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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克里克与克莱塞尔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结识的，当时他们两人都在为英国海军部从事秘密工作。像克里克一样，克莱塞尔也是一个思维敏捷且风格尖锐激烈的辩论家，他们两人对模糊不清的观点都同样毫不留情，也从来没有耐心在批评时表现得彬彬有礼（“会不会是这样：有些人之所以愚蠢，是因为他们总是很客气；而有些人之所以总是很客气，是因为他们原本就很愚蠢？”）。克莱塞尔是默多克的多年好友，同时也是维特根斯坦很器重的学生。无论是在私人生活中，还是在学术探索中，克莱塞尔一直都在鼓励克里克，他们两人的深厚友谊维持了半个多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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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肯德鲁是在1948年与伊丽莎白结婚的，伊丽沙白是肯德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一位密友的遗孀。伊丽莎白本人也是一位物理学家。他们在1956年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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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沃森借鉴了斯文·弗尔伯格对胞嘧啶核苷结构的研究。1949年，弗尔伯格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质量较高的论文。弗尔伯格是一位挪威的物理化学家，曾经在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的伯纳尔实验室工作过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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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克里克读的这本小说是玛格丽特·布拉德（Margaret Bullard）著，哈米什·汉密尔顿出版社1952年出版的《天堂中的鲈鱼》（A Perch in Paradise）。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也非常喜欢这本小说。1952年4月10日，在写给布拉德的一封信中，罗素这样写道：“如果剑桥真的如你所说的那样，那么它肯定会成为一个更加有趣的地方。我的本科就是在剑桥大学读的，那还是在19世纪90年代初。在那个时代，我们都是严格的禁欲主义者，与你小说中的角色完全不同。无论如何，我认为你的小说很有意思，阅读它是一个愉快的经历。我希望它能够成为剑桥生活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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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直布罗陀巨岩是一块“海角石”，它有约430米高，位于西班牙的边界，守护着地中海入口。自1713年《乌得勒支条约》签订以来，它就落入了英国之手。尽管直布罗陀巨岩屡遭围攻，但是它从未易主，因此在这里借用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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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伊弗雷姆·埃西格是一位伊朗裔经济学家，他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忠实追随者。当时，伊弗雷姆·埃西格正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的论文的主题是货币理论史。后来，他成了牛津大学瓦德汉学院的教师，在那之前，他先到联合国工作了一段时间。他结婚非常迟——直到74岁才结婚。根据他的讣告，他曾经是“一个有很多女朋友的不知悔改的男子”。结婚6年之后他就去世了，享年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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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这是克里克在富兰克林的研讨会举行后不久写的一份备忘录的第一页，它列出了沃森和他自己接下来设计DNA结构时的指导原则。与富兰克林的观点相反（她认为实验数据才是最重要的），他们将会尝试“结合最低限度的实验事实”，不过，克里克同时也承认“某些结果对我们有所启发”。克里克强调，必须注意不要轻易否定一个模型，“因为有些困难到了后面的阶段将会自动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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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亚历山大·托德于1929年到德国法兰克福从事研究，攻读博士学位，他在自传中描述了一场曾经参加过的决斗。那是在某天的凌晨5点，他们进行决斗的目标是在对手脸上造成一个伤口。决斗结束后，所有参加决斗以及见证决斗的人一起来到附近的一家小酒馆，“大喝特喝啤酒，尽管当时还是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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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0年后，在回忆起如何提出自己的螺旋衍射理论时，斯托克斯是这样描述的：“……莫里斯·威尔金斯，他知道我喜欢数学，尤其是傅立叶分析，于是就问道：‘你能不能确定螺旋结构对应什么类型的X射线模式？’我对他说，我认为我能做到这一点。于是，在回家的火车上，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很快就发现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的傅立叶分析工具就是贝塞尔函数。幸运的是，我以前在其他问题情境中就接触过贝塞尔函数，所以我知道它们是什么东西，它们不可能吓倒我。