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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后来，克里克给沃森写过一封信，否定了《双螺旋》里提到的这个细节，他说，那天晚上没有女人出席品酒会这一事实根本无关宏旨：“我清楚地记得，我是在完成了基本计算之后才去参加那个品洒会的。因此，你说女人不在场我就会有好运，这个结论根本没有事实根据。”（摘自克里克于1966年3月31日写给沃森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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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富兰克林讲演的前一天，沃森在写给他父母的一封信中，谈到了他那个时期的时间安排，其中也包括参加富兰克林的研讨会这件事：“星期六晚上，我到三一学院参加了一个相当出色的派对，直到星期日我才完全摆脱了参加派对的那种感觉。昨天晚上，我到布拉格教授家里参加聚会，喝了一些雪利酒；后来又到国王学院听了一个人类遗传学讲座。明天我会去伦敦，听伦敦国王学院的一个研究者讲核酸。星期四，我还打算听两个不同的生物化学方面的讲座。下星期一，我可能会与我们实验室的其他人一起去牛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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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虽然罗莎琳德·富兰克林给沃森留下了非常糟糕的第一印象，但是其他证据表明，她绝非总是如此。从照片来看，她在法国时显然要快乐得多。即便是到了伦敦国王学院之后，其他人也能够看到她除了好斗和不快乐之外的另一面：她是一个成熟稳重、衣着得体的同事。2010年，当年正在伦敦国王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雷蒙德·戈斯林在接受BBC四频道《今天》（Today）节目的采访时说道：“他（沃森）从未看到过富兰克林与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出去约会的情景。富兰克林其实有着非常丰富的社交活动，而且比我们其他人都高出一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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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上图是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实验记录的一部分。她当时正在做关于“发胀”的DNA的实验。在1951年12月完成的类似实验中，她分析了各种不同湿度的DNA，发现DNA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干的”（A型），另一种“湿的”（B型），这一区分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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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对自己在伦敦国王学院的同事确实没有太大热情。她在1952年3月1日写给朋友安妮·塞尔的一封信中直言不讳地写道：“这些年轻人大多都是相当不错的，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是特别突出的。在比较资深的研究人员中，有一两个人也挺好，与他们相处非常愉快，但是仅限于研究工作上，他们只是希望别人不会觉得不舒服。其他中层和高层都明显表现出了排斥的态度，而决定这里的总基调的正是这些人。我有自己的计划，所以我几乎不与他们打什么交道，这样有些事情会好办一些，但是我在这里的日子就变得特别乏味了。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在这里找不出一个拥有一流头脑的人，甚至连头脑较好的人也找不到，因此我找不到可以讨论问题的人，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其他方面。我非常希望能够为一个值得我尊重，并能够给我适当激励的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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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直到1955年，著名遗传学家达林顿（C.D.Darlington）仍然这样写道：“根据沃森和克里克的研究，DNA通常是以双链核苷酸序列的形式存在于染色体内，如果将每一条链与另一条链分开的话，其中一条链能够作为另一条链组装时的模板。从这一点来看，DNA似乎是一个自给自足的遗传结构，而蛋白质至少从机制上看处于下级结构。但是很明显，我们并不需要采取这样一种极端的观点：平等和对等是可以想象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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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许多著名科学家都会定期参加电台和报纸组织的讨论会，探讨社会、政治和思想问题。例如，朱利安·赫胥黎就是BBC电台（以及后来的BBC电视台）《智囊》节目的常客。在这个节目中，学者们组成一个小组，就听众（观众）提出的问题展开辩论。又如，约翰·伯顿·桑德森·霍尔丹（J.B.S.Haldane）也在《工人日报》上开设了专栏。而伯纳尔（J.D.Bernal）也撰写了许多面向大众的文章和通俗著作，涉及政治和科学领域的众多主题，其中也包括生命的起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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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在沃森和克里克来牛津大学拜访霍奇金的那个时候，霍奇金已经花了整整15年的时间研究胰岛素的结构了，后来，她差不多又花了15年（直到1969年），才最终确定了胰岛素的结构，不过在那之前，她已经因为解决其他重要大分子的结构问题，如盘尼西林和维生素B#2#，于1964年获得了诺贝尔奖。