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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此后，在奖学金问题上的争执仍在继续。卢里亚在给沃森的一封回信中谈到了他在奖学金上面临的困境，同时还提到了沃森身上越来越明显的“亲英倾向”以及沃森对奖学金委员会主席保罗·韦斯的厌恶：“至于保罗·韦斯，我可以认同你对他的看法，不过，我没有你那么浓重的‘英国范’，我会叫他‘该死的婊子养的（damn son-of-a-bitch）’而不会叫他‘该死的混蛋’（bloody bastard）。”（写于1952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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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在被禁止继续研究DNA结构后，沃森就“暂时”转向对烟草花叶病毒的研究了。在写给德尔布吕克的一封信中（1952年5月20日），他的无奈情绪表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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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我应该把绝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投入到对DNA结构的研究中去。但是，伦敦国王学院的那些人内部正斗得不可开交，目前并没有真正努力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曾经试图说服他们借鉴鲍林的方法构建模型。事实上，我们在这个冬天已经花了几个星期，试图建成一个可行的模型。然而，现在我们已经暂时停下来了，这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但如果伦敦国王学院的那些人继续什么都不做，我们将再次启动，争取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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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伯纳尔是一个左翼科学家团体中最直言不讳、最富争议性的一位，这个团体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直到20世纪50年代一直活跃在公共领域。伯纳尔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坚决支持李森科（Lysenko）的观点，即使在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政权的恐怖本质后，他的立场也没有动摇。1939年，伯纳尔写了一本非常有争议的书——《科学的社会功能》（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强调科学研究必须为所有社会阶层的利益，而不仅仅是精英阶层的利益服务。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伯纳尔致力于研究水的结构。但总体而言，他是一个丑闻缠身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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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施拉姆是一个病毒研究小组的成员，该小组由位于达勒姆的生物化学及生物学凯泽威廉研究院的部分研究人员组成。他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党）的成员，但是他的研究与德国的战争机器似乎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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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杰弗里·拉夫顿对诗歌有着满腔热情，他曾经参与主办剑桥大学的一份诗刊，名为《绿洲》（Oasis），出版时间很短（1951年至1952年），但一度很受欢迎。拉夫顿给布拉格爵士写过一封信，说《绿洲》诗刊的目的是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尤其是科学家，参与读诗。拉夫顿的父亲是F.J.W.拉夫顿（F.J.W.Roughton）教授，是三一学院的一位物理化学家，曾经担任约翰·肯德鲁的本科老师，并激励后者去研究蛋白质。拉夫顿的母亲是爱丽丝·拉夫顿（Alice Roughton），她是一位心理医生和医疗活动家，因主张让病人留在自己家里以免受“体制化”之害而出名。拉夫顿父母的家里经常举办各种聚会，沃森所说的只是其中一个。沃森还回忆说，在有一次聚会中，拉夫顿教授玩了“吃手绢”魔术。而在另一次聚会中，当他来到拉夫顿家里时，竟然发现大厅里有一匹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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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英国皇家学会主办的这个为期一天的研讨会后来于1952年5月1日举行。鲍林能否出席，对这个会议来说关系重大，正如阿斯特伯里所说：“在蛋白质领域，我们正处于突破的边缘，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们当前的一个紧迫任务就是，如何正确评价鲍林和科里提出的最新、最刺激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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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艾德威尔德机场所在地原本是一个高尔夫球场，“艾德威尔德”就是那个高尔夫球场的名字。1963年12月24日，该机场更名为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那一天是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满一个月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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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这是美国国务院护照处处长露丝·希普利（Ruth B.Shipley）于1952年2月14日写给鲍林的一封信。