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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还精心设计了金属材质的会徽（胸牌）。图中给出的是属于沃尔多·科恩（Waldo Cohn）的一枚会徽。科恩原先也是一位物理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参与研制原子弹，战后转入生物学领域。他发明了离子交换层析仪，可以用于核苷酸的分离。科恩对沃森评价甚高，他说沃森是“……美国唯一一个比较像样的核酸化学家”。（出自科恩于1954年1月4日写给德尔布吕克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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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鲍里斯·埃弗吕西1901年出生于莫斯科，他曾经与摩根一起在帕萨迪纳利用果蝇研究过遗传学。后来，他又与乔治·比德尔（George Beadle）合作进行了眼部色素沉着的遗传学研究，证实了“一个基因一种酶”的思想，比德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脉孢菌属进行了研究，最终获得了诺贝尔奖。鲍里斯和沃森都是发表在《自然》杂志上那封联名搞笑信的作者（参见本书第20章）。哈丽雅特·埃弗吕西是奥斯瓦尔德·埃弗里的学生，她是一位杰出的细菌遗传学家。她曾与沃森合作（1952—1953年）对转化生长因子的生理特性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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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在5月护照被扣后（参见本书第17章），鲍林在两个月后又重新获得了护照。这个戏剧性的反转可能是媒体大肆渲染导致的结果。但是从这份电报来看，鲍林在表明“从来没有加入过共产党”的宣誓书上签字，才是他重新拿到护照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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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威尔金斯在他的自传里描述了他前往巴西的原因：“……我接到了一个邀请，作为一个英国生物分子学家小组的成员访问巴西。根据计划，我们将参观实验室、举行关于生物分子领域重要进展的会议，以及参加其他活动。当然，总体目标是使巴西的科学研究‘活跃起来’。”但是，后来发生的一切似乎证明，反而是巴西使威尔金斯活跃了起来：“里约热内卢没有令我失望，这里有热舞、狂欢、游行、戏剧，还有快乐的音乐和自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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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在写给克里克的一封信中（1952年8月11日），沃森写道：“罗伊奥蒙特修道院本身是非常可爱的，也非常像剑桥大学的某个学院，因此它的总体氛围非常适合严肃的学术讨论，而巴黎不一样，那里有太多令人分心的东西了……利沃夫付出了很多心血，力图使这次会议显得很有文化气质……但是在各种场合，我都穿着短裤，而且没有把衬衫系到裤子里面，因此我可能是唯一一个异类。尽管我最近理了发，但是我的大多数朋友还是认为我的头发太长了，有人甚至恶作剧地把大半瓶维斯康蒂洗发水倒在了我的头发上，那可是很高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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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怀曼出生于波士顿一个警察世家，一生从事过多种职业，包括科学家和外交官。他曾经出任美国驻巴黎大使馆科学参赞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开罗办事处主任。在他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后，他就开始到处旅行，甚至曾经与日本人和阿拉斯加地区的因纽特人生活过一段时间。怀曼还用日记和水彩画将自己的日常生活记录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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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在写给克里克的一封信中（1952年8月11日），沃森说，关于彼得·鲍林到剑桥大学之后的生活，他给了艾娃·海伦一些建议：“从鲍林夫人的‘闲聊’中我了解到，彼得现在还没有安定下来，所以我们中间不会出现另一个像格林那样的年轻人。我给海伦的建议是只需要给彼得很少的生活费，那样就可以引导他过上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而我自己现在却正在逃避这种生活，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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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爱德华·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她的丈夫爱德华·德·罗斯柴尔德男爵于3年前去世。桑苏西别墅位于离罗伊奥蒙特修道院不远的古维约-尚蒂伊，是爱德华·德·罗斯柴尔德男爵于1906年建成的，那时他的父亲刚去世不久。桑苏西别墅里养了不少赛马，里面还住着一些骑师和工作人员。赛马是男爵父子两人的共同爱好。在她的丈夫去世后，男爵夫人经常来这里小住，直到1975年离世为止。自那之后，桑苏西别墅被改建成了一所烹饪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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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正如沃森寄给他妹妹的明信片所显示的，那年夏天，沃森走了非常多地方，法国的会议结束之后，他一直在旅行，直到9月才回到剑桥大学。他与肯德鲁和乔·贝尔塔尼（Joe Bertani）一起走了一程，拜访了埃弗吕西，还碰到了德尔布吕克。这一次，他走遍了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相关内容请参阅本书附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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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在那个时候，斯皮格尔曼正在研究细菌和酵母中的酶诱导，后来，他又转向了对RNA病毒及RNA复制的研究。