名表上把这项政策说得非常清楚。但是雅克・莫诺却没有保守秘密，他告诉弗朗西斯・克里克，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一位工作人员，在1962年1月的时候要求他将克里克和我提名为该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候选人。[206]后来，克里克到哈佛大学来做一个讲座，当我们在一家中国餐馆吃饭的时候，他又把这个秘密透露给了我。不过他告诉我，我们不能再对任何人讲这件事了，免得消息又传回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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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瑟·科恩伯格“笑眯眯地看着自己手里拿的一个DNA双螺旋模型”，摄于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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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自从我们发现双螺旋结构之后，有关我们有朝一日肯定会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就传扬开了。在我母亲于1957年不幸去世之前，芝加哥大学著名的医生兼科学家查尔斯・哈金斯（Charles Huggins）就告诉她，我肯定会获得诺贝尔奖。[207]尽管一开始，许多人都怀疑“DNA复制是通过链的分离来完成的”这一说法，但是1958年完成的“梅塞尔森-斯塔尔实验”确切地证明了这种现象，此后这种置疑的声音就消失了。1959年，亚瑟・科恩伯格（Arthur Kornberg）与另一位科学家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瑞典科学院的这个决定本身就足以表明，他们丝毫不怀疑双螺旋结构的正确性。在得知自己获奖之后，科恩伯格特地拍摄了一张照片。在照片上，他笑眯眯地看着自己手里拿的一个DNA双螺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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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0月18日是宣布当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日子。那一天终于要来临了，我难免有些紧张。人们都在猜想，负责这个奖项的瑞典教授们征求了不止一个候选人提名，这说明他们在前期讨论过程中意见出现了分歧。在宣布获奖者的前一晚，我上床睡觉的时候还在想着，明天把我叫醒的应该是来自瑞典的某个电话吧。然而，提前把我吵醒的却是重感冒。一觉醒来，斯德哥尔摩那边的消息传来，我的心沉下去了。虽然身下垫着电热毯，但是我仍冷得瑟瑟发抖。我不想起床。直到上午8点15分，电话铃终于响了。我冲进隔壁房间抓起电话，听到了某家瑞典报纸的记者的声音，他告诉我，弗朗西斯・克里克、莫里斯・威尔金斯和我——詹姆斯・沃森，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问我感觉如何？我还能说什么呢？能说的当然只有：“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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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报：沃森在获得诺贝尔奖那天上午还在哈佛大学给学生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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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打电话给爸爸，然后又打电话给我妹妹，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们，并邀请他们陪我到斯德哥尔摩领奖。很快，我的电话就开始响个不停，朋友们纷纷向我发来了贺电，他们从早间新闻中获知了这个消息。很多记者也打来了电话，但是我告诉他们，我要等上午那堂病毒课结束之后才能接受采访，请他们到哈佛大学来找我。随后，我慢条斯理地吃完了早饭，当我走进教室时上课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大半。一进门，一大群学生和朋友就涌上前来，他们都在等着我。黑板上也写着一行大字：“沃森博士刚刚荣获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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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显然不想上病毒课了，于是我干脆跟他们谈起了我的感受。我告诉他们，当我们第一次发现碱基对如此完美地契合于DNA双螺旋结构的时候，我的感觉也像现在一样，既激动又得意。我还告诉他们，与莫里斯・威尔金斯一起分享这个殊荣也令我非常开心，因为正是在看到了他的A型DNA结晶X射线照片后，我们才认识到存在着一个非常规则的DNA结构有待我们去发现。如果不是因为发现了莱纳斯・鲍林提出的DNA结构模型中的错误而重新回过头去研究DNA的话，那么威尔金斯很可能会凭着自己的努力成为全世界第一个看到双螺旋结构的人。他在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去了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之后，就已经全身心地重新投入到了对DNA的研究中。获奖的消息传开之后，威尔金斯正在美国，他在斯隆-凯特琳研究院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而他的旁边就摆放着一个硕大的DNA模型。如果罗莎琳德・富兰克林还在世的话，诺贝尔奖最多只能由三个获奖者分享这个沿袭已久的规则也许会被打破。然而不幸的是，在双螺旋结构发现之后不到四年的时间，她就被确诊为卵巢癌，于1958年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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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0月18日，沃森在哈佛大学举行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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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课之后不久，我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我端着一杯咖啡，与来自美联社、合众国际社、《波士顿环球报》、《波士顿旅行家报》等媒体的记者侃侃而谈。