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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对于在剑桥大学的第一个住处，沃森一开始就怀疑自己住不长久。他在1951年10月9日写给他妹妹的信中说：“我住的房间虽然没有什么特别，但好在足够大。然而我怀疑，我可能住不了多长时间，因为房东似乎希望保持绝对安静，她对我经常在晚上10点30分以后回家相当不满。一旦找到更好的住处，我将毫不犹豫地搬离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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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给他妹妹的另一封信中（写于1952年1月28日，但沃森误记为1951年1月28日），沃森表示，住的事情已经有所改观了：“我的住所虽然有些不稳定，但比以前好。我现在与约翰·肯德鲁住在一起，虽然这是一栋几乎没有装修过的房子，但是这里的气氛很愉快，与以前每天听苛刻的女房东唠叨的日子相比，现在的日子好过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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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尽管居住的环境比较恶劣，但是沃森很快就发现，自己非常享受在剑桥大学的文化生活，正如他于1951年11月4日写给妹妹的一封信中所说：“表面上剑桥大学非常安静，这是你可以想象到的。一到晚上，所有的商店都早早关门，这里也根本不存在像皇家咖啡馆这样的酒吧。然而，这里的生活并不平淡（或不一定平淡）……上星期四晚上，我到当地剧院看了艾略特（T.S.Elliott）的《鸡尾酒会》（Cocktail Party）。我必须承认，我并不是很喜欢这个戏剧，但是这个晚上我确实过得很开心。艾略特用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的方法，我觉得难以令我满意，尤其是我没有成为一名圣徒的想法。也许，该剧更适合阅读而不是观看现场演出。从看电影的角度来说，剑桥大学也相当不错，因为这里差不多有八家电影院，其中至少有两家是专门放映国外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类影片的，我发现自己没有太多时间去看。明天晚上，迈拉·赫斯（Myra Hess）将举行奏鸣曲独奏音乐会。下个星期，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的《夏日烟云》（Summer and Smoke）也将在艺术剧院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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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沃森在写给德尔布吕克的一封信中（1951年12月9日）热情地称赞了克里克：“研究小组中最有意思的成员是一个名叫弗朗西斯·克里克的研究生……无疑，他是我曾经合作过的最聪明的人，也是最接近鲍林那类人的一个人……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和讨论。我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是在他的房子里度过的（他有一位非常迷人的法国妻子，是一位出色的厨师）。我发现，只要和克里克在一起，我的思维就会大大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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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克也明确指出了与沃森不断讨论的重要性：“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沃森被一只网球打死了，我自己一个人是不可能解决DNA结构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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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肯德鲁是从1947年开始研究肌红蛋白的，肌红蛋白的大小相当于血红蛋白的1/4。一直到1952年，在检测了海豹、企鹅和儒艮等无数动物的肌红蛋白后，肯德鲁终于发现，抹香鲸肌红蛋白的结晶体可以进行X射线衍射分析。1958年，肯德鲁发表论文，公开了（低分辨率的）肌红蛋白结构。1962年，肯德鲁与马克斯·佩鲁茨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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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亚历山大·托德是剑桥大学的有机化学教授。托德以合成维生素B#1#和B#12#而出名，并在1957年荣获诺贝尔化学奖。20世纪50年代初，托德致力于研究核苷酸问题，他说明了核苷酸是如何联结成多核苷酸链的问题。对比一下第48页弗洛伦丝·贝尔（Florence Bell）与威尔金斯和戈斯林拍摄的照片，就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分辨率差距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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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0世纪20年代，阿斯特伯里与威廉·亨利·布拉格爵士一起在皇家研究院工作。1928年，阿斯特伯里来到了利兹大学，对各种自然物质（例如，煤炭、毛发和豪猪刺）的结构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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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伦丝·贝尔于1937年加入阿斯特伯里的研究团队，她也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和曼彻斯特大学物理学系工作过。1939年，她因在DNA领域的研究被授予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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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在写给妹妹的一封信中（1951年11月14日），沃森这样描述威尔金斯：“……他看上去挺快乐的，有时又显得有点搞笑，因为他所走的每一步，都必须踏准‘中间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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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质量较高的DNA结晶”是由瑞士科学家鲁道夫·塞纳（Rudolph Signer）为威尔金斯准备的。在富兰克林将这些结晶DNA占为已有后，威尔金斯转而使用由埃尔文·查加夫（Erwin Chargaff）制备的DNA，但他发现这些样品根本不能产生结晶纤维，这令他非常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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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马克斯·佩鲁茨和布拉格爵士的这项研究后来于1952年分为三篇论文公开发表。