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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富兰克林声称，她才是DNA项目的负责人，她未来的老板约翰·兰德尔写给她的信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从这封信上面标明的日期（1950年12月4日）来看，它是在富兰克林到达伦敦国王学院之前就写好的。正如布伦达·马多克斯（Brenda Maddox）所描述的，这封信“……措辞非常巧妙，许多话都说得模棱两可……它被塞入了一大推半真半假的含义，不久之后，这些含义会在富兰克林面前突然‘爆发’出来……它改变了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这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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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德尔告诉富兰克林，她的主攻方向将是DNA，而不是蛋白质，这种方向的转变正是威尔金斯一再敦促兰德尔的。兰德尔还告诉她，参与DNA项目的人，只有她和他的博士生雷蒙德·戈斯林，后者是一个博士生，当时戈斯林正跟随威尔金斯从事研究工作。兰德尔声称自己没有和威尔金斯讨论过这些安排，尽管这封信的内容暗示，他已经这样做了。 威尔金斯则在多年之后才知道这封信的存在。当富兰克林来到伦敦国王学院时，他正在外地度假，因此没有参加将戈斯林正式调配给富兰克林的那个会议。2003年，威尔金斯的回忆录正式出版，关于这封信，他是这样写的：“我的观点非常明确：兰德尔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他在没有和我们通气的情况下，就给富兰克林写了这封信，告诉她，斯托克和我打算中止利用X射线研究DNA的项目。当戈斯林和我发现了一个明确的晶体X射线图谱后，我们非常渴望继续这项研究工作。而且我在度假期间就已经决定，接下来我将停止其他所有的研究，全身心地投入到对DNA的研究中去。如果说，兰德尔真的认为我不想继续利用X射线对DNA进行研究，那么他就是在欺骗自己，这也许是因为他太想参与到DNA研究中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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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虽然伦敦国王学院的休息室被分隔成了男用和女用两间，但是在兰德尔所在的系，这种“性别歧视”的情况并不存在。雷蒙德·戈斯林在2010年的一个电台节目中也提到：“兰德尔的实验里有许多女性。”另据霍勒斯·弗里兰·贾德森（Horace Freeland Judson）的统计，在1952年12月生物物理学部在册的31位科学家中，女性科学家就占了8位，而且其中一位霍诺尔·费尔（Honor Fell）还担任了资深生物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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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伦敦国王学院的这种情况并不是令当时的富兰克林觉得不如意的唯一原因。她刚刚从法国巴黎回到英国，与巴黎相比，英国似乎在很多方面都显得阴郁沉闷，无论是天气还是战后单调的建筑，又或是整个社会氛围。在1952年3月1日写给朋友安妮·塞尔（Anne Sayre）的一封信中，富兰克林曾经这样写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我的祖国，在我这样一个从国外归来的人眼中显得如此可怕……坦率地说，我觉得我更喜欢自己成为一个有趣的人，但那是在法国，不是在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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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布鲁克林理工学院（后更名为纽约大学理工学院）的杰拉尔德·奥斯特（Gerald Oster）曾经在1951年8月9日告诉鲍林：“我希望你们给伦敦国王学院的兰德尔教授写一封信（地址是河岸街）。兰德尔的同事威尔金斯博士告诉我，他已经得到了一些质量很高的核酸的纤维照片。”威尔金斯把鲍林的信转给了兰德尔，然后由兰德尔亲自于1951年8月28日写了一封信回绝了鲍林。在给兰德尔的回信中，鲍林这样写道：“很显然，奥斯特博士得到了错误的信息。在与我讨论时，他告诉我，威尔金斯绝对没有对X线照片进行进一步解释的计划。对此，我当然有些吃惊，但在吃惊之余，我认为他的建议还是值得一听的，因此我就给你写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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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威尔金斯对物理学的厌恶与他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经历有关。在1942年至1946年间，“曼哈顿计划”雇用了数百位科学家（包括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其他学科领域的专家）。威尔金斯当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具体的任务是利用天然铀制备铀235（用于生产原子弹）。像利奥·西拉德（Leo Szilard）等科学家一样，面对科学知识被用来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现实，威尔金斯觉得在道德上无法接受，他毅然决定离开物理学领域，转而从事生物学研究。“曼哈顿计划”中，负责铀分离项目的是澳大利亚物理学家哈里·马西（Harrie Massey），他建议威尔金斯读一下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一书。克里克也认识马西，那还是在马西前往伯克利之前，当时马西是矿山设计部的主管。根据沃森的说法，克里克阅读《生命是什么》一书，也是缘于马西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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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这个小型国际学术研讨会是1951年5月22日至25日在那不勒斯举行的“原生质的亚显微形态国际研讨会”，在会议上发表演讲的学者包括阿斯特伯里（W.T.Astbury）、赫尔曼·卡尔卡（H.M.Kalckar）、威尔金斯和普雷斯顿（R.D.Pre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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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沃森之所以被印第安纳大学吸引，主要是因为赫尔曼·穆勒（Hermann Muller）在那里。