他首次成功地分离出了RNA复制酶。斯皮格尔曼最著名的成果是他和本·霍尔（Ben Hall）一起开发了RNA-DNA杂交技术。这种技术首先是在溶液中实现的，然后他又与戴维·吉莱斯皮（David Gillespie）合作，在硝化纤维过滤器上实现了这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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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海斯在爱尔兰接受教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成了一名派驻印度的英国卫生官员。后来，他在哈默史密斯医院成立了细菌遗传学实验室，1957年该实验室转归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负责，并于1968年迁往爱丁堡。在细菌遗传学领域，除了在科学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之外，海斯还撰写了该领域最重要的教材之一的《细菌及其病毒的遗传》（1964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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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诺顿·津德（Norton Zinder）当时还是莱德伯格的研究生，对于莱德伯格在1951年于冷泉港举行的“基因和变异定量生物学研讨会”上的表现，津德是这样描述的：“莱德伯格从我们实验室带了一篇论文，我敢夸口，它的‘不可理解性’压倒了所有竞争对手。他一口气讲了六个多小时，我相信只有穆勒能勉强听懂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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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莱德伯格的“复杂无比、几近天书”的论文启发鲍里斯·埃弗吕西、乌尔斯·利奥波德（Urs Leopold）、沃森和琼·韦格尔合作写了一篇论“细菌遗传学术语”的短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但是《自然》杂志的编辑不知道的是，这是一个恶作剧。例如，他们在文中建议用“细菌间信息”（interbacterial information）来取代“转型”（transformation）。这篇短文的最后一句是故意用来泄露真相的，因为作者们建议“……未来必须认识到细菌层面控制论的潜在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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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对此，沃森在写给他妹妹的信中是这样说的（1952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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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我从帕兰扎回到剑桥大学后提出的这个理论很有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它完美地预测到了斯福尔扎近期得到的实验结果……接下来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实验要做，如果它也支持我的理论，那么我的理论将会非常完美。它将解决一个五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的导论，并将促使细菌遗传学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阶段……这将是超越乔舒亚·莱德伯格（威斯康星大学）的毕生成就的好机会——当然，乔舒亚的‘毕生’到目前为止还很短，因为他才28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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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威尔金斯后来给克里克写信说（1952年初）：“富兰克林虽然经常说狠话，但是一直没能真的把我怎么样。因为我重新安排了我的工作，现在我已经能够集中精力，不再受她的干扰和影响了。我上次与你见面时，情况还没有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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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在1952年5月20日，沃森给德尔布吕克写了一封信，描述了他的设想：“我已经安排好，在一个政府实验室里对纯净的噬菌体T4样品进行完整的阳离子分析，样品将由尼尔斯·杰尼从哥本哈根寄来。我希望在罗伊奥蒙特会议召开前得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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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克里克、鲍林和卷曲螺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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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杂志编辑为了“尽快发表”克里克关于卷曲螺旋的论文，将鲍林的论文延期发表，这使克里克卷入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鲍林的文章在1952年10月14日就寄到了《自然》杂志，而克里克的论文则是在一个星期之后才寄到的。而克里克的论文在11月22日就发表了，鲍林的论文却在六个星期后才发表，即1953年1月10日。据彼得·鲍林说，这是因为克里克和肯德鲁“……最终说服了布拉格爵士，让他写信给编辑把鲍林的文章挤了下去”。 后来，这件事又进一步复杂化了，因为克里克暗示，鲍林当初是从他（克里克）这里了解到了关于卷曲螺旋的思想——1952年夏天克里克和鲍林见面讨论过。听到了这个传闻之后，鲍林在1953年3月29日给佩鲁茨写了一封信这样说道：“我写这封信是想澄清我的立场。你得关注此事……有传闻说，你认为我关于角蛋白α-螺旋结构的思想得自于克里克，但我却没有对他表示致谢……事实是，克里克先生问我，我有没有设想过α-角蛋白的螺旋是彼此盘绕在一起的可能性。