她的导师（及某个时期的情人）是绰号“圣人”的伯纳尔，当时他们两人有着相同的政治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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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克里克对沃森转述的研究内容非常失望，“……部分是因为，由于沃森误解了富兰克林所用的结晶学术语……例如，沃森将‘非对称单元’（asymmetric unit）和‘晶胞’（unit cell）混淆了起来”。克里克也知道，沃森收集的DNA含水量数据明显太低了，而众所周知，纳离子是高度水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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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布拉格爵士等人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刊》上的论文，讨论了多肽的构型问题。他们走入了死胡同，因为他们假设每个转角的肽单元数量必须是整数。此外，他们的模型中也没有包含“肽键是平面型的”这个关键性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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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951年7月，卡文迪许实验室举行了一个题为“疯狂探索”（what mad pursuit）的研讨会，在会上，克里克否定了他的同事们提出的用来解决血红蛋白结构的大部分方法。在他后来出版的同名回忆录中，克里克说，他的所作所为“令布拉格怒不可遏。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新人，竟然告诉实验室里这些经验丰富的X射线结晶学家，他们在做的事情基本上不可能获得任何有用的结果，包括布拉格本人在内。X射线结晶学这个领域是布拉格本人开创的，他已经在它的最前沿耕耘了将近40年之久。虽然我对这个领域很了解，我本人也确实比较唠叨，但这些事实对平息布拉格的怒火并没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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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化学键的本质》一书第一版于1939年面世，它有史以来第一次将量子力学思想综合进了对化学键的研究当中。甫一面世，就成为经典书目，不但被圈内的科学家广泛引用，而且被许多大学用作高层次化学课程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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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沃森对米奇森及其家族成员的印象很好。回到剑桥大学当天，他就给妹妹写信“报告”了这次见面的情况（1951年11月28日）：“今天，我在牛津大学过了一个非常开心的周末。我与玛格达伦学院的一位年轻的动物学家一起喝了茶，我们聊得很投机。我这位新朋友是霍尔丹的侄子，他几乎和他声名卓著的叔叔一样聪明。他的母亲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小说家，父亲是一名工党议员。很显然，他们家族非常富有。他们在苏格兰有一间很大的别墅，我可能会接受他们的邀请去那里过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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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沃森在写给德尔布吕克的一封信中，也说自己想成为一名牛津大学的教授（1951年12月9日）：“在牛津大学，我参观了玛格达伦学院，在教授公用休息厅吃了一餐饭；那里有一个规矩，吃早餐时任何人都不能说话。正餐结束后，我在‘高桌’上喝了波尔多葡萄酒，这种经历很难用笔墨描述，但是我确实非常希望成为其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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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克里克与克莱塞尔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结识的，当时他们两人都在为英国海军部从事秘密工作。像克里克一样，克莱塞尔也是一个思维敏捷且风格尖锐激烈的辩论家，他们两人对模糊不清的观点都同样毫不留情，也从来没有耐心在批评时表现得彬彬有礼（“会不会是这样：有些人之所以愚蠢，是因为他们总是很客气；而有些人之所以总是很客气，是因为他们原本就很愚蠢？”）。克莱塞尔是默多克的多年好友，同时也是维特根斯坦很器重的学生。无论是在私人生活中，还是在学术探索中，克莱塞尔一直都在鼓励克里克，他们两人的深厚友谊维持了半个多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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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肯德鲁是在1948年与伊丽莎白结婚的，伊丽沙白是肯德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一位密友的遗孀。伊丽莎白本人也是一位物理学家。他们在1956年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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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沃森借鉴了斯文·弗尔伯格对胞嘧啶核苷结构的研究。1949年，弗尔伯格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质量较高的论文。弗尔伯格是一位挪威的物理化学家，曾经在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的伯纳尔实验室工作过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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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克里克读的这本小说是玛格丽特·布拉德（Margaret Bullard）著，哈米什·汉密尔顿出版社1952年出版的《天堂中的鲈鱼》（A Perch in Paradise）。