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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天恰逢节日。中午，我们会喝一些当地出产的一种名为“地狱”的红酒；晚上，我们会喝乔的父母买来的泡沫异常丰富的意大利苏打白葡萄酒，幸亏有大量巧克力奶油蛋糕可以用于压胃，不然我可能会相当不适应。油腻的食物和大量葡萄酒看起来非常适合住在这个小酒店的大部分客人，因为他们都喜欢登山。早餐后，他们会慢悠悠地徒步到附近的一个补给站，那里有酒、意大利风干火腿、奶酪和水果等。午餐期间，他们就在那里观看配备了绳索等工具的专业登山者沿着裂缝从山顶上缓缓下行。而到了晚餐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脱下便于走山路的便服，换上需要佩戴领带的庄重礼服。但我是唯一的例外。幸运的是，没有人在意这一点。他们说，在美国登山时还要比这更加随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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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一个英雄。在当地，每逢星期日都有集市，出售各种各样的物品。我在集市上买了一把威力强大的水枪，并很快就利用它除掉了这个夏天困扰我们住在这个酒店的最大“祸害“——一个非常不受人欢迎的客人带来的一只讨厌的小狗。在我采取措施之前，这只小狗已经给客人们造成了很大的烦恼，它经常不停地狂吠，尤其是在我们饭后喝咖啡时，它的滋扰更是令人不胜其烦。我在水枪里装入了一些廉价香水（同样是在集市上买来的），向这只小狗发动了猛烈攻击。很快，它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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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贝托和我经常盯着葆拉看。她住在已出嫁的姐姐的一幢小房子里。每天她都会带着两个躺在婴儿车中的侄子，沿着村中唯一的街道散步，顺便买些面包和其他食物，有时一天要出来好几次。乔从来没有加入过我和阿尔贝托的行列，因为他认为葆拉并不漂亮，这令我们深感惊讶。乔是一个相当古板的人，他一直说只有我这种“科学家白痴”才会喜欢葆拉这种女孩儿。如果我听得懂葆拉的话，就会明白她不过是一个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分子”。但住在酒店中的其他客人并不认同乔的看法。相反，对于一个意大利女孩成了一个美国男子的梦中情人这件事，他们似乎乐见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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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乔、阿尔贝托和我走在哪条路上，我都会想，如果此时此刻走在我身边的是葆拉该有多好。阿尔贝托经常邀请葆拉和我们一起出去游玩，几经努力之后，葆拉终于同意了。那天下午，葆拉、我、乔、阿尔贝托以及他们的朋友加布里埃拉（Gabriella）相约一起去登山。但事与愿违，从那天发生的事情来看，如果只有乔、阿尔贝托和加布里埃拉陪我，情况要比那天好得多。无论是上山还是下山，葆拉一直都很活跃，她一边咯咯笑着，一边在与加布里埃拉和阿尔贝托打闹，我却插不上一句话。深感挫败的我只得与乔在一旁讨论噬菌体。阿尔贝托还精心安排让我和葆拉独处，可那几分钟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我与她之间只有尴尬的沉默，我间或憋出的一两句意大利语（那是我从一本为讲英语的游客准备的小册子中临时学来的），葆拉都无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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葆拉与加布里埃拉，摄于19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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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只得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这个在山区长大的“女朋友”就是一个16岁的假小子，她的父母连让她好好穿上一件女孩子的衣服也很困难。葆拉在学校里学过两年英语，这点英语已经足够让她与我们在酒店大堂里胡闹，或与我们比赛谁先爬上酒店后面的山峰。在她和家人回米兰前的那个晚上，我们穿上正装，手牵着手在掌声中走进了一家餐厅，以此来“巩固我们的关系”。最后，在一起分享了一个巨大的奶油蛋糕后，葆拉溜出去给我写了一张纸条，将它与她的离别礼物一起送给了我。礼物盒非常大，而且包装得非常艳丽，但打开之后，我才发现礼物原来是一只硕大的发簪（是因为我的头发很长吗），大家看到后发出了一阵爆笑。然后，大家唱着歌举着蜡烛，在山村的小街上游行，庆祝我和葆拉终于“订婚”了。哀怨动人的意大利山歌一直持续到夜深人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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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我就要回到炎热的波河流域了。然而就在下山前，我却在凯里吉奥村遇到了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女孩，因此，尽管满眼望去尽是群山，但我的思绪却飘回到了英国。这个女孩名叫希拉（Sheila），她的父亲是威尔士的工党议员吉姆・格里菲思（Jim Griffths）。在她面前，我又可以用常见于《经济学人》和《新政治家》的那些词汇了。事实上，在我刚来凯里吉奥村时，我们就知道对方会讲英语，但直到我离开的前一天，我们都没有好好交谈过。那天下午，作为我即将结束假期离开这里的一个仪式，我来到了希拉住的那户人家，邀请她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分享意大利白葡萄酒和巧克力蛋糕。在喝了好多瓶酒之后，我那些醉意朦胧的朋友们拿起纸笔，在希拉的注视下，记下了我引以为豪的那场“大胜”——手持水枪战胜了狂吠的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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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我的那些意大利朋友跌跌撞撞地爬上了床，我则拉着希拉的手回到了她住的小屋。在路上，需要去征服的那个世界突然浮现在了我的脑海中。布拉格爵士和富兰克林设置的障碍必须移除，不然就无法为下一代人开启生物学的新篇章。而玻尔、克里克和鲍林则在我的脑袋里乱成了一锅粥，我一直在试图向他们解释，我已经只剩下8个月了就25岁了。