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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沃森在1951年9月写给他妹妹的一封信中对布拉格爵士的描述比本书中更加细致：“布拉格是一位身材矮小，有点发胖的人，看到他，你也许会想起毕林普上校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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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娜神庙俱乐部是1824年创立于伦敦的一个绅士俱乐部，初创会员都是专业人士，特别是科学家、工程师和医生，后来又进一步扩展到牧师、作家、艺术家和律师。达尔文和狄更斯等人都是其中的会员。佩鲁茨曾经说过，他自己和肯德鲁的工作，就是在雅典娜神庙俱乐部里面定下来的： “按照传统的方式，布拉格爵士与皇家护理院（NCR）的主席爱德华·梅兰比爵士（Sir Edward Mellanby）在雅典娜神庙俱乐部共赴午宴。布拉格爵士对梅兰比爵士解释说：‘肯德鲁和我的工作相当于探险寻宝，成功的机会非常渺茫；但是，一旦成功了，我们的研究结果就意味着，人类可以在分子的尺度上洞察生命的奥秘。虽然即使我们真的成功了，这个成果要想产生实际的收益（例如，研制出新的药物）仍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梅兰比爵士表示，他愿意承担这个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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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卡尔卡表示强烈支持沃森改变计划的这封信是写给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默克奖学金委员会的拉普（C.J.Lapp）博士的，标明的日期是1951年10月5日。在信中，卡尔卡这样写道：“事实证明，沃森博士拥有良好的判断力，能够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研究项目，因此，对于他提出去剑桥大学在佩鲁茨博士的指导下学习的申请，应该予以全力支持，我对这一点确信无疑。”同时，沃森也向奖学金委员会递交了申请。这件事情的后果在几个月后才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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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沃森在写给他妹妹的一封信中说（1951年10月16日）：“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离开哥本哈根，所以不批准我前往剑桥大学的计划……我已经给卢里亚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希望我与佩鲁茨一起工作，所以我知道他一定会为我出力的。我已经不再担心这个问题了。”在稍后写给他妹妹的另一封信中（1951年11月28日），沃森说他已经搞清楚了，这个新任主席就是保罗·韦斯（Paul Weiss），一名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奥地利细胞生物学家。沃森还说，韦斯对他的计谋非常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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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卢里亚在这封信中列出了韦斯和美国国家科学研究会默克奖学金委员会所需要做的所有事情。对于沃森写给美国国家科学研究会默克奖学金委员会的信，卢里亚很不以为然：“你真是个混蛋！看你写了封什么信！实在愚不可及。”卢里亚还特别指出，沃森的字写得实在太糟糕了，他以这样一段发自肺腑的话结束了这封信：“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读你的信了，除非你是用打字机写的，明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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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对于在剑桥大学的第一个住处，沃森一开始就怀疑自己住不长久。他在1951年10月9日写给他妹妹的信中说：“我住的房间虽然没有什么特别，但好在足够大。然而我怀疑，我可能住不了多长时间，因为房东似乎希望保持绝对安静，她对我经常在晚上10点30分以后回家相当不满。一旦找到更好的住处，我将毫不犹豫地搬离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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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给他妹妹的另一封信中（写于1952年1月28日，但沃森误记为1951年1月28日），沃森表示，住的事情已经有所改观了：“我的住所虽然有些不稳定，但比以前好。我现在与约翰·肯德鲁住在一起，虽然这是一栋几乎没有装修过的房子，但是这里的气氛很愉快，与以前每天听苛刻的女房东唠叨的日子相比，现在的日子好过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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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尽管居住的环境比较恶劣，但是沃森很快就发现，自己非常享受在剑桥大学的文化生活，正如他于1951年11月4日写给妹妹的一封信中所说：“表面上剑桥大学非常安静，这是你可以想象到的。一到晚上，所有的商店都早早关门，这里也根本不存在像皇家咖啡馆这样的酒吧。然而，这里的生活并不平淡（或不一定平淡）……上星期四晚上，我到当地剧院看了艾略特（T.S.Elliott）的《鸡尾酒会》（Cocktail Party）。我必须承认，我并不是很喜欢这个戏剧，但是这个晚上我确实过得很开心。艾略特用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的方法，我觉得难以令我满意，尤其是我没有成为一名圣徒的想法。也许，该剧更适合阅读而不是观看现场演出。从看电影的角度来说，剑桥大学也相当不错，因为这里差不多有八家电影院，其中至少有两家是专门放映国外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类影片的，我发现自己没有太多时间去看。明天晚上，迈拉·赫斯（Myra Hess）将举行奏鸣曲独奏音乐会。下个星期，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的《夏日烟云》（Summer and Smoke）也将在艺术剧院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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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沃森在写给德尔布吕克的一封信中（1951年12月9日）热情地称赞了克里克：“研究小组中最有意思的成员是一个名叫弗朗西斯·克里克的研究生……无疑，他是我曾经合作过的最聪明的人，也是最接近鲍林那类人的一个人……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和讨论。我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是在他的房子里度过的（他有一位非常迷人的法国妻子，是一位出色的厨师）。我发现，只要和克里克在一起，我的思维就会大大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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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克也明确指出了与沃森不断讨论的重要性：“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沃森被一只网球打死了，我自己一个人是不可能解决DNA结构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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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肯德鲁是从1947年开始研究肌红蛋白的，肌红蛋白的大小相当于血红蛋白的1/4。