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也非常喜欢这本小说。1952年4月10日，在写给布拉德的一封信中，罗素这样写道：“如果剑桥真的如你所说的那样，那么它肯定会成为一个更加有趣的地方。我的本科就是在剑桥大学读的，那还是在19世纪90年代初。在那个时代，我们都是严格的禁欲主义者，与你小说中的角色完全不同。无论如何，我认为你的小说很有意思，阅读它是一个愉快的经历。我希望它能够成为剑桥生活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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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直布罗陀巨岩是一块“海角石”，它有约430米高，位于西班牙的边界，守护着地中海入口。自1713年《乌得勒支条约》签订以来，它就落入了英国之手。尽管直布罗陀巨岩屡遭围攻，但是它从未易主，因此在这里借用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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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伊弗雷姆·埃西格是一位伊朗裔经济学家，他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忠实追随者。当时，伊弗雷姆·埃西格正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的论文的主题是货币理论史。后来，他成了牛津大学瓦德汉学院的教师，在那之前，他先到联合国工作了一段时间。他结婚非常迟——直到74岁才结婚。根据他的讣告，他曾经是“一个有很多女朋友的不知悔改的男子”。结婚6年之后他就去世了，享年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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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这是克里克在富兰克林的研讨会举行后不久写的一份备忘录的第一页，它列出了沃森和他自己接下来设计DNA结构时的指导原则。与富兰克林的观点相反（她认为实验数据才是最重要的），他们将会尝试“结合最低限度的实验事实”，不过，克里克同时也承认“某些结果对我们有所启发”。克里克强调，必须注意不要轻易否定一个模型，“因为有些困难到了后面的阶段将会自动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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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亚历山大·托德于1929年到德国法兰克福从事研究，攻读博士学位，他在自传中描述了一场曾经参加过的决斗。那是在某天的凌晨5点，他们进行决斗的目标是在对手脸上造成一个伤口。决斗结束后，所有参加决斗以及见证决斗的人一起来到附近的一家小酒馆，“大喝特喝啤酒，尽管当时还是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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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0年后，在回忆起如何提出自己的螺旋衍射理论时，斯托克斯是这样描述的：“……莫里斯·威尔金斯，他知道我喜欢数学，尤其是傅立叶分析，于是就问道：‘你能不能确定螺旋结构对应什么类型的X射线模式？’我对他说，我认为我能做到这一点。于是，在回家的火车上，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很快就发现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的傅立叶分析工具就是贝塞尔函数。幸运的是，我以前在其他问题情境中就接触过贝塞尔函数，所以我知道它们是什么东西，它们不可能吓倒我。第二天，我就画出了一些贝塞尔函数的图形……它们与我们得到的X射线衍射图谱有显著的相似性。后来，我把这称为‘贝塞尔海滨’的波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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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对于这次剑桥大学之行，雷蒙德·戈斯林后来这样回忆道（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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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克给威尔金斯打了一个电话，说他和詹姆斯·沃森已经制作好了一个DNA螺旋模型，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到剑桥大学去看一看。带着些许诧异，我们从利物浦大街火车站出发，乘坐火车前往剑桥大学。整个旅途都非常安静，部分是因为莫里斯·威尔金斯和罗莎琳德·富兰克林之间的关系一向比较紧张，部分是因为我们担心卡文迪许实验室的这两个研究者如果取得了成功，我们的全部努力就会付诸流水。然而，在走进他们的实验室后，一看到他们的模型我们就放心了。富兰克林在评价时，使用了她在教学时常用的口头禅：‘你（们）错了，原因如下……’她列举了一大堆理由，否决了他们的理论。他们的错误在于把磷酸基团放在了设想的DNA结构的内部，他们认为这可以为不稳定的核苷酸链提供一个强大的中央核心（否则整个结构就会摇摇欲坠）。然而，我们的衍射图谱清晰地表明，作为整个结构中最重的X射线衍射体，磷酸基团必定位于某个分子的外侧，其半径大约为10埃，围绕着一个包含了核苷酸的其余组成部分的中心核。正如富兰克林所指出的，我们的实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水可以轻松自如地进出这个结构的内部（无论这个结构到底是怎样的都不会有任何不同）。” “这同时也证明了富兰克林的另一个观点：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去构建各种各样的原子模型，但都不能说明哪个模型最接近真理。如果威尔金斯能够退一步，让我们（富兰克林和我）继续测度衍射强度，继续进行缓慢、艰难的计算，那么最终‘数据将开口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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