第二天，我就画出了一些贝塞尔函数的图形……它们与我们得到的X射线衍射图谱有显著的相似性。后来，我把这称为‘贝塞尔海滨’的波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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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对于这次剑桥大学之行，雷蒙德·戈斯林后来这样回忆道（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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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克给威尔金斯打了一个电话，说他和詹姆斯·沃森已经制作好了一个DNA螺旋模型，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到剑桥大学去看一看。带着些许诧异，我们从利物浦大街火车站出发，乘坐火车前往剑桥大学。整个旅途都非常安静，部分是因为莫里斯·威尔金斯和罗莎琳德·富兰克林之间的关系一向比较紧张，部分是因为我们担心卡文迪许实验室的这两个研究者如果取得了成功，我们的全部努力就会付诸流水。然而，在走进他们的实验室后，一看到他们的模型我们就放心了。富兰克林在评价时，使用了她在教学时常用的口头禅：‘你（们）错了，原因如下……’她列举了一大堆理由，否决了他们的理论。他们的错误在于把磷酸基团放在了设想的DNA结构的内部，他们认为这可以为不稳定的核苷酸链提供一个强大的中央核心（否则整个结构就会摇摇欲坠）。然而，我们的衍射图谱清晰地表明，作为整个结构中最重的X射线衍射体，磷酸基团必定位于某个分子的外侧，其半径大约为10埃，围绕着一个包含了核苷酸的其余组成部分的中心核。正如富兰克林所指出的，我们的实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水可以轻松自如地进出这个结构的内部（无论这个结构到底是怎样的都不会有任何不同）。” “这同时也证明了富兰克林的另一个观点：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去构建各种各样的原子模型，但都不能说明哪个模型最接近真理。如果威尔金斯能够退一步，让我们（富兰克林和我）继续测度衍射强度，继续进行缓慢、艰难的计算，那么最终‘数据将开口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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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克里克和威尔金斯在通信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这些信件不仅谈及了这个插曲，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克里克和威尔金斯两人的个性。请参阅下页引用的他们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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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沃森对布拉格教授对这些“肥皂泡”的兴趣的轻蔑评价是有失偏颇的。1947年，布拉格教授和约翰·奈伊（John Ney）证明，液体表面的气泡挤在一起形成紧密的“泡筏”后，会表现出与金属原子相似的行为性质。“泡筏”模型引导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例如，在分子动力学中，它可以被用来进行原子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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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夹具是一种模板，可以用来复制完全相同的物件。在沃森和克里克被迫中止DNA研究之前，他们已经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制成了四大碱基的准确模型，这些就是“夹具”，可以用来快速地复制出更多的碱基。后来，威尔金斯这样写道：“沃森和克里克愿意把他们制作好的夹具送给我们，这是加快科学研究进展的合作精神的一个极佳范例。”可惜的是，富兰克林却对它们的作用表示了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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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克里克当时在研究α-螺旋的卷曲螺旋结构（即所谓的“卷曲螺旋”），但是这项工作后来又使他卷入了另一场关于科学发现优先权的纷争。这场纷争发生在他与莱纳斯·鲍林之间，而且争执的热度还要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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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在沃森写给他妹妹伊丽莎白的这封信中，他解释了他们将以何种方式抵达布罗代尔。沃森将与米奇森和他妹妹瓦尔一起乘坐火车从伦敦出发，然后在格拉斯哥火车站与伊丽莎白会合（伊丽莎白乘飞机先期抵达普雷斯蒂克）。沃森在信中还手绘了一幅地图，标明了卡罗代尔的位置（相对于格拉斯哥和爱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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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本页这三张画全都出自温德姆·刘易斯之手。温德姆·刘易斯是一位画家、作家，他也是被称为“旋涡运动”的艺术思潮的创始人之一，同时还是文学杂志《爆炸》的主编（该杂志只在1914年至1915年间发行）。他最著名的小说是《塔尔和查德麦斯》（Tarr and The Childermass）。作为一位艺术家，他最出名的作品包括艾略特和伊迪丝·西特韦尔（Edith Sitwell）的肖像画。1935年，刘易斯为娜奥米·米奇森的《超越极限》一书绘制了插图。海明威对刘易斯的描述令人印象深刻：“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比他更厉害的人……在那顶黑帽子下面，是一双本该属于强奸未遂犯人的眼睛，我第一次看到它们就是这么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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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也是娜奥米·米奇森的朋友，她当时也在米奇森家中做客。