一直到1952年，在检测了海豹、企鹅和儒艮等无数动物的肌红蛋白后，肯德鲁终于发现，抹香鲸肌红蛋白的结晶体可以进行X射线衍射分析。1958年，肯德鲁发表论文，公开了（低分辨率的）肌红蛋白结构。1962年，肯德鲁与马克斯·佩鲁茨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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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亚历山大·托德是剑桥大学的有机化学教授。托德以合成维生素B#1#和B#12#而出名，并在1957年荣获诺贝尔化学奖。20世纪50年代初，托德致力于研究核苷酸问题，他说明了核苷酸是如何联结成多核苷酸链的问题。对比一下第48页弗洛伦丝·贝尔（Florence Bell）与威尔金斯和戈斯林拍摄的照片，就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分辨率差距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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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0世纪20年代，阿斯特伯里与威廉·亨利·布拉格爵士一起在皇家研究院工作。1928年，阿斯特伯里来到了利兹大学，对各种自然物质（例如，煤炭、毛发和豪猪刺）的结构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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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伦丝·贝尔于1937年加入阿斯特伯里的研究团队，她也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和曼彻斯特大学物理学系工作过。1939年，她因在DNA领域的研究被授予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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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在写给妹妹的一封信中（1951年11月14日），沃森这样描述威尔金斯：“……他看上去挺快乐的，有时又显得有点搞笑，因为他所走的每一步，都必须踏准‘中间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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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质量较高的DNA结晶”是由瑞士科学家鲁道夫·塞纳（Rudolph Signer）为威尔金斯准备的。在富兰克林将这些结晶DNA占为已有后，威尔金斯转而使用由埃尔文·查加夫（Erwin Chargaff）制备的DNA，但他发现这些样品根本不能产生结晶纤维，这令他非常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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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马克斯·佩鲁茨和布拉格爵士的这项研究后来于1952年分为三篇论文公开发表。唯一一处对克里克的帮助表示感谢的地方出现在其中一篇论文中：“我们感谢……克里克先生和赫胥黎先生的帮助，后者拍摄了一些本文所需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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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伦敦大学学院的物理学实验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停用，它必须与北威尔士大学学院（即现在的班戈大学）物理学系共用研究设施。克里克被征召入伍，进入了海军研究实验室，并被分配到了水雷设计部门，专门负责设计地雷的导管，他在这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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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希尔是著名生理学家，19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是他建议克里克研究生物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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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托马斯·皮格·斯特兰韦斯（Thomas Pigg Strangeways）于1905年创办了一家研究型医院，并于1912年创办了斯特兰韦斯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建筑被有意地设计为住宅的形式，以便在实验室陷入资金困境时转为住宅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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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在阿瑟·休斯（Arthur Hughes）担任主任的斯特兰韦斯实验室，克里克研究过细胞质的粘度。在组织培养液中的细胞会捕获铁颗粒，而用磁体可以使这些铁颗粒在细胞质里面移动。克里克在《实验细胞研究》上发表了两篇论文，一篇是与休斯合作的实验研究，另一篇是他本人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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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在听说克里克将会从事蛋白质结构研究后，希尔给他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希尔安慰自己说：“……与确实知道生命物质的性质是什么的人在一起是一件好事。”克里克在佩鲁茨的指导下进行的研究，是试图对含水量不同的各种结晶体用X射线技术进行分析，以此来搞清楚血红蛋白的结构。他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X射线衍射：多肽和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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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布拉格爵士将克里克视为希尔的“门生”。在一封写给希尔的信中（日期为1952年1月18日），布拉格爵士表达了他对克里克的担忧：“我很担心他（克里克）……我担心的是，我们几乎不可能让他定下心来安安静静完成任何工作。我怀疑他是否已经准备了足够的材料去申请博士学位……他本来应该在今年获得博士学位……我想采取一些措施，帮助他走上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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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弗拉基米尔·范德是一位捷克的晶体学家，他后来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月球物质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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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科克伦之所以不愿提出螺旋理论，是因为他“……确信不可能用X射线衍射的方法确定蛋白质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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