穆勒因发现X射线能够加快突变速度而获得了194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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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沃森认为，赫尔曼·穆勒对果蝇遗传学的研究已经过时了，因此他决定转投萨尔瓦多·卢里亚门下攻读博士学位，这样他就能切入最前沿的研究领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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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40年12月，卢里亚和德尔布吕克在费城初次相遇就一见如故。他们从1941年夏天开始在冷泉港实验室合作研究噬菌体。次年，他们又在冷泉港实验室合作开设了课程，讲授研究噬菌体的技术。他们的批判性思考的研究风格，成了噬菌体研究小组最主要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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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沃森初到冷泉港实验室时，那里有两个研究机构，生物学研究所（创办于1890年）和华盛顿卡内基研究院的遗传学研究所（创办于1912年，作为实验演化研究的工作站）。这两个研究机构的主任都是米罗斯拉夫·德梅雷茨（Milislav Demerec）。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尔·赫尔希（Al Hershey）和芭芭拉·麦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都在遗传学研究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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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沃森向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RC）申请的是由默克公司提供赞助的博士后奖学金，默克奖学金委员会于1950年3月18日批准其申请，沃森因此获得了3 000美元的研究津贴和500美元的差旅费津贴。此后，沃森的奖学金又获批准延期，但是如本书附录3所述，他最终还是违背了默克奖学金委员会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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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卡尔卡与妻子维贝克（Vibeke）分开后，与自己实验室的博士后研究人员芭芭拉·赖特相恋并结婚。1949年，沃森在加州理工学院时见过赖特。沃森、赖特、冈瑟·斯腾特和沃尔夫·韦德尔还曾经一起去野营，沃森和赖特还因此被卡特琳娜岛的警察短期羁押。沃森给德尔布吕克写了一封长信（写于1951年3月22日），谈到了卡尔卡的婚姻问题和这个事件给实验室的整体气氛造成的影响，他写道：“在此期间，卡尔卡的实验室弥漫着一种近乎病态的氛围，但是我很难向您描述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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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那不勒斯动物研究所是厄恩斯特·黑克尔（Ernst Haeckel）的学生安东·多恩（Anton Dohrn）于1872年创办的，它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从胚胎入手探索进化关系的研究人员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一到春夏两季，许多学者都会到那里租用“桌子”（实验台），这其中包括了摩根（T.H.Morgan）、汉斯·德里施（Hans Driesch）、爱德华·威尔逊（E.B.Wilson）和哈里森（R.G.Har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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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938年，约翰·兰德尔在伯明翰大学任教时，威尔金斯成为他的博士研究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兰德尔连同哈利一起开发了腔磁控管，这是雷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战争结束后，兰德尔于1944年去了圣安德鲁斯大学，然后又于1946年成为伦敦国王学院的物理学惠斯通讲席教授。与此同时，威尔金斯随兰德尔一起来到圣安德鲁斯大学，后来又来到国王学院。兰德尔是一个成就非凡的管理者，根据威尔金斯的描述，兰德尔“拥有强大的企业家才能”，他推动其麾下的科学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即便这些科学家的研究领域他本人并不感兴趣。兰德尔简直太成功了，以至于国王学院的校长有一次甚至公开抱怨，兰德尔得到的来自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MRC）的资助太多了，而且他的生物物理研究所的成果甚至扭转了学院的整体研究方案。在国王学院，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资助的生物物理实验室是物理系实验室的一部分，而兰德尔兼任这两个实验室的主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枚大型德国炸弹命中了国王学院的院子，摧毁了物理系的各个实验室。