在她的自传第二部《影中行》（Walking in the Shade）中，莱辛描述了她住在米奇森家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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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趣事：娜奥米让我邀请一个外表和性格都很难用言语形容的年轻科学家散步。她还说：‘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得让他说点什么，要不然他的舌头要彻底萎缩了。’这个年轻科学家的名字是詹姆斯·沃森。我们散步大概花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其间爬上了小山，走过了石桥，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在说话。我的天啊！一个男人总该知道如何让他的女伴轻松一点吧。散步终于结束了，我筋疲力尽，只希望快快逃开，就在这时，我终于听到了有人讲话的声音：‘问题是，你得知道，在这个世界里，能够与我说话的只有一个人。’我把这些说给了娜奥米听，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一句非常漂亮的话，尽管它出自一个年轻男子之口。不久之后，消息传来，他和弗朗西斯·克里克破解了DNA结构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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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回到剑桥大学后，沃森在1952年1月8日给他的父母写了一封信，报告了度假的经过，他还说：“米奇森一家人都可以说是极端个人主义者。因为我自己也是这种类型的人，所以我觉得他们都是很‘正常’的人，因此我在那里待得很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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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沃森仍然与米奇森一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九天后，即1952年1月17日，在写给妹妹的一封信中，沃森这样写道：“今天，我和默多克一起到三一学院参加了狂欢舞会。唉，我真是节操尽失，因为我竟然穿上了舞台服装。”1957年，在阿弗里安和洛娜喜结连理的婚礼上，沃森担任了伴郎。而且，沃森的《双螺旋》也是“献给娜奥米·米奇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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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此后，在奖学金问题上的争执仍在继续。卢里亚在给沃森的一封回信中谈到了他在奖学金上面临的困境，同时还提到了沃森身上越来越明显的“亲英倾向”以及沃森对奖学金委员会主席保罗·韦斯的厌恶：“至于保罗·韦斯，我可以认同你对他的看法，不过，我没有你那么浓重的‘英国范’，我会叫他‘该死的婊子养的（damn son-of-a-bitch）’而不会叫他‘该死的混蛋’（bloody bastard）。”（写于1952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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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在被禁止继续研究DNA结构后，沃森就“暂时”转向对烟草花叶病毒的研究了。在写给德尔布吕克的一封信中（1952年5月20日），他的无奈情绪表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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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我应该把绝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投入到对DNA结构的研究中去。但是，伦敦国王学院的那些人内部正斗得不可开交，目前并没有真正努力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曾经试图说服他们借鉴鲍林的方法构建模型。事实上，我们在这个冬天已经花了几个星期，试图建成一个可行的模型。然而，现在我们已经暂时停下来了，这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但如果伦敦国王学院的那些人继续什么都不做，我们将再次启动，争取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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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伯纳尔是一个左翼科学家团体中最直言不讳、最富争议性的一位，这个团体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直到20世纪50年代一直活跃在公共领域。伯纳尔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坚决支持李森科（Lysenko）的观点，即使在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政权的恐怖本质后，他的立场也没有动摇。1939年，伯纳尔写了一本非常有争议的书——《科学的社会功能》（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强调科学研究必须为所有社会阶层的利益，而不仅仅是精英阶层的利益服务。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伯纳尔致力于研究水的结构。但总体而言，他是一个丑闻缠身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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