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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和肯德鲁提交给默克奖学金委员会的最终报告是在1953年3月7日的一次会议上完成评审的。沃森报告的标题是《在剑桥大学莫尔蒂诺研究所的时光》（Cambridge Period at the Molteno Institute），他在报告中介绍了自己“在剑桥大学与弗朗西斯・克里克合作研究烟草花叶病毒结构”的情况。这份报告中根本没有提到DNA的事情。这是默克奖学金委员会和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的重大损失！如果不是韦斯的官僚主义作派，他们本可以宣称发现双螺旋结构是由他们的资助计划取得的重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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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德鲁向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极好地刻画了沃森的个性，并对沃森的科研能力做出了预见性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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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我们认为沃森是我们实验室里最能激发他人思考的同事。他有无数深刻独到的原创性思想，而且能够提出极具创造性的方法对这些思想进行检验。他表现出了极其强大的解决问题的内驱力，尽管前方困难重重，他的目标却从未动摇。毫无疑问，沃森是个能力非常出众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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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肯德鲁给出了以下“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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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的成功应更多的归功于他在原创思想和实验设计方面的杰出天赋，而较少是因为他是一个执着而耐心的‘耕耘者’。他的弱点主要在于缺乏一定的系统和规则意识，使用物理仪器的能力也有所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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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我们想起了克里克也曾开玩笑地提到过，他打算写一本自己的《双螺旋》，而开篇第一句将是：“沃森的双手很笨拙，只要看看他剥橘子的样子，任何人就都能看出这一点了。”肯德鲁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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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再重复一遍，沃森的科学研究能力已经达到了最高水平。如果像他这样水平高超的人能够留在我们实验室，作为我们的同事，我们将深感幸运。我相信，沃森是一个拥有根本性原创思想的人，他在科学界的前途无可限量。而只有那些真正具有独创性的人，才能成为科技进步的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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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附录4 《双螺旋》的写作与出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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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8年于英国出版的第一版《双螺旋》的封套上，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和小说家斯诺（C.P.Snow）写了如下推荐语：“在文学史上，从来没有一本书能够像这本书这样，把创造性的科学如何发生的感觉真真切切地传递给阅读它的人。它将会为非科学界的读者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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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斯诺曾写信给弗朗西斯・克里克，敦促他以普通读者为对象写一本回忆发现DNA结构过程的书。克里克在回信中表明，他对这样一本书很看好（“我认为写这样一本书的想法极好”），但是不知道怎样完成这样一本书更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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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样一本书有两种方法，要么是由某一位科学家来写（您的建议就是如此）；要么是由作家来写，他可以先与所有有关的科学家谈一谈。我认为，最理想的人选就是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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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克接下来指出了由某一位科学家来写这种书的困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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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自己，我有点首鼠两端。关于我们如何发现DNA结构的过程，我已经谈过好几次了。但是要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不仅仅涉及时间问题（写这样一本书肯定要花费很多时间），还涉及很多其他人（沃森、威尔金斯等），所有内容都必须经过核对，并得到他们的同意。因此，我不能违心地说自己很想写这样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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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克和斯诺不知情的是，沃森当时已经开始动笔写了，而且他这本书（即后来以《双螺旋》为名出版的这本书）的第一行已经写好并打算不再改动了：“我从来没有看见弗朗西斯・克里克表现出过谦虚谨慎的态度。”这句话是前一年夏天他在位于伍兹霍尔的艾伯特・森特-乔尔吉的家中写下的。事实上，在发现DNA双螺旋结构后不久，沃森就已经考虑过想写这样一本书了，但直到那年春天在纽约国宾大酒店（Ambassador Hotel）发表了一次演说后，这种冲动才终于转变成了实际行动。那一次，他代表自己和没能到场的克里克接受了一个奖项，沃森在晚餐后发表演说时，以幽默和自嘲的口吻回忆了他们发现DNA的过程。正如他后来在回忆这个场景时所说的：“我的坦率令在场听众喜出望外，因此引发了多次哄堂大笑，结束后有听众称赞说，我的演说令他们有身临其境之感，似乎亲身经历了发现DNA的那个重大历史时刻。”沃森从来没有过克里克在给斯诺的信中表达的那些顾虑。恰恰相反，他认为自己应该以一种别出心裁的风格把这个故事写出来，这就是后来被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定义的“非虚构小说”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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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一年沃森实在太过繁忙（他就是在那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只写了开头一章就搁下了，这一搁就是近一年时间。直到1963年夏天，沃森又提笔写了两三章。