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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威尔金斯后来给克里克写信说（1952年初）：“富兰克林虽然经常说狠话，但是一直没能真的把我怎么样。因为我重新安排了我的工作，现在我已经能够集中精力，不再受她的干扰和影响了。我上次与你见面时，情况还没有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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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在1952年5月20日，沃森给德尔布吕克写了一封信，描述了他的设想：“我已经安排好，在一个政府实验室里对纯净的噬菌体T4样品进行完整的阳离子分析，样品将由尼尔斯·杰尼从哥本哈根寄来。我希望在罗伊奥蒙特会议召开前得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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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克里克、鲍林和卷曲螺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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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杂志编辑为了“尽快发表”克里克关于卷曲螺旋的论文，将鲍林的论文延期发表，这使克里克卷入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鲍林的文章在1952年10月14日就寄到了《自然》杂志，而克里克的论文则是在一个星期之后才寄到的。而克里克的论文在11月22日就发表了，鲍林的论文却在六个星期后才发表，即1953年1月10日。据彼得·鲍林说，这是因为克里克和肯德鲁“……最终说服了布拉格爵士，让他写信给编辑把鲍林的文章挤了下去”。 后来，这件事又进一步复杂化了，因为克里克暗示，鲍林当初是从他（克里克）这里了解到了关于卷曲螺旋的思想——1952年夏天克里克和鲍林见面讨论过。听到了这个传闻之后，鲍林在1953年3月29日给佩鲁茨写了一封信这样说道：“我写这封信是想澄清我的立场。你得关注此事……有传闻说，你认为我关于角蛋白α-螺旋结构的思想得自于克里克，但我却没有对他表示致谢……事实是，克里克先生问我，我有没有设想过α-角蛋白的螺旋是彼此盘绕在一起的可能性。我对他的回答是……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新思想，不过我们还没有清楚地将这种卷曲螺旋结构揭示出来，而且在我看来，我们的方法（这在我们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论文中有很详细的描述）与克里克先生的方法有很大区别。如果我对那次在剑桥大学的讨论内容记忆有误的话，我很欢迎克里克先生告诉我。” 对此，克里克于1953年4月14日回应道：“……因此，当彼得告诉我们你也在研究卷曲螺旋时，我曾经把有关思想告诉你的这件事就传扬出去了。这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克里克证实，他们所采用的方法确实不同：“……对于我来说，没有理由认为两者完全一样，这是显而易见的。具体来说，你的模型是一个确定性模型，而我的不是，更加重要的是你还提出了导致卷曲的不同原因。”不过，克里克又补充道：“从事后结果来看，我认为如果你事先让我知道你正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写论文，情况就会好很多，因为那样的话，我就有机会同时提出我的想法了。无论如何，正如事实已经证明的，加州理工学院和卡文迪许实验室之间的沟通非常有效，这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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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1949年，欧文·朗缪尔（Irving Langm-uir）问著名X射线结晶学家戴维·哈克，如果有100万美元，他会用来研究什么？哈克的回应是，他会用10年时间（和这笔钱）来搞清楚蛋白质的结构。朗缪尔真的从各大基金会筹集到了100万美元。1950年，哈克在布鲁克林理工学院启动了蛋白质结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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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海斯的实验室位于伦敦医学研究生院，即后来著名的皇家医学研究生院，建在伦敦西部的哈默史密斯医院的原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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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事实上，富兰克林也非常想离开伦敦国王学院，她心情的迫切程度不亚于威尔金斯希望她离开的心情。下面这两封信分别是富兰克林写给她的密友安妮·塞尔和她未来的老板伯纳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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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3月，富兰克林给她的朋友安妮·塞尔和大卫·塞尔（David Sayre）写信，谈到了她在伦敦国王学院的处境：“暑假结束回到国王学院后，我与威尔金斯之间的恶劣关系发展到了危机边缘，我恨不得一步就跨到巴黎来。从那时起，我们就约定各走各路、互不干涉，这样工作才得以继续下去——事实上，进展还真的可以说相当不错。1月份我回到巴黎停留了一个星期，真想一走了之，再也不要回到国王学院去。后来，维托里奥开导了我，使我觉得就此退缩不太明智。无论如何，自暴自弃都是不可以的。于是我去找了伯纳尔，他说他认识我，见到我很高兴，并给了我一个希望，说有朝一日希望我可以加入他的研究团队……不管别人对这个人有什么看法，我认为他是一个杰出的、善于鼓舞人心的人，我愿意在他手下工作。” 安妮·塞尔对富兰克林在伦敦国王学院的处境很同情，3月8日，她给富兰克林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如果你在国王学院杀了人，我将会第一时间飞到伦敦当你的人格证人，我将发誓说你是正当杀人。”