信中她称呼鲍林为“我亲爱的鲍林博士”，但是她还是否决了鲍林的护照申请，理由是“国务院认为您这次出国旅行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希普利从1928年开始执掌护照处，直到1955年，始终掌握着决定谁能够得到护照的全部权力。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总统形容她是一个“可人儿的食人魔”。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则说，她已经把护照处经营成了她的“护照王国”。1951年12月出版的《时代》杂志则称她是“美国政府中最无可指责、最不可动摇、最可怕和最受崇拜的职业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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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鲍林的护照被扣一事在大西洋两岸都激起了很多评论。例如，5月12日《洛杉矶先驱考察者报》发表评论，抨击了美国国务院的野蛮做法。英国皇家学会前主席罗伯特·鲁宾逊（Robert Robinson）爵士也于5月2日致信《洛杉矶时报》。也许是因为新闻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国务院不久之后就改变了决定，允许鲍林在那年夏天晚些时候出国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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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在1952年4月3日写给他妹妹的一封信中，沃森这样写道：“我刚刚从母亲那里获悉卢里亚不会来参加会议。虽然不知道具体原因，但我怀疑是护照出了问题。我很遗憾他来不了了，因为我希望和他讨论一下我对未来的计划。现在，我将不得不通过书信与他交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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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政府审查的左倾科学家并不限于鲍林和卢里亚，而且这样做的也不只有美国政府。威尔金斯就曾经被英国军情五处和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过。他们怀疑，9个来自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科学家中，有一个人泄露了原子弹的秘密，威尔金斯就是这9个嫌疑人之一，他们都曾经为曼哈顿计划服务过（见本书第2章）。该项调查始于1945年，直到1953年仍在进行。本页所附的材料表明，英国内政部曾授权检查威尔金斯的邮件，而且其效力适用于他搬家后的新地址。威尔金斯的电话通话也被窃听。最后的调查结果是，尽管有一个线人（大约在同样的时间）将威尔金斯称为“一条非常奇怪的鱼”，但是他更可能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非一个共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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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çois Jacob）也参加了这次在牛津大学举行的会议，当时他还是利沃夫的学生。雅各布在会议上遇到了沃森，后者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后来，在他的自传《偶像内心》（Statue Within）中，雅各布这样描述沃森：“他的衣着是独特的：衬衫没有系在裤子里，鼓着风；裤子破了，露出了膝盖；袜子则比他的左右脚踝还低。他若有所思、惶惑不安的神态和举止是独特的：他的眼睛总是鼓鼓的，嘴巴一直张着；他经常说一些很短促、很有气势的句子，中间穿插着‘啊！哎！’这样的语气词。他走进房间的姿态很独特，他的头总是摆来摆去，就像一只正在寻找最好看的母鸡的公鸡。他想找到房间内最杰出的科学家，然后挤到那边去。沃森真是尴尬和精明的奇妙混合体，或者说，生活上的幼稚和科学上的成熟神奇地融合到了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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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鲍登和皮里在20世纪20年代在剑桥大学初次相遇，此后，他们两人在位于英国哈彭登的洛桑实验站一起合作了很多年。他们首先合作研究了马铃薯X病毒，然后从1936年开始，又合作研究了烟草花叶病毒。他们两人与伯纳尔和范库肯合作，试图确定烟草花叶病毒的结构。他们也是最早证明病毒RNA存在的人。在弗朗索瓦·雅各布的自传中，他把参加这次会议的鲍登和皮里描述为“……两个老朋友，他们经常捉弄人、讲笑话，都喜欢卖弄形而上的警句，讲英语都非常快……使我出了一身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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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皮里对更加广泛的科学问题和社会问题产生了兴趣。本页引用的这张照片摄于1961年9月，当时皮里刚刚参加完核军备谈判，随后与普利斯特利（J.B.Priestly）等人一起离开了苏联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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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在奥斯瓦尔德·埃弗里阐明DNA可能是遗传物质之后，深受鼓舞的查加夫对DNA的化学成分进行了细致分析。不过后来，查加夫逐渐变成了一个尖刻的分子生物学批评者，例如，他曾写道：“分子生物学说到底，是由没有‘执照’的生物化学家搞出来的。”沃森的《双螺旋》出版后，查加夫更是写了一篇非常尖刻的书评，其具体内容请参阅本书附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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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查加夫1950年发表于《实验》杂志上的论文中的一张表。该表显示A：T和G：C这两个比率都约等于1。但是，查加夫仍不明白这些比率对DNA结构的重要意义，而且他也没有发现碱基配对（尽管他后来声称这是他的发现）。