后来，他们的报道又被全国各地的媒体转载。哈佛大学新闻办公室把相关的报道做成了剪报并发给了我。很多报道都配发了美联社的照片，照片中我或是站在讲台上讲课，或者手里拿着一个巴掌大的双螺旋演示模型——那还是我们1953年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制作的。现在，我已经有资格尽力表现得谦虚一点儿了，因此，在新闻发布会上，我故意不去讨论双螺旋模型的实际应用价值，反而轻描淡写地说，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我们的研究成果会对治疗癌症有帮助。当时，重感冒令我头脑昏沉、声音沙哑，于是我说：“我们甚至还没有办法对付一般的感冒。”10月19日出版的《纽约时报》引用了我的这句话。当有人问我准备怎么花这笔奖金时，我说，我可能会买个房子吧。可以肯定的是，我不会把钱花在类似集邮这样的业余爱好上。还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研究是不是意味着可以利用基因去“改善人类”，我回答道：“如果你想要一个聪明的孩子，那么你应该找一个聪明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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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多蒂（Paul Doty）和海尔格・多蒂（Helga Doty）在他们位于柯克兰的家中匆忙地举办了一个狂欢晚会，用以庆祝我的好运气。[208]在此之前，我已经与弗朗西斯・克里克在电话中交谈过，他说剑桥大学里也是一片喜气。[209]两天之内我收到了大约80封贺电；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内，我又收到了大约200封贺信。而这些信件都是需要一一回复的，我一时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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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克写给沃森的信，写于1962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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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蒂夫妇在收到香槟酒时开的收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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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布拉格爵士当时正因病住院，但他还是请秘书代笔给我写信表达了他的欢喜快慰。普西校长在他的来信中开天辟地第一次将我称为“沃森先生”，还异常客气地说：“考虑到你肯定会收到数之不尽的友好贺信，我这封贺信看来也许是多此一举了。”[210]我也收到了来自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M.Kennedy）非常及时的贺信，他说：“你们的贡献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科学成就之一。”我不禁想到，当初我支持哈佛大学的斯图尔特・休斯（Stuart Hughes）而不是爱德华・肯尼迪竞选参议员是不是错了？毕竟休斯可没有给我写贺信。[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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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除了贺信之外，还有一些信中表达了写信人自己的个人偏好。例如，有一个人从棕榈滩给我写了一封信，宣称近亲结婚是一切折磨人类的“大恶”的根源。我想，我可能最好给他写一封回信，问问他的祖先会不会就是近亲结婚的。更令人无奈也更奇怪的是一封来自帕果帕果的信，寄信人是一个年仅17岁的东萨摩亚少女，她在谢过主的恩慈之后就自报家门，说自己名叫“菲丝玛・沃森”（Vaisima T.W.Watson），她希望我和她的父亲托马斯・威利斯・沃森（Thomas Willis Watson）是本家，她的父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的一位军需官，在回到美国之后，女孩儿的母亲就再也联系不上他了。我在回信中说，沃森是一个很常见的姓氏，单单在波士顿的电话簿上就可以找到好几百个沃森姓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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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颁奖周很快就要到了。斯德哥尔摩给我寄来了一份简明的旅行指南。我和我邀请的客人都将入住格兰德饭店。我在那里的个人开销由诺贝尔基金会负责，此外，我还可以报销妻子和任意多个孩子在那里的食宿费用。前往斯德哥尔摩的旅费由我自己负责，所以诺贝尔基金会预支了一部分奖金给我，便于我购买机票。根据惯例，颁奖典礼将于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12月10日是诺贝尔的忌日，他于1896年在意大利圣雷莫去世，时年63岁。基金会那边希望我提前几天到达，以便参加两个招待会。第一个招待会是由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奖者举办的；第二个招待会则是由诺贝尔基金会为所有获奖者举办的，和平奖的获奖者除外，因为和平奖是由挪威国王在奥斯陆颁发的。在颁奖典礼及接下来在瑞典王宫举行的晚宴上，我都必须穿白色燕尾服、戴白色领结。在机场接待我的是瑞典外交部的一位初级官员，他将陪同我完成所有官方活动直至送我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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