唯一一处对克里克的帮助表示感谢的地方出现在其中一篇论文中：“我们感谢……克里克先生和赫胥黎先生的帮助，后者拍摄了一些本文所需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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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伦敦大学学院的物理学实验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停用，它必须与北威尔士大学学院（即现在的班戈大学）物理学系共用研究设施。克里克被征召入伍，进入了海军研究实验室，并被分配到了水雷设计部门，专门负责设计地雷的导管，他在这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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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希尔是著名生理学家，19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是他建议克里克研究生物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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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托马斯·皮格·斯特兰韦斯（Thomas Pigg Strangeways）于1905年创办了一家研究型医院，并于1912年创办了斯特兰韦斯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建筑被有意地设计为住宅的形式，以便在实验室陷入资金困境时转为住宅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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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在阿瑟·休斯（Arthur Hughes）担任主任的斯特兰韦斯实验室，克里克研究过细胞质的粘度。在组织培养液中的细胞会捕获铁颗粒，而用磁体可以使这些铁颗粒在细胞质里面移动。克里克在《实验细胞研究》上发表了两篇论文，一篇是与休斯合作的实验研究，另一篇是他本人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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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在听说克里克将会从事蛋白质结构研究后，希尔给他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希尔安慰自己说：“……与确实知道生命物质的性质是什么的人在一起是一件好事。”克里克在佩鲁茨的指导下进行的研究，是试图对含水量不同的各种结晶体用X射线技术进行分析，以此来搞清楚血红蛋白的结构。他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X射线衍射：多肽和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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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布拉格爵士将克里克视为希尔的“门生”。在一封写给希尔的信中（日期为1952年1月18日），布拉格爵士表达了他对克里克的担忧：“我很担心他（克里克）……我担心的是，我们几乎不可能让他定下心来安安静静完成任何工作。我怀疑他是否已经准备了足够的材料去申请博士学位……他本来应该在今年获得博士学位……我想采取一些措施，帮助他走上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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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弗拉基米尔·范德是一位捷克的晶体学家，他后来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月球物质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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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科克伦之所以不愿提出螺旋理论，是因为他“……确信不可能用X射线衍射的方法确定蛋白质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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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克里克和前妻多琳·多德（Dorren Dodd）1940年2月18日结婚，当年12月，他们的儿子迈克尔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里克大多数时间都留在哈文特的军方机构里，与家人分隔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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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后来，在评论沃森的《双螺旋》手稿时，克里克这样写道：“我一直认为政治这件事很无趣，当然，对那些消息灵通的局内人来说是另一回事。因此，我们从未订过任何一种日报，你在早餐时当然也就看不到《泰晤士报》了。”（摘自1966年3月31日克里克写给沃森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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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根据《牛津英语词典》，“宝贝”（“popsy”）是对年轻女孩的昵称，它最早出现于1862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可爱少女与馅饼》（Pippins＆Pies）的童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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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对一个漂亮女子会对克里克产生的影响，奥迪尔曾经这样描述过：“她一出现，就令克里克语无伦次。他竭尽全力想引起她的注意，这个想法压倒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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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后来，科克伦写道：“实验证据并非来自佩鲁茨的血红蛋白照片。”事实是，在那之前，布拉格爵士曾经给过科克伦一些聚谷氨酸甲酯晶体，科克伦利用它们拍摄了一些照片，得出了可以检验自己和克里克计算结果的实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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