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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对于在剑桥大学的第一个住处,沃森一开始就怀疑自己住不长久。他在1951年10月9日写给他妹妹的信中说:“我住的房间虽然没有什么特别,但好在足够大。然而我怀疑,我可能住不了多长时间,因为房东似乎希望保持绝对安静,她对我经常在晚上10点30分以后回家相当不满。一旦找到更好的住处,我将毫不犹豫地搬离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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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给他妹妹的另一封信中(写于1952年1月28日,但沃森误记为1951年1月28日),沃森表示,住的事情已经有所改观了:“我的住所虽然有些不稳定,但比以前好。我现在与约翰·肯德鲁住在一起,虽然这是一栋几乎没有装修过的房子,但是这里的气氛很愉快,与以前每天听苛刻的女房东唠叨的日子相比,现在的日子好过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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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尽管居住的环境比较恶劣,但是沃森很快就发现,自己非常享受在剑桥大学的文化生活,正如他于1951年11月4日写给妹妹的一封信中所说:“表面上剑桥大学非常安静,这是你可以想象到的。一到晚上,所有的商店都早早关门,这里也根本不存在像皇家咖啡馆这样的酒吧。然而,这里的生活并不平淡(或不一定平淡)……上星期四晚上,我到当地剧院看了艾略特(T.S.Elliott)的《鸡尾酒会》(Cocktail Party)。我必须承认,我并不是很喜欢这个戏剧,但是这个晚上我确实过得很开心。艾略特用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的方法,我觉得难以令我满意,尤其是我没有成为一名圣徒的想法。也许,该剧更适合阅读而不是观看现场演出。从看电影的角度来说,剑桥大学也相当不错,因为这里差不多有八家电影院,其中至少有两家是专门放映国外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类影片的,我发现自己没有太多时间去看。明天晚上,迈拉·赫斯(Myra Hess)将举行奏鸣曲独奏音乐会。下个星期,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的《夏日烟云》(Summer and Smoke)也将在艺术剧院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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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沃森在写给德尔布吕克的一封信中(1951年12月9日)热情地称赞了克里克:“研究小组中最有意思的成员是一个名叫弗朗西斯·克里克的研究生……无疑,他是我曾经合作过的最聪明的人,也是最接近鲍林那类人的一个人……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和讨论。我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是在他的房子里度过的(他有一位非常迷人的法国妻子,是一位出色的厨师)。我发现,只要和克里克在一起,我的思维就会大大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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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克也明确指出了与沃森不断讨论的重要性:“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沃森被一只网球打死了,我自己一个人是不可能解决DNA结构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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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肯德鲁是从1947年开始研究肌红蛋白的,肌红蛋白的大小相当于血红蛋白的1/4。一直到1952年,在检测了海豹、企鹅和儒艮等无数动物的肌红蛋白后,肯德鲁终于发现,抹香鲸肌红蛋白的结晶体可以进行X射线衍射分析。1958年,肯德鲁发表论文,公开了(低分辨率的)肌红蛋白结构。1962年,肯德鲁与马克斯·佩鲁茨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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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亚历山大·托德是剑桥大学的有机化学教授。托德以合成维生素B#1#和B#12#而出名,并在1957年荣获诺贝尔化学奖。20世纪50年代初,托德致力于研究核苷酸问题,他说明了核苷酸是如何联结成多核苷酸链的问题。对比一下第48页弗洛伦丝·贝尔(Florence Bell)与威尔金斯和戈斯林拍摄的照片,就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分辨率差距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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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0世纪20年代,阿斯特伯里与威廉·亨利·布拉格爵士一起在皇家研究院工作。1928年,阿斯特伯里来到了利兹大学,对各种自然物质(例如,煤炭、毛发和豪猪刺)的结构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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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伦丝·贝尔于1937年加入阿斯特伯里的研究团队,她也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和曼彻斯特大学物理学系工作过。1939年,她因在DNA领域的研究被授予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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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在写给妹妹的一封信中(1951年11月14日),沃森这样描述威尔金斯:“……他看上去挺快乐的,有时又显得有点搞笑,因为他所走的每一步,都必须踏准‘中间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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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质量较高的DNA结晶”是由瑞士科学家鲁道夫·塞纳(Rudolph Signer)为威尔金斯准备的。在富兰克林将这些结晶DNA占为已有后,威尔金斯转而使用由埃尔文·查加夫(Erwin Chargaff)制备的DNA,但他发现这些样品根本不能产生结晶纤维,这令他非常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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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马克斯·佩鲁茨和布拉格爵士的这项研究后来于1952年分为三篇论文公开发表。