等到了那时，才想着要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就已经太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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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70022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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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附录3 沃森与默克奖学金委员会的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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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与默克奖学金委员会的争执比他在《双螺旋》一书披露的还要复杂得多。9月初，沃森就已经到卡文迪许实验室参观过了，并且已经与布拉格爵士和佩鲁茨达成了协议：将在10月初正式加盟卡文迪许实验室。在此之后，他才写信给拉普，解释他为什么要转到剑桥大学（拉普当时负责监督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所属的各种奖学金计划的实施）。我们现在只能看到这封信的一个没有标注日期的草稿，它应该是沃森在1951年10月初写的。在这封信中，沃森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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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无论是对基因学家，还是对化学家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在目前，对核酸的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研究，已经因如下事实遭遇到了严重的障碍：我们缺乏关于核酸结构的精确知识……我相信，如果我在下一个学术年度有机会到佩鲁茨博士的实验室研究和学习，那么我未来成为一名生物学家的前景将变得更加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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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没有得到批准的情况下私自变更研究方向、改变研究机构是一种违规行为，沃森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他不想说的另一点是，在提出申请之前，他已经采取了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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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卡非常热心地支持沃森的计划。1951年10月5日，卡尔卡写信告诉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他鼓励沃森（连同他的奖学金）在博士后研究第二年转到其他实验室。他强调，“……可以肯定的是，沃森的决定（在英国剑桥大学的马克斯・佩鲁茨博士的指导下学习）值得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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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沃森抵达了剑桥大学。他在10月9日写信给妹妹伊丽莎白说他已经住下来了，并且开始学习适应“……英国人的烹饪方法”。在写这封信之后，10月16日（沃森在那天又给伊丽莎白写了一封信）之前，沃森收到了一封来自拉普的信，这是他没有预料到的。于是，在10月16日写给伊丽莎白的信中，沃森写道：“……很显然，他们看完我的研究报告后，不明白为什么我想离开。我将把这一问题留给卢里亚去解决。他支持我跟佩鲁茨学习，因此，我知道他会为我争取的。我不想再担心这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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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写给拉普的信（草稿），写于195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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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里亚确实在为沃森争取。10月18日，卢里亚打电话给奖学金委员会新任主席保罗・韦斯，并于10月20日分别给韦斯和沃森写了一封信。在给沃森的信中，他告诉了沃森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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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卢里亚表示他会告诉委员会，是他说服沃森去剑桥大学的。同时卢里亚也曾向沃森承诺，自己将出面去和奖学金委员会沟通，所以现在这种情况不能怪沃森，他会承担起责任来。其次，沃森必须说服奖学金委员会，他到剑桥大学后的研究工作与在哥本哈根时的研究工作密切相关，都是对病毒的研究。沃森应该说自己急于与肯德鲁和莫尔蒂诺研究所的罗伊・马卡姆设计一种研究病毒的新方法，因此才来到了剑桥大学，以此来说服韦斯，自己实际上并没有改变研究计划。马卡姆当时正在研究萝卜黄花叶病毒，找马卡姆当挡箭牌是一个好计谋。马卡姆也默许了，虽然他认为这是“……美国人不懂得如何正确行事的一个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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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里亚承认，这些手段绝对算不上光明磊落，因此，“……你一定要记住，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确实有些不道德。英国人在这种问题上甚至可能比美国人还要古板。你一定不能让委员会知道你已经到了英国，这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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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里亚于10月20日写给韦斯的信以对沃森的高度评价开头：“沃森是我和加州理工学院的德尔布吕克博士一直十分看重的一个青年才俊，我们把探索新的、出乎大多数人意料的方法，发现病毒繁殖和生物大分子复制奥秘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个大男孩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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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对此，卢里亚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