我对他的回答是……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新思想，不过我们还没有清楚地将这种卷曲螺旋结构揭示出来，而且在我看来，我们的方法（这在我们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论文中有很详细的描述）与克里克先生的方法有很大区别。如果我对那次在剑桥大学的讨论内容记忆有误的话，我很欢迎克里克先生告诉我。” 对此，克里克于1953年4月14日回应道：“……因此，当彼得告诉我们你也在研究卷曲螺旋时，我曾经把有关思想告诉你的这件事就传扬出去了。这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克里克证实，他们所采用的方法确实不同：“……对于我来说，没有理由认为两者完全一样，这是显而易见的。具体来说，你的模型是一个确定性模型，而我的不是，更加重要的是你还提出了导致卷曲的不同原因。”不过，克里克又补充道：“从事后结果来看，我认为如果你事先让我知道你正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写论文，情况就会好很多，因为那样的话，我就有机会同时提出我的想法了。无论如何，正如事实已经证明的，加州理工学院和卡文迪许实验室之间的沟通非常有效，这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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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1949年，欧文·朗缪尔（Irving Langm-uir）问著名X射线结晶学家戴维·哈克，如果有100万美元，他会用来研究什么？哈克的回应是，他会用10年时间（和这笔钱）来搞清楚蛋白质的结构。朗缪尔真的从各大基金会筹集到了100万美元。1950年，哈克在布鲁克林理工学院启动了蛋白质结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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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海斯的实验室位于伦敦医学研究生院，即后来著名的皇家医学研究生院，建在伦敦西部的哈默史密斯医院的原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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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事实上，富兰克林也非常想离开伦敦国王学院，她心情的迫切程度不亚于威尔金斯希望她离开的心情。下面这两封信分别是富兰克林写给她的密友安妮·塞尔和她未来的老板伯纳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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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3月，富兰克林给她的朋友安妮·塞尔和大卫·塞尔（David Sayre）写信，谈到了她在伦敦国王学院的处境：“暑假结束回到国王学院后，我与威尔金斯之间的恶劣关系发展到了危机边缘，我恨不得一步就跨到巴黎来。从那时起，我们就约定各走各路、互不干涉，这样工作才得以继续下去——事实上，进展还真的可以说相当不错。1月份我回到巴黎停留了一个星期，真想一走了之，再也不要回到国王学院去。后来，维托里奥开导了我，使我觉得就此退缩不太明智。无论如何，自暴自弃都是不可以的。于是我去找了伯纳尔，他说他认识我，见到我很高兴，并给了我一个希望，说有朝一日希望我可以加入他的研究团队……不管别人对这个人有什么看法，我认为他是一个杰出的、善于鼓舞人心的人，我愿意在他手下工作。” 安妮·塞尔对富兰克林在伦敦国王学院的处境很同情，3月8日，她给富兰克林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如果你在国王学院杀了人，我将会第一时间飞到伦敦当你的人格证人，我将发誓说你是正当杀人。”但是，对于富兰克林去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工作的想法，安妮·塞尔持保留意见：“你知道，我一贯充满激情地反对伯纳尔，这种感情是真实的，所以我不看好你加入他的团队的计划。”不过，这个计划还是被执行了，富兰克林在6月2日从南斯拉夫给安妮·塞尔写信说：“我又与伯纳尔见了一面，只要兰德尔表示同意，我随时都可以到他那里去。但是我认为在出来度假前的一个月与兰德尔谈这件事情，从‘政治’角度来看很糟糕，因此我将把这种快乐保留到回去之后。”回到国王学院后，她就将离开的决定告诉了兰德尔，下面这封写给伯纳尔的信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亲爱的伯纳尔教授： 很抱歉，这么久之后才告诉您我的决定，因为我离开伦敦的时间比我原先预计的长很多。 现在，我已经和兰德尔教授讨论过我加入您的实验室的计划了，我还向奖学金委员会提出申请，请他们同意把我的特纳-纽沃尔奖学金一并转过来。兰德尔教授表示，他不反对我这样做。 我希望您会同意这样的安排。如果您同意的话，请您告诉我，我什么时间过来合适？以便进一步讨论有关的细节。 最真挚的 罗莎琳德·富兰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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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克莱尔学院是剑桥大学第二古老的学院，始建于1326年，在弗雷迪·古特弗罗因德（Freddie Gutfreund）拍摄的那张著名的照片中（《沃森和克里克在国王学院的后院散步》），可以看到国王学院礼拜堂和克莱尔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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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0月8日，沃森在写给他妹妹的信中说：“我现在住在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里，我非常喜欢它。我的房间大得令我惊喜，但是显得有些暮气沉沉，幸运的是，在奥迪尔的帮助下，它开始变得有生气起来了。”10月18日，沃森又给他妹妹写信说：“……克莱尔学院的饭菜仍然无法下咽，因此我经常在国际英语口语联盟（English Speaking Union）那里吃饭。我还在我的宿舍里放了不少食物，因为每天晚上12点左右，我都会觉得非常饿。而且令我惊讶的是，我竟然还可以在宿舍里煮茶。”沃森对克莱尔学院一直很有感情，2005年，他还向克莱尔学院捐赠了查尔斯·詹克斯雕塑的双螺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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