唯一一处对克里克的帮助表示感谢的地方出现在其中一篇论文中:“我们感谢……克里克先生和赫胥黎先生的帮助,后者拍摄了一些本文所需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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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伦敦大学学院的物理学实验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停用,它必须与北威尔士大学学院(即现在的班戈大学)物理学系共用研究设施。克里克被征召入伍,进入了海军研究实验室,并被分配到了水雷设计部门,专门负责设计地雷的导管,他在这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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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希尔是著名生理学家,19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是他建议克里克研究生物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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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托马斯·皮格·斯特兰韦斯(Thomas Pigg Strangeways)于1905年创办了一家研究型医院,并于1912年创办了斯特兰韦斯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建筑被有意地设计为住宅的形式,以便在实验室陷入资金困境时转为住宅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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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在阿瑟·休斯(Arthur Hughes)担任主任的斯特兰韦斯实验室,克里克研究过细胞质的粘度。在组织培养液中的细胞会捕获铁颗粒,而用磁体可以使这些铁颗粒在细胞质里面移动。克里克在《实验细胞研究》上发表了两篇论文,一篇是与休斯合作的实验研究,另一篇是他本人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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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在听说克里克将会从事蛋白质结构研究后,希尔给他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希尔安慰自己说:“……与确实知道生命物质的性质是什么的人在一起是一件好事。”克里克在佩鲁茨的指导下进行的研究,是试图对含水量不同的各种结晶体用X射线技术进行分析,以此来搞清楚血红蛋白的结构。他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X射线衍射:多肽和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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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布拉格爵士将克里克视为希尔的“门生”。在一封写给希尔的信中(日期为1952年1月18日),布拉格爵士表达了他对克里克的担忧:“我很担心他(克里克)……我担心的是,我们几乎不可能让他定下心来安安静静完成任何工作。我怀疑他是否已经准备了足够的材料去申请博士学位……他本来应该在今年获得博士学位……我想采取一些措施,帮助他走上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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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弗拉基米尔·范德是一位捷克的晶体学家,他后来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月球物质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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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科克伦之所以不愿提出螺旋理论,是因为他“……确信不可能用X射线衍射的方法确定蛋白质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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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克里克和前妻多琳·多德(Dorren Dodd)1940年2月18日结婚,当年12月,他们的儿子迈克尔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里克大多数时间都留在哈文特的军方机构里,与家人分隔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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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后来,在评论沃森的《双螺旋》手稿时,克里克这样写道:“我一直认为政治这件事很无趣,当然,对那些消息灵通的局内人来说是另一回事。因此,我们从未订过任何一种日报,你在早餐时当然也就看不到《泰晤士报》了。”(摘自1966年3月31日克里克写给沃森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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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根据《牛津英语词典》,“宝贝”(“popsy”)是对年轻女孩的昵称,它最早出现于1862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可爱少女与馅饼》(Pippins&Pies)的童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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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对一个漂亮女子会对克里克产生的影响,奥迪尔曾经这样描述过:“她一出现,就令克里克语无伦次。他竭尽全力想引起她的注意,这个想法压倒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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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后来,科克伦写道:“实验证据并非来自佩鲁茨的血红蛋白照片。”事实是,在那之前,布拉格爵士曾经给过科克伦一些聚谷氨酸甲酯晶体,科克伦利用它们拍摄了一些照片,得出了可以检验自己和克里克计算结果的实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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