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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那一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特别有意义，因为那年的化学奖颁给了约翰・肯德鲁和马克斯・佩鲁茨，以表彰他们在阐明血红蛋白和肌球蛋白的三维结构方面的卓越贡献。同一年度的生理学奖和化学奖被来自同一个大学同一个实验室的科学家包揽，这在诺贝尔奖历史上还是第一次。[212]肯德鲁和佩鲁茨获奖的消息，比我们获奖的消息要迟上几天才宣布。与他们获奖的消息同一天宣布的，还有俄罗斯裔理论物理学家列夫・兰道（Lev Landau）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不幸的是，在当时发生的一场可怕的车祸中，兰道的大脑遭到严重损伤，他不能来斯德哥尔摩领奖了。在我们发现双螺旋结构之后，俄罗斯籍的物理学家乔治・盖莫说，我让他想起了年轻时的兰道，这实在令我受宠若惊。[213]最后宣布的文学奖获奖者是著名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颁奖仪式之后，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举行的大型宴会上，斯坦贝克将会发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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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肯德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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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佩鲁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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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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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盖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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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多蒂，他是沃森在哈佛大学时的导师和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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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段日子里，有那么几天我迫不及待地期待着将于11月1日在白宫举行的一个国宴。我是在最后一刻才收到请柬的。虽然国宴是为卢森堡大公夫人举办的，但我更感兴趣的是，通过近距离观察总统夫妇（肯尼迪和杰奎琳）的言行举止，我才发现原来他们的气质和排场与王室相比毫不逊色。更何况六个月前，他们还非常优雅地对获得1961年诺贝尔奖的美国科学家表达了敬意和祝贺。因此我想，那天我可能会坐在杰奎琳身边呢。然而这些梦想都被古巴导弹危机无情地击碎了。1963年10月20日，约翰・肯尼迪总统发表了全国讲话。没有人会愿意一个人收听这种讲话。我紧张不安地跑到了多蒂家里，通过他们家那台屏幕较大的电视机收看肯尼迪发表演讲。演讲还没结束，我就明白了，形势原来如此严峻，因此我所期待的那个在政治上无关紧要的国宴肯定要被取消了。肯尼迪总统的注意力必定会集中到这些问题上来：面对美国对古巴的封锁，苏联是否会发动袭击。如果苏联发动袭击，那么核战争就迫在眉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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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之后的几天里，我开始担心自己是否能够顺利地在一个月之内抵达斯德哥尔摩。苏联可能会封锁柏林。令我感到高兴的是，不到一个月，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w）就让步了。但重新为卢森堡大公夫人安排国宴已经来不及了，不过，白宫方面仍然希望我在国宴上露面，于是邀请我参加12月举行的欢迎智利总统的午宴。收到白宫的来信时，我感到异常兴奋，但当我打开信封时心立刻凉了下来，因为午宴的日期与诺贝尔奖颁奖周相冲突。我只有寄希望于白宫以后举行国宴时仍会为我留一个席位。然而人都是健忘的，等新的一年到来后，我可能就不再是一个名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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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诺贝尔奖宣布前几个月，我就已经安排好要到芝加哥大学去一趟。但现在，这次旅行却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新闻事件，我还得见缝插针地到以前上学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去走走。那天与我一起到霍勒斯曼小学（Horace Mann Grammar School）故地重游的还有格雷塔・布朗（Greta Brown），我在5岁到15岁期间在那里上学，而布朗在那里担任校长一职。此前，布朗已经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我，回忆了我当年观察鸟类的情景，并为我人缘极佳的母亲在世时未能分享我成功的喜悦而感到难过。那天，我在母校讲演时，礼堂里坐满了人。站在讲台上，我又看到了公共事业振兴署留下的那些漂亮的大壁画。第二天，《芝加哥每日新闻》上的大标题《英雄归来》差不多占了整整一个版面，报道中还引用了一个老师对我的回忆：“我记得他个子很小，但是求知欲极其旺盛。”后来，在南岸高中（South Shore High School），我又对着更多的听众发表了一次演讲，听众中有我以前的生物老师多萝西・李（Dorothy Lee）。在高二的时候，她给了我非常多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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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在给霍勒斯曼小学的学生进行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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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我乘坐飞机前往了旧金山，到斯坦福大学发表科学演讲。随后，我又横渡海湾去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唐・格拉泽（Don Glaser）和邦妮・格拉泽（Bonnie Glaser）小聚。两年前，唐・格拉泽因为发明了气泡室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和邦妮・格拉泽原本已经定好了婚期，但为了能够以夫妻身份到斯德哥尔摩领奖，他们把婚期提前了。在写给我的贺信中，邦妮鼓励我去追求一位瑞典公主，她相中的是德西蕾公主（Desiree）。邦妮说，这位公主身材姣好、容貌俏丽，而且比她的两个姐姐更有内涵。既然谈到了这些，我就给他们讲了我收到的另一封来自加州理工学院一个朋友的贺信，著名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他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而且加了一句揶揄的话：“在那里，沃森邂逅了一位美丽的公主，从此他们永远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了一起。”[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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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费曼发给沃森的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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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沃森父亲和伊丽莎白的合影出现在了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宣传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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