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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托马斯·皮格·斯特兰韦斯（Thomas Pigg Strangeways）于1905年创办了一家研究型医院，并于1912年创办了斯特兰韦斯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建筑被有意地设计为住宅的形式，以便在实验室陷入资金困境时转为住宅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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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在阿瑟·休斯（Arthur Hughes）担任主任的斯特兰韦斯实验室，克里克研究过细胞质的粘度。在组织培养液中的细胞会捕获铁颗粒，而用磁体可以使这些铁颗粒在细胞质里面移动。克里克在《实验细胞研究》上发表了两篇论文，一篇是与休斯合作的实验研究，另一篇是他本人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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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在听说克里克将会从事蛋白质结构研究后，希尔给他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希尔安慰自己说：“……与确实知道生命物质的性质是什么的人在一起是一件好事。”克里克在佩鲁茨的指导下进行的研究，是试图对含水量不同的各种结晶体用X射线技术进行分析，以此来搞清楚血红蛋白的结构。他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X射线衍射：多肽和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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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布拉格爵士将克里克视为希尔的“门生”。在一封写给希尔的信中（日期为1952年1月18日），布拉格爵士表达了他对克里克的担忧：“我很担心他（克里克）……我担心的是，我们几乎不可能让他定下心来安安静静完成任何工作。我怀疑他是否已经准备了足够的材料去申请博士学位……他本来应该在今年获得博士学位……我想采取一些措施，帮助他走上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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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弗拉基米尔·范德是一位捷克的晶体学家，他后来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月球物质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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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科克伦之所以不愿提出螺旋理论，是因为他“……确信不可能用X射线衍射的方法确定蛋白质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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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克里克和前妻多琳·多德（Dorren Dodd）1940年2月18日结婚，当年12月，他们的儿子迈克尔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里克大多数时间都留在哈文特的军方机构里，与家人分隔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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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后来，在评论沃森的《双螺旋》手稿时，克里克这样写道：“我一直认为政治这件事很无趣，当然，对那些消息灵通的局内人来说是另一回事。因此，我们从未订过任何一种日报，你在早餐时当然也就看不到《泰晤士报》了。”（摘自1966年3月31日克里克写给沃森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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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根据《牛津英语词典》，“宝贝”（“popsy”）是对年轻女孩的昵称，它最早出现于1862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可爱少女与馅饼》（Pippins＆Pies）的童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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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对一个漂亮女子会对克里克产生的影响，奥迪尔曾经这样描述过：“她一出现，就令克里克语无伦次。他竭尽全力想引起她的注意，这个想法压倒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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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后来，科克伦写道：“实验证据并非来自佩鲁茨的血红蛋白照片。”事实是，在那之前，布拉格爵士曾经给过科克伦一些聚谷氨酸甲酯晶体，科克伦利用它们拍摄了一些照片，得出了可以检验自己和克里克计算结果的实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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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后来，克里克给沃森写过一封信，否定了《双螺旋》里提到的这个细节，他说，那天晚上没有女人出席品酒会这一事实根本无关宏旨：“我清楚地记得，我是在完成了基本计算之后才去参加那个品洒会的。因此，你说女人不在场我就会有好运，这个结论根本没有事实根据。”（摘自克里克于1966年3月31日写给沃森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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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富兰克林讲演的前一天，沃森在写给他父母的一封信中，谈到了他那个时期的时间安排，其中也包括参加富兰克林的研讨会这件事：“星期六晚上，我到三一学院参加了一个相当出色的派对，直到星期日我才完全摆脱了参加派对的那种感觉。昨天晚上，我到布拉格教授家里参加聚会，喝了一些雪利酒；后来又到国王学院听了一个人类遗传学讲座。明天我会去伦敦，听伦敦国王学院的一个研究者讲核酸。星期四，我还打算听两个不同的生物化学方面的讲座。下星期一，我可能会与我们实验室的其他人一起去牛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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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虽然罗莎琳德·富兰克林给沃森留下了非常糟糕的第一印象，但是其他证据表明，她绝非总是如此。从照片来看，她在法国时显然要快乐得多。即便是到了伦敦国王学院之后，其他人也能够看到她除了好斗和不快乐之外的另一面：她是一个成熟稳重、衣着得体的同事。2010年，当年正在伦敦国王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雷蒙德·戈斯林在接受BBC四频道《今天》（Today）节目的采访时说道：“他（沃森）从未看到过富兰克林与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出去约会的情景。