但是，对于富兰克林去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工作的想法，安妮·塞尔持保留意见：“你知道，我一贯充满激情地反对伯纳尔，这种感情是真实的，所以我不看好你加入他的团队的计划。”不过，这个计划还是被执行了，富兰克林在6月2日从南斯拉夫给安妮·塞尔写信说：“我又与伯纳尔见了一面，只要兰德尔表示同意，我随时都可以到他那里去。但是我认为在出来度假前的一个月与兰德尔谈这件事情，从‘政治’角度来看很糟糕，因此我将把这种快乐保留到回去之后。”回到国王学院后，她就将离开的决定告诉了兰德尔，下面这封写给伯纳尔的信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亲爱的伯纳尔教授： 很抱歉，这么久之后才告诉您我的决定，因为我离开伦敦的时间比我原先预计的长很多。 现在，我已经和兰德尔教授讨论过我加入您的实验室的计划了，我还向奖学金委员会提出申请，请他们同意把我的特纳-纽沃尔奖学金一并转过来。兰德尔教授表示，他不反对我这样做。 我希望您会同意这样的安排。如果您同意的话，请您告诉我，我什么时间过来合适？以便进一步讨论有关的细节。 最真挚的 罗莎琳德·富兰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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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克莱尔学院是剑桥大学第二古老的学院，始建于1326年，在弗雷迪·古特弗罗因德（Freddie Gutfreund）拍摄的那张著名的照片中（《沃森和克里克在国王学院的后院散步》），可以看到国王学院礼拜堂和克莱尔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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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0月8日，沃森在写给他妹妹的信中说：“我现在住在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里，我非常喜欢它。我的房间大得令我惊喜，但是显得有些暮气沉沉，幸运的是，在奥迪尔的帮助下，它开始变得有生气起来了。”10月18日，沃森又给他妹妹写信说：“……克莱尔学院的饭菜仍然无法下咽，因此我经常在国际英语口语联盟（English Speaking Union）那里吃饭。我还在我的宿舍里放了不少食物，因为每天晚上12点左右，我都会觉得非常饿。而且令我惊讶的是，我竟然还可以在宿舍里煮茶。”沃森对克莱尔学院一直很有感情，2005年，他还向克莱尔学院捐赠了查尔斯·詹克斯雕塑的双螺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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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丹尼斯·威尔金森后来成了牛津大学实验物理学教授，并于1974年被授予爵士爵位。他还是“威尔金森模拟数字转换器”的设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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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尼克·哈蒙德是一名研究古希腊的学者，他因对亚历山大大帝的研究而闻名于世。他对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的历史和地理非常熟悉，通晓多国语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蒙德的这些才能为盟军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英国特别行动处，直接参与了许多敌后破坏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重返学术界。20世纪50年代初，他在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担任高级导师，并在那里遇到了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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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为沃森看胃病的“当地医生”爱德华·贝文（Edward Bavan）是一位狂热的划艇爱好者，当时他还在执教大学队，并且还作为英国无舵手四人艇中的一员，在1928年奥运会上赢得了金牌。值得指出的是，确诊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患了前列腺癌并为他治疗的也是这位贝文医生，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月，维特根斯坦这位大哲学家甚至搬进了贝文位于斯托里路（Storey Way）的家里，并于1951年4月在那里去世。那是沃森来剑桥大学半年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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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1951年12月9日，在写给德尔布吕克的一封信中，沃森悲哀地谈到了在剑桥大学找到活泼的女性伴侣的困难：“毫无疑问，你肯定能够料到，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女性人数很少，要想找到一个漂亮可爱的女伴实在是不得不费尽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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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沃森后来真的去上法语课了，而且他经常在1952年最后几个月写给他妹妹的信中提到此事。在10月8日，沃森在信中说：“我已经开始跟着那位著名的卡米尔·普赖尔夫人学习法语了。她经营着一家面向欧洲大陆各国年轻女孩的‘高级供膳宿舍’，她们不但赏心悦目而且能够帮助我学习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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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米尔·普赖尔夫人在剑桥戏剧界声名卓著，人们将她描述为一个“各种各样的戏剧和音乐剧……的不知疲倦的制片人”。