他当时正忙于他那本非常有影响的教科书《基因分子生物学》（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Gene）的定稿和出版事宜，因此《双螺旋》又被放到了一边，直到教科书的事情已有定案为止。剩下章节中的大部分内容是在1965年夏天完成的，当时沃森正在休假，他离开哈佛大学来到了剑桥大学，住在西德尼・布伦纳为他在国王学院安排的房子里。最后一些章节则是沃森在圣诞节期间在位于苏格兰卡罗代尔的米奇森家中完成的。沃森回到剑桥大学使得他可以就书中所述的许多细节与克里克当面核对。而且，这本书中的许多章节也是由克里克的秘书代为打字的。但克里克对这本书的心理却非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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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最初为这本书定的书名是《诚实的吉姆》。这个书名源于1955年威利・西兹与沃森在阿尔卑斯山相遇时的一句话。不过，这个书名也可以说是在向金斯利・埃米斯（Kingsley Amis）的《幸运的吉姆》以及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吉姆老爷》致敬。这两本书中刻画的内容也反映在了沃森的书中，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学术界的氛围，而沃森在书中对人物的刻画，也有埃米斯笔下人物的影子。《诚实的吉姆》这个书名一直未变，直到最后出版时才被换成了《双螺旋》。而人们对沃森此书与艾米斯的《幸运的吉姆》的比附甚至已经延伸到了这样的程度：埃米斯对诗人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的长期情人莫妮卡・琼斯（Monica Jones）的描述，与沃森对罗莎琳德・富兰克林的描述颇有些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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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关注到沃森此书的出版机构是霍顿・米夫林（Houghton Mifflin）出版公司，他们通过私人关系看到了部分手稿。但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的律师却透露，该公司对此书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担心书中对克里克等人的描述可能会引发诉讼。沃森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他说：“在这种极端回避风险情绪的主导下，霍顿・米夫林公司很快就将不敢继续出版罗杰・托里・彼得森（Roger Tory Peterson）的新版《鸟类图鉴》了。”而下一个出版机构看上去要可靠得多（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如此）——哈佛大学出版社，其社长汤姆・威尔森（Tom Wilson）一看到这本书就立即喜欢上了它，而且他一直坚决支持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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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知哈佛大学出版社准备出版此书后不久，沃森前往伦敦邀请了彼得・鲍林和其他一些年轻的科学家，包括晶体学家托尼・诺思（Tony North），在位于多佛尔街闻名遐迩的惠勒鱼餐厅吃午饭。鲍林和其他人当时都在英国皇家学会工作，而英国皇家学会当时的主席正是劳伦斯・布拉格爵士（他于1954年离开了卡文迪许实验室）。酒过三巡，沃森把书稿给了在座的人看，并坦诚自己担心布拉格爵士会有何反应。这时，诺思提议为什么不干脆请布拉格爵士为此书写序呢？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但实施起来却有一定的困难。不过，几个月后，沃森还是找到了机会，决心鼓起勇气跟布拉格爵士戳破此事，并请他为《诚实的吉姆》写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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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沃森住在日内瓦，他特意分两次前往伦敦见布拉格爵士，第一次把《诚实的吉姆》的书稿拿给了他看，第二次则问他可不可以为此书写序。布拉格爵士在刚开始读的时候果然发火了，但在通读了全书并和他的妻子爱丽丝讨论后，他的情绪渐渐冷静了下来。慢慢地，布拉格爵士体会到了沃森这本书的价值。最终，他同意为它写序，甚至还开玩笑地说，他既然同意写序，那么以后就不能以诽谤的罪名起诉沃森了（这是一个传言，现已无法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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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动布拉格爵士写序，对这本书来说意义之大无可估量。如果布拉格爵士没有为沃森写序，那么这本书无法出版的可能性就会大增。因为如果布拉格爵士不支持的话，他就很可能会站到克里克和威尔金斯那一边，即加入到坚决反对此书出版的那些人的行列中去。当然，如果这本书无法出版，那么受到损失的肯定不只有沃森一人。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克里克和威尔金斯为什么要反对这本书的出版，他们又是怎么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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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差不多同一时期，沃森把完整的书稿发给了克里克并征求他的意见。在这个阶段，克里克的抱怨还主要集中在此书的内容是否完全符合事实，克里克的第一反应非常明确。他说：“我只关注事实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同意书稿中的其他内容。沃森在书中对很多问题都给出了判断，但我认为有不少都是错误的，因此这不仅仅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事实问题（1966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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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克此时的担忧还主要是书稿内容的准确性，原则上他并不反对将其出版。另外，克里克对书名也不甚满意。他觉得《诚实的吉姆》这种说法可能会给读者造成一个错误的印象，即沃森独自一人贡献了“诚实的真相”。但当沃森建议用《碱基对》来取代《诚实的吉姆》时，克里克的反对更加强烈了起来（1966年9月27日）：“我肯定，你会看到人们将把两个人等同于其中一个碱基对，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我要允许这样一本把自己变成一个‘碱基’的书出版。”事实上，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面对这个更加糟糕的选择，克里克对《诚实的吉姆》的看法也变了：“就个人而言，我认为《诚实的吉姆》是一个优秀的书名。我看不出你有什么理由不喜欢自己被称为‘诚实的人’……你不用再想别的书名了，还是用原来的《诚实的吉姆》吧。”但出版机构对《诚实的吉姆》以及其他备选书名也不甚满意，最终，沃森同意采用这个没有什么明显感情色彩的《双螺旋》作为这本书的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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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离发出上述讨论书名的信仅仅一个星期之后，克里克对此书的批评的性质就变得完全不同了。他不再关注书中的具体内容，而是从根本上反对这本书的出版。克里克的态度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大转弯，无疑与莫里斯・威尔金斯有关。在看到沃森的书稿后，威尔金斯专程拜访了克里克。威尔金斯不但从一开始就坚持反对出版这本书，而且他还试图激发更多人的愤慨情绪，建立一个“反沃森”联合阵线。因此，在1966年10月3日，克里克再次给沃森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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