富兰克林其实有着非常丰富的社交活动，而且比我们其他人都高出一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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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上图是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实验记录的一部分。她当时正在做关于“发胀”的DNA的实验。在1951年12月完成的类似实验中，她分析了各种不同湿度的DNA，发现DNA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干的”（A型），另一种“湿的”（B型），这一区分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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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对自己在伦敦国王学院的同事确实没有太大热情。她在1952年3月1日写给朋友安妮·塞尔的一封信中直言不讳地写道：“这些年轻人大多都是相当不错的，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是特别突出的。在比较资深的研究人员中，有一两个人也挺好，与他们相处非常愉快，但是仅限于研究工作上，他们只是希望别人不会觉得不舒服。其他中层和高层都明显表现出了排斥的态度，而决定这里的总基调的正是这些人。我有自己的计划，所以我几乎不与他们打什么交道，这样有些事情会好办一些，但是我在这里的日子就变得特别乏味了。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在这里找不出一个拥有一流头脑的人，甚至连头脑较好的人也找不到，因此我找不到可以讨论问题的人，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其他方面。我非常希望能够为一个值得我尊重，并能够给我适当激励的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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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直到1955年，著名遗传学家达林顿（C.D.Darlington）仍然这样写道：“根据沃森和克里克的研究，DNA通常是以双链核苷酸序列的形式存在于染色体内，如果将每一条链与另一条链分开的话，其中一条链能够作为另一条链组装时的模板。从这一点来看，DNA似乎是一个自给自足的遗传结构，而蛋白质至少从机制上看处于下级结构。但是很明显，我们并不需要采取这样一种极端的观点：平等和对等是可以想象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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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许多著名科学家都会定期参加电台和报纸组织的讨论会，探讨社会、政治和思想问题。例如，朱利安·赫胥黎就是BBC电台（以及后来的BBC电视台）《智囊》节目的常客。在这个节目中，学者们组成一个小组，就听众（观众）提出的问题展开辩论。又如，约翰·伯顿·桑德森·霍尔丹（J.B.S.Haldane）也在《工人日报》上开设了专栏。而伯纳尔（J.D.Bernal）也撰写了许多面向大众的文章和通俗著作，涉及政治和科学领域的众多主题，其中也包括生命的起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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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在沃森和克里克来牛津大学拜访霍奇金的那个时候，霍奇金已经花了整整15年的时间研究胰岛素的结构了，后来，她差不多又花了15年（直到1969年），才最终确定了胰岛素的结构，不过在那之前，她已经因为解决其他重要大分子的结构问题，如盘尼西林和维生素B#2#，于1964年获得了诺贝尔奖。她的导师（及某个时期的情人）是绰号“圣人”的伯纳尔，当时他们两人有着相同的政治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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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克里克对沃森转述的研究内容非常失望，“……部分是因为，由于沃森误解了富兰克林所用的结晶学术语……例如，沃森将‘非对称单元’（asymmetric unit）和‘晶胞’（unit cell）混淆了起来”。克里克也知道，沃森收集的DNA含水量数据明显太低了，而众所周知，纳离子是高度水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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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布拉格爵士等人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刊》上的论文，讨论了多肽的构型问题。他们走入了死胡同，因为他们假设每个转角的肽单元数量必须是整数。此外，他们的模型中也没有包含“肽键是平面型的”这个关键性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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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951年7月，卡文迪许实验室举行了一个题为“疯狂探索”（what mad pursuit）的研讨会，在会上，克里克否定了他的同事们提出的用来解决血红蛋白结构的大部分方法。在他后来出版的同名回忆录中，克里克说，他的所作所为“令布拉格怒不可遏。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新人，竟然告诉实验室里这些经验丰富的X射线结晶学家，他们在做的事情基本上不可能获得任何有用的结果，包括布拉格本人在内。X射线结晶学这个领域是布拉格本人开创的，他已经在它的最前沿耕耘了将近40年之久。虽然我对这个领域很了解，我本人也确实比较唠叨，但这些事实对平息布拉格的怒火并没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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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化学键的本质》一书第一版于1939年面世，它有史以来第一次将量子力学思想综合进了对化学键的研究当中。甫一面世，就成为经典书目，不但被圈内的科学家广泛引用，而且被许多大学用作高层次化学课程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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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沃森对米奇森及其家族成员的印象很好。回到剑桥大学当天，他就给妹妹写信“报告”了这次见面的情况（1951年11月28日）：“今天，我在牛津大学过了一个非常开心的周末。我与玛格达伦学院的一位年轻的动物学家一起喝了茶，我们聊得很投机。我这位新朋友是霍尔丹的侄子，他几乎和他声名卓著的叔叔一样聪明。他的母亲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小说家，父亲是一名工党议员。很显然，他们家族非常富有。他们在苏格兰有一间很大的别墅，我可能会接受他们的邀请去那里过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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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沃森在写给德尔布吕克的一封信中，也说自己想成为一名牛津大学的教授（1951年12月9日）：“在牛津大学，我参观了玛格达伦学院，在教授公用休息厅吃了一餐饭；那里有一个规矩，吃早餐时任何人都不能说话。正餐结束后，我在‘高桌’上喝了波尔多葡萄酒，这种经历很难用笔墨描述，但是我确实非常希望成为其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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