其中又以她本人每年都要亲自登台表演的历史剧最负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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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鲍林在1952年11月花了很多时间思考DNA结构，这里给出了他那段时间留下的笔记中的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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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页笔记中（之一）鲍林声称：“我们很可能可以得到一种三链结构！”他在第二页笔记中画出的图形与发表的论文中的插图非常相似（请参阅本书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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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在收到这封信后，彼得·鲍林在1月13日给他父亲写了一封回信。在信中，彼得说自己想要他父亲的论文的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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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得到您的论文的复印件。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的那帮家伙也想要一份。他们都非常感兴趣。几个月前，科里给多纳休（Donahue）还是别的什么人写了一封信，说‘我们’正在写另一篇论文……‘我们’是被包括在引号中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跟你讲这些事情：他们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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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除了给彼得写了信之外，鲍林也于12月31日写信给兰德尔，告诉他自己发现了一个新结构，但是没有向兰德尔透露更多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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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假期，科里教授和我都特别高兴。最近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研究核酸的结构问题，并且已经发现了一个结构——我们认为它很可能就是核酸的结构。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核酸分子有一个且只有一个稳定的结构。我们关于这一问题的第一篇论文已经投稿出去即将发表了。” 鲍林在写给兰德尔的信中还提到，鲍林的实验室也在拍摄X射线衍射照片。做这项工作的是亚历克斯·里奇。本页转载了奥迪尔·克里克、休·赫胥黎和里奇在“葡萄牙地”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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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帕萨迪纳是加州理工学院所在地，1927年到1964年期间，鲍林一直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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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关于即将转换工作一事，富兰克林在1953年3月10日写信告诉了她的朋友阿德里安娜·威尔（Adrienne Weill）：“从下个星期开始，我就会到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工作了。这件事已经推迟了很多次，第一次是在秋季，有整整一个月，我因为患了流感和忙于其他事情无暇顾及。在那之后，我本来以为再多做一个月的实验就会得到更多的结果，可是天不遂人愿。现在，我为了尽早离开伦敦国王学院，不得不放弃未完成的研究项目……我不能再推迟了。从实验室的条件来说，我真可以说是从皇宫搬到了贫民窟，但是我很确信，在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我将会开心得多。”到了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后，富兰克林确实变得更快乐了，但是安妮·塞尔所担心的那些东西也应验了。1953年12月，富兰克林写信给塞尔，暗指伯纳尔同情共产主义：“与国王学院相比，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要好得多，因为不可能有比国王学院更糟糕的地方了。但是，伯纳尔的研究团队也有一些很明显的缺点，他们思想很狭隘，那些不是党员的研究人员会面临很多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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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兰德尔于1953年4月17日写信给富兰克林，提醒她离开国王学院，加盟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后不得继续从事DNA研究。一个科学家离开原来的实验室，进入一个新的实验室后就要放弃原本的研究项目，这种情况实属常见，但是兰德尔这封信的语气还是显得过于专横了些，有失学者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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