战后，这些实验室得到重建，并于1952年重新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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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沃森这种悲观的态度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与会的学者们所报告的无非是这样一些东西：“交叉横纹肌的流变学及其显微结构解释”“橡碗的细胞壁-细胞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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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半个多世纪之后（2012年），戈斯林回忆起自己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时的情景，仍然十分感慨：“当我第一次看到那些离散的衍射斑点时，心灵确实受到了震撼。威尔金斯和我喝了几杯雪利酒，那原本是他藏在档案柜底层，专门为贵宾留的！我意识到，如果DNA是遗传物质，那么我们刚刚证明了这种遗传物质可以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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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沃森并不是唯一一个认为“未来在伦敦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并不存在”的人。结束那不勒斯会议回到伦敦国王学院后，威尔金斯对戈斯林说了沃森的事情（威尔金斯把沃森描述为一个身材瘦长的美国年轻人）。他对戈斯林说，如果沃森到伦敦国王学院找他，就告诉沃森“威尔金斯先生在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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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948年，鲍林在牛津大学任客座教授期间病倒了，不得不卧床休息，为了消磨时间，他决定想办法解决α-角蛋白的结构问题。利用关于键长和键角的已知化学原理，他在一张纸上画出了一条多肽链，然后将纸折叠起来，使相应的组排列好形成氢键。不过，一直到1951年，鲍林一直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一个结构模型，在此之前，他的研究小组已经完成了对α-螺旋模型的精炼和细化工作——他们已经精确地确定了氨基酸的结构和小肽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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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鲍林的写作风格对沃森的影响，或许可以从沃森和克里克发表的第二篇关于DNA的论文中看出来，该论文1953年6月发表于《自然》杂志，其起首句为“活细胞中的DNA的重要性无可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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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在一封写于1951年8月9日的信中，卢里亚告诉沃森，他已经与前来印第安纳大学访问的肯德鲁谈过了，他说，肯德鲁“急于找到一个像你这样的人，而且他有职位空缺，资金也很充裕”。肯德鲁告诉佩鲁茨，沃森将会与他取得联系。卢里亚认为，与其他人相比，例如阿斯特伯里（利兹大学）和伯纳尔（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佩鲁茨和肯德鲁显然“更加可靠”。更重要的是，“剑桥大学的化学和物理都很强，那里也有很多遗传学家，其中罗伊·马卡姆（Roy Makham）是个大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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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沃森在1951年7月14日给他妹妹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现在更加肯定了，我明年会去剑桥大学。”沃森决定先到剑桥大学，再理清与美国科学研究委员会默克奖学金委员会之间的纠葛，这个决定导致他在到剑桥大学后前六个月的日子相当难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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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脊髓灰质炎国际会议于1952年9月在哥本哈根举行。在会议期间，尼尔斯·杰尼（Niels Jerne）在家中举行派对。沃森坐在地板上，他身边是弗洛伦斯·戈德瓦瑟（Florence Goldwasser）。在沃森的左边，尼尔斯·杰尼手里举着一杯啤酒。在后面的沙发上，坐着奥莱·马勒，他的手臂环抱着伊丽莎白·沃森。从同一个派对的其他一些照片上（拍自不同的角度）引以了解到，赫尔曼·卡尔卡和芭芭拉·赖特落到了镜头的左侧之外。尼尔斯·杰尼后来成了一位著名的免疫学家，并于1984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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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佩鲁茨发现，如果α-螺旋模型是正确的，那么这种螺旋就应该会在1.5埃处产生一种特有的反射，这种反射应该出现在沿多肽链重复的氨基酸上。为此，佩鲁茨在镜头上加装了合适的圆筒状薄膜，并以马毛为样本，发现了可以证实鲍林模型的反射。佩鲁茨在1951年6月30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报告了这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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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沃森对剑桥大学的第一印象在他于1951年9月写给妹妹伊丽莎白的一封信中有着生动的描述。写这封信时，他已经与佩鲁茨见过面，正在回哥本哈根的路上。很明显，沃森在第一眼看到剑桥大学时就被它迷住了：“剑桥大学的各个学院都是最好的，这也是我从未见过的最美丽的城市……我相信，我肯定会非常喜欢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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