他对双螺旋模型的批评持续了很多年，直到1962年，他还这样写道：“现在，DNA已经成了一个神奇的名称，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魔法石，成了现代炼金术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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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克里克认识剑桥大学的许多科学家，远远超出了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圈子。在写给德尔布吕克的一封信中（1951年12月9日），沃森这样写道：“克里克非常有魅力，把剑桥大学最有前途的青年科学家全都吸引到了自己的周围，所以只要在他家里喝喝茶，我就可以联系上许多剑桥大学的科学家了，比如说宇宙学家邦迪、戈尔德和霍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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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这里所说的“完美的宇宙学法则”是稳恒态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描述了宇宙的性质，是由汤米·戈尔德、赫尔曼·邦迪（Herman Bondi）和弗雷德·霍伊尔（Fred Hoyle）一起提出的（他们三个是关系亲密的朋友）。根据稳恒态理论，宇宙在空间和时间上是均匀的、一成不变的。虽然宇宙正在膨胀（红移现象等宇宙学观测结果“要求”宇宙是膨胀的），但是，新的物质正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从而使宇宙保持不变。在他们之前，乔治·盖莫（George Gamow）提出了宇宙大爆炸理论，他认为宇宙是由一个“奇点事件”膨胀而来的。1965年，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被发现，宇宙大爆炸理论被大多数科学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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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盖莫和沃森创办了“RNA领带俱乐部”，这是一个由一群致力于破译遗传密码的科学家组成的团体。俱乐部的每个成员都有一个昵称（以某种氨基酸或核苷酸的名字来命名）、一个领带夹（上面刻有本人在俱乐部的昵称的缩写）和一条领带（上面印着“RNA”三个字母）。领带夹和领带是由盖莫设计，并由沃森亲自到洛杉矶找人定制的。本书第245页转载了盖莫戴着“RNA领带”的照片。另外，本书第248页还转载了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发给沃森的一封电报，上面的签名是“Gly”，那是费曼在“RNA领带俱乐部”的昵称“甘氨酸”的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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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帕斯夸尔·乔丹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曾经与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和马克斯·玻恩（Max Born）等人合作发表多篇重要的量子力学论文。他还热衷于将物理学的新发现应用于生物学领域：“自1900年以来，物理知识经历了大发展……这就自然要求不能将物理学的结果局限在物理学领域，而要扩展到有机生命科学的领域。”乔丹后来加入了纳粹党，并且成了一名冲锋队员（即“褐衫队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乔丹试图“去纳粹化”，但是马克斯·玻恩拒绝为他证明，相反，玻恩提交了一份被纳粹杀害的亲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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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在鲍林和德尔布吕克联名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这篇论文中，他们反对帕斯夸尔·乔丹提出的同样的分子相互吸引的观点，相反，他们认为“……在讨论分子之间的特定吸引力时，应该优先考虑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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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克里克和格里菲斯的这次讨论，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记录。不过，两年之后，克里克又请格里菲斯进行了类似的计算。格里菲斯给克里克写了一封信（1953年3月2日），里面有一张图，上面给出了他估算出来的腺嘌呤和鸟嘌呤中的原子间的偶极子力（dipole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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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对于这次会面，查加夫在后来回忆时也进行了生动描述。他说，克里克“……像一个走下坡路的赛车手……说话时不时发出假声，就像浑浊的激流偶尔闪现出一点点亮光”。至于沃森，“……虽然已经23岁了，但是显然还未发育成熟，经常咧着嘴，看上去很羞怯，其实相当狡猾。他很少说话，而且说不出什么重要的东西”。查加夫还告诉霍勒斯·贾德森，沃森和克里克“……说了很多次‘pitch’；我记得，我还为此专门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两个寻找螺旋的小贩（pitch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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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974年，查加夫在回忆往事时也谈到了这件事情：“不幸的是，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总是我做的一些琐事。我记得1952年于巴黎举行的国际生物化学大会，还有出席会议的那个年轻人的笨笨的脸。他令我想起了内斯特罗伊（Nestroy）的戏剧《恶神或流浪汉》（Lumpazivagabundus）中的皮匠学徒。当然，我当时绝不是要嘲讽他，我只是在寻找地方上厕所，可是无论我打开哪一扇门，里面总是一间教室，而且总是挂着红衣主教黎塞留的巨幅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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